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世界文化的三大體係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把當今世界的組成歸納為八個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
伏爾泰認為，西方文明的起點是巴比倫文明。這一觀點植根於拉丁文的一句古諺：巴比倫人傳給埃及人，埃及人傳給希臘人。從這一理論推演，上述八個現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認為是從三種古文明發展演變的：
A.古代中華文明體係
B.古代印度文明體係
C.古代西方（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地中海）文明體係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埃及文明融合，產生了克裏特（古地中海）文明和迦南文明。在這兩個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三個宗教文化體係：
A.猶太文化
B.基督文化
C.伊斯蘭文化
這三種宗教文化，我們可以把它們歸納為地中海－亞伯拉罕宗教文化體係。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出自同一宗教源頭的、對絕對唯一神的信仰。這三種宗教文化對於今天西方文明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伏爾泰認為，羅馬沒落、分裂時，歐洲的大多數民族還處在野蠻無知的狀態中。歐洲最早的天文學、化學和醫學知識，有很多來自阿拉伯人。西方文明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高度，與伊斯蘭文化不可分割。為了更為直觀，我把伊斯蘭文化歸入西方文化體係，作為當代西方文化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我們便可以對照理解，古代世界的三大文明怎樣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三大文化體係：
A.中華文化體係
B.印度文化體係
C.西方文化體係
如果這種歸納法可以成立的話，我們就可以援引梁漱溟的文化理論，作為我們研究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方法。梁漱溟在他的文化理論中，根據人類對生活的態度，把世界文化劃分為三個體係。梁漱溟給文化下的定義是：一種生活態度或生活方向。他認為，人對生活有三種基本態度：
A.奮力向前，謀求自己所要得到的東西。
B.遇到問題，不求改變局勢、奮力奪取，以滿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尋求調和、持中，改變自己的意願，以目前的處境謀求自己的滿足。
C.遇到問題，不向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背離現實生活的本性，轉身向後，盡力節製自己的欲望。
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是力求持中，以求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平衡；西方人向前力求物質上的滿足；印度人則退後，尋求精神上的滿足。巴比倫人、希臘人、羅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根據不同的生活態度走自己的路，由此造就了各自的文化體係：西方文化體係、中華文化體係和印度文化體係。
二、語言、宗教和倫理習俗
什麽是決定一個文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以梁漱溟的觀點來說，是人的生活態度。亨廷頓則認為是宗教和語言。
宗教指的是一個民族對宗教的態度，即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民族的生活信念與實踐，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人的生活態度”。
語言在一般民族中，隻是一種生活工具。宗教的信仰與實踐卻是決定一個民族文化結構的主要因素。文化由語言、宗教和習俗等因素決定，一個文化經由一個民族的生活長期積澱形成之後，是不容易被改變或摧毀的。
弱小民族的宗教、習俗和語言可能被武力征服或毀滅。但某些古老民族被征服後，征服者卻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羅馬民族後，接受了羅馬的基督教信仰，使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基督教化。漢民族被蒙古人和滿族人征服後，蒙古人和滿族人先後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使漢文化得以延續到今天，也因此導致滿族文化和語言的勢微。這是由於被征服者的文化，優越於征服者的文化使然。在動蕩的世界中，優越的文化可能會暫時的消沉，但是不會被消滅。
語言作為交往的工具，有時會以單一的語言形式出現，如拉丁文，曾經成為歐洲文化交往時的廣泛語言。有時又會以一種混雜語的形式出現，如佛蘭卡語是地中海東部地區商業交往時所使用的廣泛語言。地中海東部地區是東西商業的集散地，由於商業交往的需要，形成了一種混雜語。佛蘭卡語（lingua franca）融匯了意大利語、普羅旺斯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和土耳其語。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由此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現代商業和學術交往大多采用英語，英語成為一種用於廣泛交流的語言。
