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嬗變（上）-- 子 野 zt

改革開放之嬗變（上）

子 野
文章導讀：
●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激奮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啟蒙、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蛻變、社會大分化和時代大變革。
●改革開放的目標：1、改革落後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2、改革黨政合一的政治製度；3、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家行政管理體製；4、對外開放投資和市場，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
●改革開放之嬗變：1、第一次嬗變：本能的反應；2、第二次嬗變：貪婪的驅使；3、第三次嬗變：罪惡的綁架；4、第四次嬗變：本性的瘋狂。
●改革開放的四個副產品：副產品之一：滿目瘡痍的社會環境；副產品之二：造就了一個“新階級”—改革開放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副產品之三：鞏固了一個“後威權時代”的專製政體；副產品之四：努力建立一個統一在“共產”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完成前偉大領袖“解放全人類，實現世界大同” 的遠大政治抱負。
●改革開放失敗的原因：1、器物、製度、理念與思想三個層次的改革失於相互依存和促進，改革陷入“後發劣勢”魔咒；2、“製度人格化”與“思維製度化”築成的高牆，使改革難以突破；3、腐敗是腐敗體製的最頑強“衛道士”；4、片麵理解開放和設定改革禁區，使體製失去了全麵徹底變革的最後機會。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一場波瀾壯闊、激奮人心的思想大解放、民智大啟蒙、經濟大發展、政治大蛻變、社會大分化和時代大變革；
在長達四十年的漫長行程中，改革開放始終在進步與保守之較量、光明與腐朽之博弈中艱難前行；在充斥著自由與正義的伸張、權力與金錢的勾兌；信念與道義的堅守、理想與道路的背叛中經曆著一次次痛苦的崛起、挫折、失敗、轉寰、出賣和嬗變。

改革開放的“初心”及曆史條件
“改革落後的計劃經濟管理體製、改革黨政合一的政治製度、改革不適應經濟發展的國家行政管理體製”；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轉移到發展經濟，對外開放投資和市場，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這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初心”和總體目標，也載入了共和國發展的史冊。在曆盡三十年“政治大清洗、生產大躍進、全民大饑荒、國際大封鎖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折騰之後，這無疑是一次偉大的曆史性轉折。但懸崖勒馬，臨危易轍，果斷扭轉國家前進的方向，其最急迫的主觀出發點是拯救執政黨，從經濟發展中重新撿回被揮霍殆盡的執政“合法性”地位，以及岌岌可危的社會主義事業；客觀目的是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進而推進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這是不可否認的曆史背景。
不管如何，這個順天遂民的偉大創舉還是得到了倍受“貧窮社會主義”摧殘的全國人民的真誠擁護，大眾百姓對執政黨的“撥亂反
正”充滿期待，並以極大的熱情投入了這場創造曆史的變革當中。
“我們這個體製，毛澤東用它來搞革命，而鄧小平用它來搞改革。” 因此突兀了這場變革的應急倉促和先天不足。
作為改革開放的理論準備，從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體係中找不到任何依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了開墾這塊未來 “處女地”的唯一思想原則。
改革開放的組織準備，我們所依賴的體製，正是這場變革的改革對象之一。因此在這場“領袖意誌+民意”與龐大的體製機構的博弈中，力量十分懸殊，注定了道路的坎坷和衝突的慘烈程度。
改革開放的“規劃設計”準備，鑒於當時的曆史條件所限，這場史無前例的變革並沒有什麽深思熟慮的總體規劃或“頂層設計”。做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公，卻是一位“世俗化”實用主義的政治領袖，他此時的思路和理論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其導師劉少奇當年“三自一包”和 “允許剝削”的層麵，甚至還涉嫌“抄襲”了更早時期他“九評蘇共”中所批判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那一套。因此，“摸著石頭過河”，跟著感覺走，“先試一試，不行就關了”，便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導航燈塔”。
但這位“總設計師”為黨為國為民的理想和赤誠之心可鑒，他的“可愛”之處有二：一是獨具慧眼地指定了一位思想開明的總書記和一位作風務實的總理，作為改開的“領路人”，充分體現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思維，使人民增強了信心。二是“無為而治”的風格給了人民群眾無限的遐想空間和用武之地，因而激發了民間的巨大創造力。從農業的“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到工業企業的“經營目標承包責任製”，都萌發於經濟基層的神經末梢，進而得到官方的首肯和推廣，這使得最初的改革開放，既體現了官方的意誌，又順應了廣大民眾的訴求，取得了首戰告捷的顯著成效，形成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潮流的“蜜月期”。

