說在前麵
很多朋友都勸我什麽都不要再寫了，讓時間來證明。明白你的人，終歸是明白的。但是，我是洞悉人性的。就算時間過去了，那些潑在我身上的汙垢，其實還是留在這世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而那幾個仇恨我的人，依然會用各種卑劣的方式發泄他們的仇恨。所以我想，這世上如果沒有我自己的一份詳細說明，或許那些肮髒的東西，就會成為永遠的痕跡。
我不願意這塊汙垢貼在自己身上。所以，無論人們聽，或是不聽，我能說明的，我盡可能在此明說。正是有了這樣的想法，我從前天起，將微博評論隻留給我關注的人。我要減少那些喧囂，安靜地再做一次記錄。這份記錄的名字，叫《關於》。關於這本日記所引發的讀者的疑惑、質問以及其他附帶事項。當然，也有關於極左的問題。
很有意思的是，那篇采訪，雖已刪到極簡狀態，但畢竟給了我說清很多問題的機會，比如什麽小產權別墅和六套房子之類。此後，質問這一問題的人明顯減少。所以，我認為，對於這樣一場針對我個人的汙名化風暴，隻有我自己來誠實麵對，直接說明，理性表達，才是最好的溝通途徑。畢竟，願意讓自己永遠處於非理性狀態的人是少數。
尤其現在，那些攻擊我的人以團夥方式，在網上人肉支持過我的一些朋友，對他們發起圍剿。所以，我想，還是由我自己來麵對吧。
其實最重要的、也是沒有人可以否認的事，即：引發這一係列的事件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在封城的日子裏，作為受困於城中的九百萬武漢人之一，寫下了六十天的記錄。
所有針對我的、或是針對他人的攻擊，都因這本日記而起。所以，我清理了一下那些質疑內容，以盡可能的耐心，再次進行說明。也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備忘錄。
一、關於日記
武漢於元月23日封城。元月25日即初一那天，《收獲》雜誌主編程永新通過微信找我約稿。下麵是我與程永新的對話記錄：
程永新：方方老師，全國都關注武漢的疫情，封城之後武漢人的生活狀態，我們想組織幾個作家，寫個封城記，就寫寫日常生活，麵對疫情災難的態度，不知方方老師有興趣嗎？
我：我不能確定。我先記錄著再說。
程永新：好好，過段日子再來擾叨。其實麵對疫情的人生況味是有意味的。
我：是呀，今天還在說，有這樣的經曆，才能真正體會到人心惶惶。
當時的武漢，雖不像封城前後幾天那樣恐慌，但還是有不少壞消息流傳。這天是大年初一，我女兒在她自己的住所隔離，她的父親在上海住院，疑似感染。我們分開，各自過年，我幾乎沒有心情寫作。所以，當時我並沒給程永新一個確定答複。但也覺得應該記錄一下。封城，畢竟史無前例，而我人在城中，本應記錄。就這樣，我上了微博，寫下了第一篇。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的微博能不能用，特意問了一聲，能不能看見。在這一篇裏，我明確地寫了程永新約稿《封城記》一事。
因為不是寫日記，也不是寫文章，隻是想將疫中所見所聞記錄一下，所以我寫得很隨便，並且也沒有打算天天記錄。初二就沒有記，初三則記了兩篇。因為心裏想著隻是記錄，以後再寫文章，所以寫得很隨意，也沒有好好檢查，經常出現錯漏字。我自己還小小地自責了自己，也有讀者教我怎樣在微博上修改錯漏字。為什麽後來被叫作日記呢？印象中是在我寫到十來篇時，某個熱心的讀者將我所有零散的記錄匯集一起，取名為《方方日記》，又或是叫《封城日記》。我記不太清了，大概是這兩個名字中的一個。而到了那個時候，我也差不多算是一日一記，於是就接受了日記這個說法。
重點是：
1、它是《收獲》雜誌約稿，而不是所謂美國出版社約稿；
2、它最初不是日記，而是為寫《封城記》所作的記錄。所以，它沒有像日記一樣放在抽屜裏。
二、關於聽說