英語作為母語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遠遠低於漢語。根據1992年的統計，漢語作為母語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為18.8%，英語占7.6%。英語之所以成為國際間交流最為常用的語言，是由於十九世紀英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殖民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地位，領導西方集團。亨廷頓認為，中國的經濟如果能夠保持現在的發展步伐，那麽漢語將有可能取代英語，成為國際上最為通用的語言。
語言是人類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一個民族思想的工具，但卻不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本質。因此，語言的普及，並不能作為同化另外一個民族的手段。一個民族可以接受外來的語言文字，但是其生活態度並不會因此發生根本的變化。例如印度雖然接受了英語，作為國際和國內的交流工具，但是這種做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民族的生活態度。
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僅自成一體，而且文字本身蘊涵著古代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字、語文體係和語義結構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又經曆了儒道釋理念的塑造。要掌握中國的文字和語言，必須同時對中國文化有所理解。中國語言與其它文字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文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的一種工具，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所以要消滅中國文化，必須首先從消滅中國文字入手。
中國的文字和語言異於其它文化，但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語言視為儒家的語言。如果將中國語文、文字和語義結構，看作儒家思想結構的形態[14]，會導致將中國傳統文化簡化為儒家文化。就如，中國的文人雖然通稱為儒生，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中國文人都信仰儒家文化。如果因此將中國文化簡化為儒家文化，同樣也是不恰當的。
中國的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人們學習漢語，除了學習語言，還必須額外地逐字學會書寫漢字。這是阻礙漢字通行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數碼計算技術的發展，也許有助於解決這一難題。
三、祭祖和祖先崇拜
儒家認為人人吃飽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而沒有教育，就和禽獸差不多，所以主張用人倫來教育人。在家庭內有父子關係，在家庭外有君臣關係，這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父子間源勸??鰨??技湟怨Ь次?鰨?蚋炯湟災堪??齲?び字?漵凶鴇爸?渦潁?笥閻?湟猿閑盼?亍?br />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注重人的感情。錢穆說：“人類隻有最感情的，始是最人生的。”在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人隻注重個人的欲望，在欲望的支使中，人隻知為我，顧及不到他人。在一個重情理和倫理的社會中，人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情義。人注重情義，才會尊重他人。人處處顧及對方，處處以他人為重、為念，為他人設想，而忘卻了自我或自己的欲念。
梁漱溟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注重情理。在倫理社會中所貴者，即尊重對方。父母以兒女為重。子女以雙親為重。兄以弟為重，弟以兄為重。夫以妻重，妻以夫為重。朋友、主人與客人、上司和下屬，都相互為重，為對方打算。一言以蔽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互以對方為重。
儒家認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五種關係是人類社會不可變革的倫理關係。在這五種人倫中，三種是家庭內的關係，一種是政治關係，一種是社會關係。處理這五種關係必須依循一定的準則，儒家稱之為倫常或人倫。這就是中國人崇拜“天地君親師”的根本原因。“天地君親師”是一種對祖先的崇拜，而不是對神的宗教式的崇拜。“天地君親師”是中國禮教的根本。這種提法，出自荀子。荀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直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很多家庭中，還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
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孝道的文化。中國人特別注重對父母的孝敬，對祖宗和先人的崇拜。這種祖先崇拜，早在商代就已形成，並見諸於商代的文字記載。商人尊其始祖為帝或上帝，將祖先神化。帝，古文通蒂，即果和種子的出處。