第一次嬗變：本能的反應
嚴格來說，此時的改革開放，從終極目標、實現方式、到行進路徑，無論是對於“總設計師”、領路人還是體製內外精英，都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得益於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誌的思想啟蒙運動，極少數有思想有遠見的體製內外的知識精英，開始從兩個維度來考量這場曆史性變革的真正意義。一是曆史的維度，嚴肅審視了從共產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百年曆史，重新思考中國所走道路的現實得失及未來發展；二是從世界的維度，隨著國門的逐漸打開，國民開始窺視到“民主、自由、平等”的外部世界，開始尋找製度變革的參照係，試圖勾畫發展的朦朧路徑，發出超越當時思想窠臼的呼聲。從“西單民主牆”、“XXXX自由化傾向”到《河殤》的詰問，都是為了探索“中國向哪裏走” 所留下的珍貴思想痕跡。這些對真理的追求和探索的勇氣，萌發了最早的“製度改革派” 萌芽。
而對於體製內的“既得利益者”，本能性的訴求，起步於對貧窮的恐懼，和對財富的渴望，欲望遠遠超越變革落後體製的衝動和自覺。保住原有體製，就是保住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因此，他們隻期待對體製做有限的“改良”—提高效率，而不容許對舊有利益格局“傷筋動骨”，更不能容忍他們的利益和地位受到任何質疑和挑戰。於是，這群舊體製的遺老遺少，就構成了能呼風喚雨的“體製改良派”，也為這場曆史變革中的一波三折、轉寰嬗變埋下了伏筆。在此背景下，“黑貓白貓理論”和“先富論”的世俗口號一時盛行，招搖過市。替代了對市場經濟本質的嚴肅探索和建設性的政治設計考量，大門一旦打開，天使與惡魔一同湧了進來。
“價格雙軌製”， 從孤立的市場要素入手，本意是撕開舊體製的缺口，給幹涸的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以圖塑造起新的市場機製。但卻瞬間形成了巨大的市場空洞漩渦 ，來自體製內一批批手握特權的“白貓”，猶如蒼蠅撲臭、餓狼撲肉般迅速地“商人化”，搶占先機，權力猝不及防地成為最搶手的“商品要素”。“先富起來”的“許可證”，竟然是憑家族政治資曆和血緣裙帶親疏來領取的！這即使不在設計師們的預料當中，卻猶在他們的默許之下。
念歪了的經和濫芋充數的“和尚”，使得市場化的進程一開始就走上了邪路，直接導致了“價格闖關”改革的敗走麥城。實質上，改革落後經濟體製的權力運行模式，逐步建立起公平的社會利益分配機製，是改革開放的初衷，卻被特權階層偷梁換柱利用為與民逐利，捷足先登的近水樓台，遂演化成全社會“路怒以目”的體製頑疾。經過十年的積蓄和醞釀，憤怒的熔岩終究以“廣場革命”的極端方式爆發了。
路徑分歧，加之“歐東風雲”的警鍾效應，疊加成一股難以名狀的恐懼感，彌漫籠罩在統治集團頭頂。於是，在兩年內連續廢黜了兩任黨總書記之後，在頑固守舊的遺老勢力的高壓裹挾之下，總設計師向“體製改良派”繳械投降，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從此，“以經濟體製改革帶動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麵鮮明的官方改開旗幟，變臉為“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語焉不詳，模棱兩可的“混沌水”。
如果說，鄧公啟動改開的義舉，是對山窮水盡的舊體製的背叛，而這第二次“對否定的否定”，在大是大非的關鍵時刻出賣“製度改革派”。與其說是這位實用主義政客見風使舵，善於變臉的政治慣性，不如說是出自統治集團“階級屬性”的本能反應。本能戰勝了智商，恐懼踐踏了理想。因此剛剛起步的改革開放遭遇了第一次嬗變：廉價庸俗的實用主義迅速墮落為“體製改良—發展經濟—（權貴階層）攫取財富—不掘祖墳—紅色江山永固”的市儈化的政治功利準則。

第二次嬗變：貪婪的驅使
此後的改開時代，經濟體製改革仍在繼續，對外開放步伐更快，卻呈現了兩大特征：
1、開放經濟，封閉政治。在商品經濟的巨大誘惑下進入了“全民經商” 的黃金十三年。 “十億人民八億下海，剩下兩億站在岸邊也在撒網”。被百姓深惡痛絕的權貴特權製度，在“堅持XXXX”的神聖庇護之下，非但不改，反而更加理直氣壯變本加厲。貪汙、納賄、走私、尋租，在紙醉金迷和聲色犬馬中，權力肆無忌憚地貨幣化、財富化、揮霍化和犯罪化。高速發展的經濟，成了權貴家族與冒險家們巧取豪奪的“饕餮盛宴”，而任何一項改革舉措，都是給這場盛宴源源不斷送上的“請柬”和“食材”。貪官汙吏當道，腐化墮落成風，則為他們混水摸魚，“悶聲發大財” 撐起了一頂超級保護傘，因而成就了這一時期高速經濟與腐敗體製同床異夢的“奇葩姻緣”。
2、改革不涉製度，體改偷梁換柱。堅持用從所有權、控製權到經營權都已然發生背離和質變的“生產資料公有製”傳統理論來禁錮改革實踐，卻對全民所有權益公平分配的機製建設避而不談。表麵上“肉爛在國有製的鍋裏”，實踐中社會財富卻在悄悄流失。權力與特權化的資本已經形成相互呼應和勾兌，操控著國資與國企改革的總體策劃和操作細節，以市場化名義明修棧道，以改製為掩護暗度陳倉。將全民產權完成從“國家所有—政府所有—部門（集團）占有—家族控股—私人所有”的實質蛻變，一個以權力為核心的盤根錯節、血脈相連的特權既得利益集團雛形浮出水麵。在貪婪的驅使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二次嬗變，權力與資本的交易由個體、局部、偶發的黑箱運作，迅速走向製度性、係統化和全局化的明目張膽犯罪。
國門打開，我們引進了西方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也引進了適應市場經濟所需的生產組織手段。但是我們拒絕了代表現代文明的先進理念和治理模式，守著陳腐的“壇壇罐罐”舍不得打爛。結果是全盤承接了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最血腥最邪惡的“原罪”，十三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伴隨著十三年的權力腐敗，帶來了十三年的社會墮落，形成了本時期改革開放的明顯特征，中國陷入了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預料之中的“後發劣勢”魔咒。“四個現代化”的理想伊甸園，早已淪為止於“器物革新”層麵的“二次洋務運動”，改革開放終究走不出百年清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偽改良思想窠臼。