你都是聽說的！這是對我的日記質疑最多的一句。感謝大家對於真實性的追求，也感謝大家對記錄素材的高標準要求。
既然是記錄，我當然也要盡最大努力追求其真實性。但是，從一些人對我的指控中可以看出，他們根本沒有稍微完整一點地讀過我的日記，有人恐怕連一篇也沒有讀過。他們隻是被某幾個公眾號的觀點所誘導，即：你都是聽說的，所以你是瞎編；你根本沒有去現場，所以你是虛構；你是足不出戶，你是道聽途說。所以，你寫的這一切都是不真實的。既然不真實，那你就是造謠。
這得對現代通信和互聯網多麽不了解，才會輕易接受這一觀點，並得出如此結論。它甚至經不起一句反問。在他們看來，每一個人，都必須實地調查，才可能會有真實。那麽，如果我反問一句：你們並沒有到我家查看，又是怎麽知道我足不出戶？或者怎麽知道我道聽途說？很顯然，你們是從網上得到有關
我的信息。既然你們可以從網上得到我的信息，我同樣也能從網上得到他人的信息，是不是？這個道理真的很簡單。
對我而言，武漢就是一個大現場，我本人正在這個現場之中。我也是整場災難的受難人之一，我能真切地體會到疫情帶給人們的恐懼和傷害。很多事情就發生在我身邊，在我肉眼可見的範圍內。
是的，我的確沒有去也不可能去到一些小的現場，但我仍然可以完成我的記錄。比方李文亮去世，我不在中心醫院，我可以寫他；方艙醫院，我從沒有去過，我同樣可以寫；公務員下沉社區，我不曾實地采訪，這也毫不妨礙我寫下他們。還有警察，我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工作地點，但通過現代通訊采訪，我照樣能知道到他們的情況。其實，很多記者的采訪也如我一樣。比方他們采訪醫生搶救過程，不可能人在現場，隻能聽醫生陳述。正像很多記者通過網絡對我采訪，他們也沒見到我本人。你不能說這樣一類的采訪是假的，或者這就是謠言。我想，這應該是個常識問題。
更何況，在封城期間，我這樣的人，在得到信息方麵，或許有著比別人更多的便利和優勢。
畢竟我在武漢生活了六十多年，小學中學大學，當工人當記者當作家當主編，我認識的人生活在武漢市的各個層麵，這些人很多都在我的微信朋友圈和我的通訊錄裏，我要知道信息很難嗎？
試問一下，一個人，他對自己熟人講的實話多一些，還是對記者講的實話更多一些？包括官員，他們在台麵上對著記者講的實話多，還是跟自己相熟的人講的實話多？這些不也都是常識？
尤其當我的日記被無數人讀到之後，主動向我提供信息的不知道有多少。這些信息的提供者，全都有名有姓。提供的內容也幾乎就是他們自己親人的近況，或是自己身邊發生的事情。現代通信和互聯網給我們的生活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眾多讀者可以足不出戶，通過網絡，夜半三更讀到我的日記，或是幾天之後，可以知道我寫了日記。而我，自然也完全可以足不出戶，通過網絡，獲知八方信息。當然，這裏我還是可以詳細地說說我的信息來自何處。
第一，來自官方每日通報的疫情實況、疫情地圖和各種媒體的報道；
第二，來自醫生朋友。後麵我會詳細講述醫生朋友的情況。有一位醫生朋友經常會告訴我最新的疫情進展和病人醫治狀況，我也會向他以及另外幾位醫生朋友提出一些人們關心的問題；
第三，來自朋友圈的資料和朋友們傳來的視頻音頻，其中有很多是大家看到過的；
第四，直接來自親朋好友，鄰居同事，同學熟人各自的信息；
第五，我自身經曆和親眼所見，這應該是我記錄中的最大部分。
這樣算來，除了第一和第三條，算是間接消息，其他的，都應該算作第一手信息。比方，我鄰居的表妹去世，我好友的兄長去世，我自己的同學去世，我哥哥告訴我小區團購的情況，同事記錄其下沉社區的實況，等等，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消息。每一個人都能點出真名實姓。而這些，大多記者都難以了解得這麽細微，媒體也不需要有如此詳細描寫。但我的角度不同，所以我記錄。