商人早期崇拜的最高神為“上帝”，祖靈和自然神都在這位“上帝”之下，稱為“下帝”。崇拜祖靈的祭祀後來逐漸規範化，祖靈護佑子孫的觀念慢慢形成。祖靈成為商人的保護神。到了商朝末期，祖靈的權威完全確立。對祖靈的信仰，開始排斥對其他宗教的信仰。上帝的觀念收縮為統治家族的祖靈，不再是超家族的普遍“上帝”。
周人的宗教，尊崇的是“天”。周滅商後，周人將“天”的觀念與商人“帝”的觀念結合起來，將至上的神尊稱為“天帝”，並賦予天帝理性和道德上新的內容，使天帝成為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說文解字：天，顛也，至高無上。天本指人的顛額，本意是頭頂（顛頂），亦含有本和始的意義。在金文中經常出現。天可能是周王室供奉的祖先。
祭祖主要是出於人對祖宗的敬意。禮記中對祭禮的本質給予了明確和理性的解釋。祭祀是由於內心有所感動，通過禮的儀式表達出來，而不是由於外在的因素，迫使人這樣去做。所以隻有內心真誠，才能充分表達祭祀的意義。
祭對孔子來說，是以祭祖為主，即祖神。祭祖是出於孝道。至於祭祀其他的神祗，則出於人的敬意。廟祭的對象是人和鬼。郊祭的對象是天和神。祭都是發自內心。孔子認為：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誠為實體，禮為虛。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中國人對孔子、老子及其他學者和民族英雄的崇拜，則是漢朝民族宗教興起以後的事。
四、西方文化與一神教
現代西方的文化，即猶太文化、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文化，都可以在其經典中找到其基本理念。舊約中肯定了耶和華這個上帝是唯一的神，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上帝。聖經告誡世人說：“上帝發言，作如下的訓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曾經領你從被奴役之地埃及出來。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別的神明。不可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裏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因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絕不容忍跟我對立的神明。恨惡我的人，我要懲罰他們，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孫。但愛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愛待他們，甚至到千代子孫。”
一神教的神是妒忌的神，不能包容對其他神的信仰。對絕對唯一神的信仰，取消了個體家庭的祖先崇拜，削弱了家庭凝聚的力量。人不再是自然組織中的人，而是社會集體中的人。在社會集體中，個體家族、宗族或氏族的保護神，被視為異端，逐漸消亡了。
羅馬基督教會的形成，以家族製度的徹底摧毀為基礎，奠定了西方社會集體生活的基石，使個人和集體永遠處於一種緊張的氣氛中。
基督教在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和邦神以後，反對一切其他神的崇拜，不惜與其他宗教為敵。因此，基督教不會以建立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其他宗教之祭壇。
基督教組織教會，打破家庭和宗族這些小群體製度。教會是一種超越家族製度的組織。這一組織的建立，是耶穌堅決囑咐其門徒去做的。教徒人人如兄弟，衣食相共，建立產業共有製，使教會內部結合得極其堅固，團體精神獲得高度的發展。
基督教雖然主張政教分離，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很快又混為一處。公元325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雖然不想用武力殘殺異教，但事實上卻走向反麵。
教會政治化後，歐洲社會的集體生活加強。國家權力限製約束了人的身，宗教信仰縛結引導人的心。羅馬政教的重新結合，國家權力和宗教信仰相合，行其統製，使個人無法逃遁這種統製過強的集體生活。
權力所在，最易引起爭端。當一個組織擁有權力時，不管是教會還是政權，為了保有自己的權力，集團間形成對抗在所難免。基督教雖然主張和平，但自基督教在歐洲立足以後，卻引起了無數集團間血的鬥爭。中國自從受到儒教家庭倫理的教化後，大體上過著散漫而和平的生活。
在羅馬文化解體後，基督教給歐洲的集體生活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基督教除了繼承希臘和羅馬留傳下來的集體傳統外，還接受了日耳曼民族（原始公社）的集體生活傳統，塑造了封建主義製度，並且為現代資本主義製度建立了一種理性的官僚製度。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西方崛起，應完全歸功於基督教的倫理極其建立的製度。
五、宗教的傳播與文化的交流
在世界三大文化體係中，佛教之傳入中國，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為成功的例子。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35年，但是西方文化直到19世紀，還是無法在中國植根。