第三次嬗變：罪惡的綁架
政治體製改革久攻不下，本時期改開另辟蹊徑，提出了“建立法製，依法治國”的治理方向。這本不失為理性科學治國的進步，深得人民的讚賞。然而，政治體製改革和法治製度建設，其實質都是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社會財富權益分配不公的問題，是改革開放缺一不可的兩大重要功能目標。任何隻倡一端，壓抑另側的做法，都不過是“瞞天過海”和“掩耳盜鈴”的愚蠢。在沒有解決好權力授予程序的合法性、統治權代替治理權、以及權力監督“家法化”的三大根本性問題之前，法製建設很快就陷入了“法大還是權大”自相矛盾的窘境中。在理論上標榜“立法為民，依法治國”，宣傳上聲稱“把權力裝到籠子裏”。而在理念上頑固執行“權大於法，立法治民”，實踐上或以政代法、強奸法製；或野蠻執法、執法犯法。一旦政權與民眾利益發生分歧或出現矛盾，“法製”就馬上露出 “公權打手”的真實麵目，不惜以“法治”之名踐踏人權、剝奪權益、酷刑枉法、甚至草菅人命，“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實”的無產階級專政本性不改。由此種治民固權思維派生出來的“維穩”治理模式，公然淩駕法製之上，以人民為假想敵，以馴化民眾為社會治理目標，高壓恐怖手段無一不用其極。強占強拆、以黑欺良、強取豪奪、殺人越貨，彈壓底層民眾維權訴求，殘酷打擊政治“異見”人士，鏟除宗教自由信仰。如此法製，儼然成了一場踐踏人權和法治理想的逆向“改革”。 
改革開放進入了新世紀，中國成功加入了WTO，有力促進了經濟體製的改革進程，推動了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市場經濟體係。因而帶來了經濟的連續爆發性增長，GDP規模躍上全球第二的地位，中國成為了全世界最耀眼的“暴富”明星，堪稱改革開放以來最偉大的成就。“中國模式”也被自我陶醉為創造奇跡的“神器”。然而，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由於官方刻意壓製相應的製度改革，分配公平和司法公正機製長期缺位，造成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形成畸形的“基尼係數”。又由於社會正義遲遲得不到伸張，營造了充滿戾氣、暴虐乖張的社會環境：欺詐的營商氛圍、人人互害的生存鏈條、崩潰的信仰、淪喪的社會倫理和墮落的文化，構成了這個時期的一個醜陋特征，成為改革開放派生的“副產品”之一。鄧公曾說：如果改革開放造成了嚴重的貧富差距，那就是失敗，很不幸，這個端倪已然顯現。
更為觸目驚心的是，“體製改良派”的代理人經過近三十年的攫取吞噬和苦心經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不法之財藏匿逃逸、銷贓洗白—變身合法資本殺回市場，橫掃侵吞、控股壟斷社會財富的“資本變奏三部曲”。爾後，他們完全控製了國家經濟的主命脈，固化了瓜分改開紅利的基本格局，並有效地阻止了任何啟動政治體製改革的動議和苗頭，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匪夷所思的困局。層層權力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淪為維護這個腐敗體製的衛道士，既成為施行罪惡的幫凶，又是沆瀣一氣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中國模式”，成為了“中國製造”的改革開放“副產品”之二—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最適宜土壤。
“共產主義革命是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如果他們摧毀了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最後竟造成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在罪惡綁架之下，改革開放完成了第三次嬗變：一個米洛萬?吉拉斯筆下的 “新階級”—權貴資本集團終於站到了舞台中央，改革開放從此走向了窮途末路。
“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成功，經濟體製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複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時任國務院總理近似哀鳴的告別詞，蓋棺定論宣告了“製度改革派” 的努力失敗和“體製改良派”的逆襲成功，成為政治體製改革理想的最後絕唱，也是對未來命運凶兆的一個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