至於為什麽不寫那些人的名字，其實，唯一原因，就是擔心這些人受連累。在湖北，人際關係複雜，我不願意給同事和朋友添加麻煩，所以全都虛寫，避免透露具體信息。
到目前為止，真正被某些人說成是謠言的，隻有所謂手機照片和梁護士一事。而這兩件事，我已經有過多次說明，近期，我還會就此專門細說。
我自己曾經更正過兩條：一是王廣發醫生為第二批來漢專家，我曾寫成第一批，但他來過武漢這一核心內容不錯；二是雷神山醫院被大風吹跑幾片屋頂，我寫成了火神山醫院，但確實有大風跑掉了屋頂的事實不錯。
除此外，還有什麽失實之處呢？
在今天這樣一個互聯網發達時代，還有人說我足不出戶得到的信息都是假的，說這話的人，是真對互聯網的強大能力不了解嗎？而那些比我對互聯網懂得多得多的人也以此為武器來攻擊我，他們到底是想要達到什麽目的？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我對財經記者采訪中說過的那句話：不在於聽說或是朋友說，而在於我所說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重點是：
1、某些人說我全是謠言，但這麽多天來，根本沒有人具體指出過哪一點內容失實；
2、所有記錄隻有很少的小誤差，而在即將出版的書中，已經做了訂正。
幸虧當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們全都將被我連累。現今想來，真是有萬幸之感
三、關於醫生朋友
毫無疑問，我的微信朋友圈裏是有醫生的。像我這樣年齡的人，大多都會有幾個醫生朋友，一旦有病疼，方便及時請教。
封城之前，民間流言洶洶。元月18日，我向一位醫生朋友詢問關於武漢肺炎（當時就是這麽稱呼）一事，想知道這個到底是不是謠言。醫生朋友明確告訴我：不是謠言。同時也叮囑我：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尤其不要去醫院，出門要戴口罩。
得悉醫生朋友的信息，我即從元月18日起，開始戴口罩。封城後，情況越來越緊急，有一天，突然收到醫生朋友的留言，內容是：多多保重。不要出門！不要出門！不要出門！那幾天正是疫情最嚴重的日子。我將這個內容寫進了我的記錄中。
在記錄的早期，我並沒有怎麽打擾醫生朋友們。忽有一天，我收到上海一位編輯朋友的留言，說他們有一批口罩，想要捐到武漢，不知道能不能幫忙聯係到接受單位。我即向醫生朋友詢問，但他告訴我，說他們的醫療用品已由政府負責，且說現在交通不便，接受有難度。我隨即將此情況回複給了上海的朋友。好在上海那邊，也已經通過另外的渠道聯係好了接受單位。
在與醫生朋友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組織誌願者，馬上奔赴武昌一線。那個階段中的醫生們都比較忙，我也沒有再去打擾。直到2月3日，在我記錄了十天之後，有不少人向我詢問疫情的更多細節。我想還是由更知情更專業的人來講解一下更好，於是我與醫生朋友聯係，並且告訴他說，我正在寫微博，很想知道更多的武漢疫情的狀況。這一天，醫生朋友向我介紹了疫情不容樂觀的情況，還提到緊平衡這一詞。這應該算是我第一次對醫生朋友采訪吧。也是在這天，我把從醫生朋友那裏了解的情況，歸納成五條，寫進了日記。這些內容的增加，讓我的記錄更有價值。
我日記中提到的醫生朋友最初是兩位，寫到一半以後，變成四位。一位是我的老朋友，許久沒有聯係，看到我的日記，給我打了一個漫長的電話，然後又互加了微信；另一位是新朋友，他主動聯係到我。他所在的位置，基本上是一線中的一線。他的思路相當活躍，交流中，經常有一些讓我腦洞大開的想法。甚至，他還引領我進入醫護人員交流疫情的微信群裏，讓我有了獲得疫情進展第一手資料的機會。他們二位的加盟，使我從醫生朋友處得到的信息，更加詳細，也更加開闊。