早在德意誌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公元635年，基督教傳入中國。景教教士阿羅本（A-lo-pen）將基督教帶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太宗下諭容納景教，並在長安為景教修建了景寺。1294年，方濟各派教士約翰·蒙特克莫諾（John of Montecorvino）作為教皇的使節來到北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羅馬教會的方式，嚐試教化景教的教徒。之後，他買了一批男孩，教授他們拉丁文和基督教禮節，並利用他們進行傳教。1368年，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結束，一部分蒙古人開始改信伊斯蘭教。1380年鐵穆爾大迫害，基督教聶斯托裏派（景教）被掃蕩。隻有幾萬聶斯托裏派教徒逃亡到南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直至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兩次傳教，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而告失敗。
另一基督教派摩尼教在六至七世紀間，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該教派吸收了不少佛教和儒教的因素，逐漸佛教化和漢化，後來演變成為一個接近於佛教的秘密宗教團體。摩尼教崇拜日月，在中國又被稱為明教。1368年，朱元璋在明教的幫助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1368－1644）。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開始在中國傳教，基督教第四次來華。利馬竇並不是以基督教傳教士的身份登上舞台，而是作為一個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在中國從事工作。他掌握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嚐試理解中國的道德、哲學和宗教。他強迫自己學會中國的傳統禮節，力圖接近中國的學者、士大夫階層，用中國的詞匯來宣講基督教教義。他希望用這種方法首先贏得中國的統治階層，甚至皇帝本人的皈依。教化民眾並不是耶穌會士傳教的首要目標。
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開始在中國傳道。他們對於耶穌會士允許中國的基督教友祭祖尊孔大為惱火，同時對用中國傳統中慣用的名稱來稱謂“耶和華”這個獨一無二的神感到不滿。不同的教派為此發生了爭端，這就是有名的羅馬教會的“禮儀之爭”。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發布禁令，禁止中國的基督教徒祭祖尊孔，並禁止用上帝和天來稱呼基督教的神，隻允許人們用“天主”來稱呼“耶和華”。祭祖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大事，也是中國倫理的價值準繩。來自羅馬的禁令無異於強迫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停止做中國人。
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在此之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曾經下詔開放整個中國，允許羅馬教會傳播福音。當時的歐洲人對這一做法非常欽佩。萊布尼茨因此認為康熙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君王。
教皇的禁令受到中國的神甫和耶穌教會的一再反對。盡管如此，1710年，羅馬又重新頒發禁令，並威脅違犯禁令者將被逐出教會。1717年，清政府作出反應，驅逐傳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強迫基督教徒出教，並拆毀教堂。
中國是允許宗教自由傳播的，在康熙年間，基督教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伏爾泰認為，由於基督教會內部的爭吵十分激烈，雍正（1723－1735在位）登基後，擔心會發生類似日本那樣的騷亂，才開始真正禁止基督教的活動，但是允許佛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外來的宗教在中國繼續活動。
根據耶穌會傳教士的記述，雍正曾經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已經欺騙了我的父親，那麽別想再欺騙我了。你們想讓中國人采用你們的法律。我知道，你們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這樣一來，我們成了什麽？成了你們君王的臣屬。你們培養的門生隻認識你們。一旦發生動亂，他們必將對你們惟命是從。我知道眼下是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但是當大批軍艦駛來時，就會出亂子。”伏爾泰認同雍正的看法：歐洲的傳教士就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在中國，不同宗教都能容忍其它宗教的存在，但是基督教卻不能做到這一點，認為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都是異端、罪人和魔鬼的同路人。曆史印證了雍正的話，當大批的歐洲軍艦駛來時，果然出了亂子。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就是獲得了中國基督教徒的幫助。
這些耶穌會士，都承認雍正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最賢明、最寬厚的一個。他一貫關心窮人的疾苦，抑製僧侶們的野心，獎勵一切有益的技藝，讓人民有工作做，以保持國家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他嚴格地遵守法律，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設施，交通、河流和運河都維修的很雄偉，而且花費低廉。
