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希望
充滿希望地祝福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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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讀者可能都記得，2000年8月，《南方周末》頭版大幅報道了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上書國務院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由此引發了該縣一場被稱為“痛苦而又尖銳的改革”，隨後又見報道，在這場“改革”的“關鍵”時刻，它的引發者李昌平卻辭職離鄉、南下打工去了，離職前通過媒體呼籲“要給農民以國民待遇”。 我和許多讀者一樣開始關注李昌平的命運。僅憑邏輯推斷就可知，一種結構性的“病症”是不可能通過一場速效的改革來祛除的。盡管李本人去職時聲稱他沒有受到任何具體壓力，但這樣就更可怕，因為這更說明他受到的是一種無形的、結構性的壓力。這種壓力來自利益受損的一整個階層，而他本人就屬於這個階層，他隻是憑借良知替另一個更大的沉默的階層代言。這種代言是如此稀少，以至於成為新聞事件。而人們對李昌平命運的關注，其實是對一種稀少的可能性的關注。 如今，一本記述這次代言和那次“改革”以及代言者命運的書由親曆者本人寫出並出版了，書名叫《我向總理說實話》（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1月版）。從書中得知，經曆一段白領打工者生涯之後，李昌平已經轉向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職業性研究。倘若前年秋天曹錦清的《黃河邊的中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已經把普通讀者引向了對苦難鄉村的理性關注，那麽李昌平的這本書更進一步喚起了我們對苦難鄉村的關注，而且是情理兼備的。但這還不是我在閱讀這本書時坐臥不寧的原因，使我備受折磨的是他書中那無所不在的良知的觸角。 李在書中談到他到珠海後注意到當地有2600名監利人，這些監利人出現在珠海大多與兩個先期到達的監利人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他倆都生長於鄉村，讀完大學後去珠海打工，並創辦了自己的企業。先是自己的家人，後來是各種親友，再後來是親友的親友，紛紛從鄉下來投靠他們。其中一個人就直接帶出了800多人。這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事情，自有城鄉二元結構以來的幾十年，離開鄉土的“逃亡”就一直是鄉村揮之不去的主題。除了極為有限的正常出口外，農民離土進城當上城市人大多與特權有關。也就是說，正常而純潔的願望，必須通過“惡”或齷齪的方式才能達到，而更多的農民則是渴望“惡”和“齷齪”而不得。這是一種怎樣的扭曲的生存圖景。 可我們很多人將農民這種生活視為當然，他們的落後和落魄似乎是他們自找的，與我們這些城裏人無關。 記得20世紀80年代討論電影《人生》中高家林的悲劇命運時，最人道的觀點也不過是認為像高家林這樣有才有識的人是應該進城，應該享受和城裏人一樣的待遇，而不是所有鄉下人不管智慧和愚笨都應該享受一樣的待遇。今天看來，這種最人道的觀點仍然不過是法西斯主義的某種委婉的翻版。也許我們誰也不對現存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種姓製度”負有直接的責任，但通過把它“視之當然”，我們又無不麻痹著自己的良知。從群體心理學來看，這種毫無懺悔的“視之當然”，與歐洲當年的反猶太主義和印度今天依然根深蒂固的種姓意識同源。 可以肯定，李昌平的這本書絕無可能成為傳世傑作，但是這一刻，它可能比任何傳世傑作都更加刺痛你。它在蘇醒著你的良知，使你飽受折磨，坐臥不寧，最後，你終於希望這本書速朽，也就是讓這本書所針對的問題速朽。（張寧（鄭州）） | ||||||||
你這裏是我們的參考消息海外版了！：）你精選文摘，我們來讀。挺好。
中國幾千年封建家長製在國人精神，國民意識中根深蒂固。科技進步不能改變人們的思想。拋開西方對外的做法不說（其實打開曆史，作為華夏民族也是一樣），對內的民主傳統自古希臘時代就成為西方文明的基石。美國在近代作為代表，使得整個社會機製的構建以傳統法製為依托，信仰為基礎，建立目前為止比較公平的製度。
中國能不能仿製？台灣，香港的繁榮背後是什麽因素起關鍵作用？
中國人曆來重視教育，科舉不錯，高考也沒有錯。不好意思，車的太遠。如果說農民，在美國也是被貶為紅脖子，可往往這些人構成了國家機器最前段零件的主體，不管是不是被利用的都好。
大國實現全民福利化太難，北歐人口小，日本領土小，不算在內。
好消息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很快，各省市發展可能不同，城鄉差距在地域大國很難消除（美國也一樣），我老家的自然環境汙染厲害，但是說實話，農民的生活水平縱向比較，應該和90年代中期的城市差不多了。至於這十年的橫向差距，是必然，也是動力源。
總之，我想說，農民是苦，建國初期以農養工，是情勢所逼，但是工業反哺的時候已經來了。
希望出現清君或者能臣太難，製度最重要，耐心等等看吧？
瞎侃，別認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