四位醫生朋友都是各自專業的領軍人物，他們來自武漢的三家大醫院。因為他們不斷有信息給我，我的日記寫了一半之後，醫生朋友出現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在疫情話題上，我也開始對他們有了一些依賴。
考慮到他們都在一線工作，不僅是專家，有的還是負責人，我不能隨便透露他們的個人信息。我擔心會給他們的工作帶去困擾，所以將他們全部以醫生朋友替代。幸虧當初警惕了一下，不然，他們全都將被我連累。現今想來，真是有萬幸之感。
我在將這些日記編輯成書時，寫了一個前言，其中對四位醫生朋友表達了我的真摯謝意。有了他們對疫情深入的介紹和專業知識的講解，我的記錄才變得更加豐富。重點是：1、日記中提到的醫生朋友是四位資深的專業人員；2、直接來自一線醫生的信息，難道不是有憑有據的采訪實錄？
四、關於二十個口罩
在對我的批評和攻擊中，經常有人說我搞特權。其中一個最讓人無語的特權是：中新社副總編、武大校友夏春平在采訪我時，給了我二十個N95口罩。
我想，大約是采訪過程中，我談到了缺乏口罩的問題，又或他看了我關於缺乏口罩的記錄（我寫的第三篇，即提到沒有口罩一事）。封城猝不及防，當時我和我的同事們，大多都沒有口罩。我自己曾經為了買口罩，跑了兩趟，最終隻買到三個。
中新社完成采訪稿，需要拍照。他們驅車來到省文聯大院，順便帶給了我二十個口罩。他們走後，我即分了一半給同事（分口罩一事，我也寫進了記錄裏）。同事一家三代被封在武漢，經常要出門購物，她比我更需要口罩。後來我的朋友也給我送了些口罩，我又送給了單位司機十個。他們在外麵跑，也比我更需要這類防護用品。
大約隔了兩三天，有外省給作家協會援助了一批口罩。辦公室同事給我打電話時，我告訴他們，我已經有了。我的一份可以分給其他人。如果這二十個口罩就是特權，這樣的特權是不是有點可笑？何況我還分給了他人，何況我還沒有要單位派分的。可悲的是，因為這二十個口罩，竟導致夏春平被舉報，被攻擊，被辱罵。這才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重點是：
1、我也是受困居民，二十個口罩算是校友對我的援助如何？
2、援助給我的口罩，我也援助給了更需要的人。災難期間，大家同舟共濟，這種相互援助，跟特權毫無關係。
五、關於賣慘
這也是批我最多的一句話：你賣慘。你隻寫陰暗麵。你光看到負麵東西。你吃人血饅頭。麵對這一類質問，我隻能說，你根本沒有看我寫了什麽。你哪怕稍微翻閱了一下，都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
絕對大部分質問者，從他們話語中可以清楚看出，他們完全沒有閱讀原文。他們隻是受到那些刻意攻擊我的微博或公眾號的誘導，並輕易接受了其中的觀點。這些攻擊和質問，大多出現在我的日記結束之後。麵對這麽多的問題，我幾無可能一一回複。於是，質問的版本就又升一級，說你為什麽不回複？你不敢說話了吧？你為什麽不歌頌抗疫，你是恨國者，你吃體製的飯，砸體製的鍋，你心理陰暗，等等。幾乎所有的質問，都是那麽的大義凜然。
實際上，那些攻擊我的微博和公眾號，是從十多萬字中，挑出我寫到的有關悲慘的幾百字，並將之全部集中一起，然後對不讀原文的人說：看看，這就是方方寫的。而真實的情況則是：這幾百字散落在十幾萬的文字中，比例很小很小。
我在記錄的過程中，同時處在武漢這個災難的現場。我知道的武漢慘烈事件比我寫出來的要多得太多。甚至，我在與醫生朋友的交流中，還說過，我不能寫這些，我不能嚇著大家。尤其一些來自知情者的信息，我更是一字未提。