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五次大規模傳播是在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因為中國禁止鴉片的輸入，向中國發動了戰爭。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還被迫開放五個港口，允許外國商人在中國全境販賣鴉片，容許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這一奇恥大辱，距離康熙頒發容納基督教的諭令，恰好是150年。
這樣一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無異於殖民主義化。商人、士兵和傳教士一起並肩作戰。商人是歐洲主宰世界的開路先鋒，他們置人的基本道德於不顧，唯利是圖。士兵為保障歐洲各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不惜訴諸武力。傳教士和其他白種人一樣，相信自己的種族和信仰比其他民族優越，倨傲不遜，漠視他人的風俗習慣。傳教時不擇手段，以求贏得西方文明的統治。武力與傳教，從此成為殖民主義的兩種手段。
六、未來世界的文化
人的生活態度，是一個目的和手段的問題。西方文化注重物質生活，所以功利主義色彩特別濃厚。人們為了達到預期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美化自己的意圖、目的以及所謂的“理想”，來為自己使用的手段辯解，將自己的手段神聖化和道德化。就如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 1469-1527）的主張：目的使手段神聖化了。他認為，一個意誌堅定的統治者可以不顧道德觀念的約束，為了獲得權力和保有權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究竟哪一種生活態度（人生觀）更為“正確”，哪一種文化最能表達人類“正確”的生活呢？這是我們必須研究的問題。
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曆史當作人類曆史上主要的戲劇性場麵來撰寫。亨廷頓認為，與其他文明相比較，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這就是世界文化衝突的根源。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萊斯特·皮爾遜（Lester Pearson）曾經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必須向不同的文明學習。他們必須和平共處地生活和交流。他們互相學習，研究彼此間的曆史、理想、文化和藝術。他們豐富彼此間的生活。否則，在這個窄小，人口過分密集的世界裏，就會出現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誠然，文明之間需要加強相互之間的理解，但是這種理解隻能通過相互間的真誠對話才能實現。傳教式的對話隻能增加彼此間的成見，於事無補。
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相同的文化使人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奮鬥。敵對的文化將人們分裂成不同的陣營，互相爭奪和破壞文明的果實。為了消除人類間的衝突和鬥爭，人們是否需要一個普世文化，來促進人類的和平共處？未來的世界是否是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東歐集團的瓦解，意味著曆史已經走到盡頭，是西方文化的勝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將成為世界唯一的文化：今天，我們所經曆的也許是曆史的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製的普及。
梁漱溟則認為，未來的世界文化不是這三種文化的融合，而是中華文化的複興：“中國於曆史上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國民，甘於服善，而恥於用暴。吾民族今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發揮以得之。”
伏爾泰在他的著作《風俗論》中對中國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宗教，極為推崇。他認為中國在這些方麵優於西方國家。伏爾泰認為，“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隻有中國的文人學士例外”，“中國是建立在無神論上的最理智的帝國。”
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又應該從哪裏做起？
七、傳教還是對話
文明之間最為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一個文明戰勝、消滅或征服另一個文明。這種交往屬於暴力的交往，是短暫的。文化的傳播不能隻依靠武力和征服，更為重要的是自發地、和平地由一個文化傳播到另一個文化中，並在另一個文化中生根。後漢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漢明帝在洛陽西門外為之興建白馬寺。佛教傳到中國，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世界文化交流最好的例子。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遠沒有佛教這麽順利。從635年景教進入長安，到1583年利馬竇來中國傳教，一千年間並沒有多少發展。1842年以來，基督教利用殖民主義的勢力，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殖民主義被趕出中國，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再次中斷。直至今天，羅馬教會與中國基督教會的關係仍然無法正常化。問題出在哪裏？是中國人無法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還是因為羅馬教會不允許一個基督徒成為中國人？