當時的武漢正處於災難之中。這個時候，我們隻能鎮靜，對政府的各種命令，無論理解或不理解，都必須配合執行。這是我的基本觀點。但是，我是一個正常的人，天然有自己的喜怒哀樂。試想想，如果不是這場災難之沉重，怎麽會有全國那麽多醫護人員悲壯出征，前來援助？如果不是武漢的情況之慘烈，怎麽會有醫護人員一談到他們初來武漢的情景，便立即哽咽出聲？生命的逝去，是讓所有人悲傷的事情。我也同樣如此。所以，配合政府是一回事，而難忍內心悲傷，是另一回事，這兩件事完全可以並行存在。在記錄中，我的真實情感，也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來。
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幾乎在聽到封城信息的同時，我們便聽到了四處的求救和不間斷的死訊。武漢的新冠肺炎感染者以及他們的親屬們，麵對死亡全都沒有思想準備。對於同城的居民我們，也同樣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正因為它的突然，這份痛，便顯得格外強烈。盡管我應該記錄下更多，但是，我還是擔心讀到的人們會產生恐慌感。所以，我盡量少寫，盡量一筆帶過，盡量點到為止，盡量不寫過程而隻寫幾句自己的感受。
記得有一位去世醫生的親屬在她的文章中提到，方方根本沒有寫出我們所經曆的痛苦，大意如此吧。她說得非常對。因為我的記錄，並沒有真正寫出那些距死亡更近者的淒惶和無助。我在很大程度上逃避了。我甚至也寫到了這個逃避。我說我不敢看更多的視頻，並且提出大家也都不要看。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會那麽堅強，我也希望大家避開，換一種別的方式調節自己，以便捱過艱難時刻，比方去追劇什麽的。所以，對那些最悲慘的人事和所謂的陰暗麵，我幾乎是有意識地減少記錄。這樣做不全然是為了我的讀者，更多時候也是為了我自己，因為我也承受不起這樣的壓力。曾經有一天，我在日記中引
用了雨果的一句話：有的緘默等於撒謊。然後我說，我感到慚愧。
在那個時候，鎮定是必要的。配合政府所有的要求，全力抗疫是最重要的事。整個日記，除了記錄，更多的時候，我都是在剖析疫情，通報現狀，鼓勵大家堅強，即便有難處也忍著，要向前看，有很多人在幫助我們，困難終將過去。如此等等。對於這一類大量的文字，比寫我的個人悲傷多幾十倍的文字，那些攻擊者們，卻隻字不提。不得不說，在這些攻擊的背後，某些人是懷有險惡用心的。
有一位讀者，我真的很感謝，他或是她，對我的日記，做了一個數字分析。盡管閱讀變成這樣的方式，對於寫作者來說，很無奈，但是這些數據，卻提供出最堅實的證據。這篇文章題為：《方方日記內容數據分析》。
文中指出：從數據統計情況看，除追責（12）無法類比外，日記中好消息(67)多於壞消息(44)；堅忍(20)多於悲哀(12)；讚揚(61)多於批評(27)；隻有問題（50）多於建議（42），因為有些問題，個人無法提出有實際操作性的建議。據此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方方日記無論出發點還是內容，基本上是客觀、公正的。主體是健康、正麵和積極的。並非是專寫陰暗，專揭家醜。
重點是：
1、我的記錄中，確有發自我內心的為生命逝去的個人悲傷。如果看到那麽多的死亡而無動於衷，人性何在？但我不想讓這種悲傷影響到大家，所以我幾乎沒有展開描述悲慘的死亡過程；
2、政府早期的失誤，我有過不少批評。但我大量的文字是在鼓勵人們，並告訴大家要保持信心，給政府以信任。在全國人民支持下，我們很快會渡過難關。對於後期疫情的控製得力，我亦照樣實錄，多次稱道。隻要稍微完整地讀過我的文字，都不難看到這些內容。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的訴求和願望經常被忽略。從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是我特別關注的人群。其原因在於：我曾與他們血肉相連
六、關於極左
極左這兩個字，是我的日記裏反複提到的。也給許多人帶去疑惑，不理解我為什麽我要反複提極左？對此，我也有責任把它說清楚。因為不說出它的來由，也就無法說清為什麽一些很小的事情，比方送侄女去機場以及送口罩等，也都會被放到無限大來對我個人進行攻擊；並且也無法理解，為什麽一個被困在疫區的人寫了60天日記，會引發如此之大的風波。
從小到老，我都屬於那種對政治幾無興趣的人。在很長的時間裏，我對國內有些什麽派別也不太清楚。因為職業緣故，我在微博上關注的東西，大多也是世道民情、文學藝術、自然風光以及新型建設之類。正因為對政治缺乏興致，我從未加入任何黨派，不喜歡閱讀政治類書籍，各種政治學習我也是能逃的都逃掉了。甚至，有許多當官的機會，我亦都選擇了避開。我隻想當個作家，覺得寫寫小說，這一生就很有意思了。熟悉我的人，大概都知道這就是我的理想。
2016年夏，我出版了長篇小說《軟埋》。次年春天，突然莫名地遭遇批判，就像這次一樣。一些人仿佛約好一般，群起而攻擊。那一年，我有些懵，不知道這種批判因何而起，來自何人。當時，我正好去了墨西哥和古巴，批判聲音最高的時候，我正在古巴。因為上網困難，竟全然不知。等我回到墨西哥時，看到了一些信息。同時，也有朋友告知說，批判你的人主要來自烏有之鄉網站，並給我簡略介紹了一下左派網站的情況。到那時，我才知道國內的什麽左派網站，其中一個叫烏有之鄉。在墨西哥期間，通過微博，我作了一個回複。回國後，我先落腳廣州，再一次就此事通過微博闡明了我的觀點。而這時，我已知道，全力批判我的人，正是那些左派網站中的極左人士，其中還有我的某個同事。有人告訴我說，我的這個同事起了主要的推動作用。甚或，引發這件事，便是來自他的個人私利。
我在2017年3月24日發了一篇微博，我寫道：因為一部小說《軟埋》，不知何故讓極左派人士惱怒異常，成群結隊揮刀而來。批判、斥責及辱罵充斥在我的微博留言裏。大多留言，令人哭笑不得。他們大多沒看小說，或隻讀了幾篇批判文章，於是想當然進行推測。對這類人，連生氣都不必。
說實話，我是改革開放的獲益者。1978年我幸運地考上了武漢大學，我的命運從此改變。我想，如果我沒考上大學，成為了中國第一批下崗工人，我會是他們中的一員嗎？因為我所工作的搬運站幾乎是中國最早解散的企業。有一天聽說我以前的領導在外擺攤賣菜，心裏著實難受了一下。社會進步，改革不合理體製，總是會傷害到一些人，這似乎是件無奈的事。而我們所需要反思的是，怎樣讓這些傷害更小更輕，甚至沒有。所以，曆史行進中的重大事件，記錄並反思，對於一個社會來說，何其重要。土改如此、反右如此、文革如此、改革開放也如此。
文學即人學。作為寫作者，我關注的是身處於各種社會事件中的人，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因為時代動蕩中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也是一座山。尤其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們，他們的訴求和願望經常被忽略。從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這是我特別關注的人群。其原因在於：我曾與他們血肉相連。
任何一部小說的出版，都有讀者寫讀後感。有人寫一篇兩篇，有人寫十篇八篇，這全然是他們自己的事，與作者無關。正常的批評，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作品文本進行探討、研究，乃至尖銳批評，自然會受作者尊重，必要時或許回應。但用扣帽子打棍子大字報大批判式的低劣方式，起筆既無善意亦無誠懇的文章，何必理會？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從來都是作者和讀者雙方的事。你不會讀書，或是讀不懂，寫作者哪裏救得了你！
那場交鋒，時間長達半年之久。當年因為沒有公眾號，也沒有打賞，為此，那一次論戰，不必搶人眼球，更不必編出聳人聽聞的謠言來追求流量，以謀求打賞。後來，這事不了了之。沒有勝負。極左們，繼續尋找目標，到處打棍子，而我也照樣繼續寫小說，繼續發表作品。
事隔三年，也就是這一次了。武漢遭到史無前例的封城，我應《收獲》雜誌約稿，開始對疫區的生活做記錄。2月3日，也正是武漢疫情很緊張的時期，我在日記中寫道：隻惟願我們能有記憶：記住這些不知名的人，記住這些枉死者，記住這些悲傷的日夜，記住到底是什麽原因讓他們在這個本該歡樂的春節中斷了人生。
幾天後，有人傳給我一篇文章，這應該是我看到的第一篇對我寫日記所進行的批判，它發表於2月6日。寫作者，正是當年批判我的小說最勤奮的一個人。為批我的小說，三年前他寫下了幾乎上十篇文章。我看過其中一篇，覺得此人認知已入誤區，文筆也差，後麵的就沒有再看。而今年，他再一次開始對我批判，認定我日記中所寫的枉死者，是誣陷醫護人員。文中甚至還用了這樣的文字：把所有因病去世的人說成是含冤而死的枉死者，借以在自己擁躉中掀起仇恨和歇斯底裏的情緒，這和香港的動亂中，躲在廢青背後的大台的所作所為是一樣的，作協前主席方方想達到的目的究竟是什麽呢？
這樣的邏輯和這類的構陷，以及這樣的惡批，是其慣用手法，這是典型的文革式文章，完全可以不睬。但是，接下來的幾天，我突然發現，當年那些批判我小說的人，幾乎全部出動。各種批判我的文章，再次充斥各大左派網站。人還是三年前的那些人，文章也還是三年前的水平和腔調。
知道前因，我繼續采取不理會態度。直到送侄女到機場的所謂特權事件和編造的手機照片所謂造謠事件，再借助社會上仇官仇富的心理，刻意編排廳級幹部和捏造所謂小產權別墅等謠言，以引起更多人的關注，這場批判才逐漸升級。對我的汙名化，已經到了我無法保持沉默的地步。
這就是為什麽我在日記中屢屢提到極左的原因。這乃是三年前對我小說批判的延續，其中帶著強烈的私仇。而對於極左們這種恨字當頭，要把社會拖入人人以鄰為壑的階級鬥爭泥潭之中，我個人是極其反感，也是一定要反擊的。
坦率地講，一個社會有左中右派，這再正常不過。沒有，反而不正常。至於我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對左派和右派中的一些觀點，都會有讚同之處。我支持自己認為有道理的東西，卻從不站派。但我對兩派中的極端觀點，一向都持反對態度。
我的日記裏，從來沒有說與我意見不同者，即是極左。那些在極左人士的微博和公眾號誘導和挑唆下，對我進行質問或叫罵的不明真相者，尤其是年輕人，他們跟極左半點關係都沒有。
記得我在自己最後的一篇日記中曾寫道：我要一次又一次地說：極左就是中國禍國殃民式的存在！他們是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如果聽由這股極左勢力橫行，放縱這種病毒感染全社會，改革必定失敗，中國沒有未來。現在，我仍然要這樣呼喊。
重點是：
1、啟動對我進行批判的人，幾乎是當年的原班人馬。他們的文章，仍如當年一樣充滿文革式語言。為打倒我，以及對我汙名化，他們甚至不擇手段，采用各種造謠及誣陷方式，這些人可謂名副其實的極左。甚至，經過三年的時間，他們中的某幾個，已經墮落成網絡流氓；
2、大量的年輕人和不明真相的讀者，與極左無關。極左是專指活躍在中國各大左派網站上，天天在那裏一廂情願地搞階級鬥爭的一群人。你在那裏嗎？如果不在，你就與我日記中提到的極左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