近幾十年來，基督教在台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傳教的工作在台灣也沒有受到任何阻礙，但是成效甚微。在一千九百萬台灣人口中，隻有3.5％信奉基督教，其中絕大部分是非漢族的原住民。融合了儒道釋三教的的民間宗教，卻是空前繁榮。這體現在對廟宇的修建中，目前在台灣大約有一萬二千多座廟宇。堅韌的民間宗教，使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暴力可以強製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去做他們所不願做的事，但是不能改變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基本信念。隻有真誠的對話可以使人放棄自己的立場，完全融合在共同的理念中。如果一個宗教能夠通過真誠的對話，尋求新教徒的信仰和皈依，這樣的宗教才有可能在一個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的國家中生根。不擇手段或是借助暴力來傳教，隻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
就如孔漢思所說，一個宗教，如果它為迫害猶太人、屠殺印第安人、燒死女巫和異教徒、發動鴉片戰爭以及其他種種罪行辯護，那麽它就不是一個好的宗教。一個好的宗教，隻能象佛教那樣，能夠與其它文化進行真誠的對話。
對於中國的文化，伏爾泰曾經作出這樣的評價：入侵中國的征服者，其故土後來都變為被征服者的領土。蒙古人和滿族人雖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國，但最終屈服於中國的法律之下，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伏爾泰寫道：“中國人雖然發明了火藥，但是卻用來製造煙花，而不是用來製造毀滅性的工具。葡萄牙人教會中國人使用火炮，耶穌會的教士教會中國人製造大炮。”中國人不善於用暴力來保護自己，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國人總是可以委屈求全，然後假借仁義道德，以德報怨的善心，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誠然，中國人並非自願地通過對話而行動，而是必須通過對話來行動。如果人們不願以動用武力為代價，而是和平地處理問題，那麽他們就必須通過對話，也就是交往行動來獲得相互的理解。
對話，哈伯馬斯稱之為“話語道德”。在“理想對話”的環境中，某種“道德原則”的存在是多餘的。在人與人的“話語”中，人無需建立任何道德原則。在開始對話時，就意味著參與對話的人都認為，對話的理想條件已經充分具備。參與對話的人隻要通過論證的力量，充分地表達自己，有爭執的問題，就有希望通過對話的形式獲得解決。由此達成的共識，也不會存在任何強製性。
但是，在現實的對話中，這種理想狀態並不存在，相反，更多的是“強勢者”與“弱勢者”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試圖通過對話來解決爭執，結果總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所謂“公平”的對話，隻是意願者與理想者的一廂情願。沒有“公平”這一“道德原則”，話語道德就隻是一個空架子，是“強勢者”用語言來說服“弱勢者”的一種傳教手段。因為這種“話語道德”的出發點，最終還是“功利原則”，以獲取個人“最大利益”作為對話的基礎。
對話行動一般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對話行動也是人對峙的一種形式，隻是人們想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這種對峙。孫子認為，不戰而能使對方屈服，謂之上策。對話是一種心理上的戰術。對話是以優勢或最佳的論證來取勝和征服對方。妥協則是根據各自的立場或理由達成一致。在妥協中個人可以保持其基本立場，隻是在非原則性問題上作出讓步。哈伯馬斯則要求人們在“交往行動”中，遵從所謂“理性”的引導，通過對話，以取得行為的一致性。這無異於要求弱勢的一方，放棄立場，順從強勢的一方。“對話”在這裏的作用，隻是洗腦。
隻有把尊重別人作為對話的起點，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人的真實情感才能浮現。人的“功利之心”被“惻隱之心”取代。“理性”中的“情”，而非“理智”，成為人行為的真正動力。敬重他人是中國人孝道的起點：人的情意以孝和敬為出發點，即對父母孝順，對他人恭敬。孝經說：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
這種對話的情理，不是立足於“自我”，而是“我、你和他”，即仁和仨的勢位中。中國人可以從家庭倫理生活中獲得最大的樂趣。中國俗語說：居家自有天倫樂。而自古以來，鰥寡孤獨被看作是人生最苦的事情。古人謂之“無告”，有事無人可以告訴，以求心理上的共鳴、生命的交融，比死還要痛苦。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真誠的對話，就是人生活的真正意義和目的。
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把當今世界的組成歸納為八個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
伏爾泰認為，西方文明的起點是巴比倫文明。這一觀點植根於拉丁文的一句古諺：巴比倫人傳給埃及人，埃及人傳給希臘人。從這一理論推演，上述八個現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認為是從三種古文明發展演變的：
A.古代中華文明體係
B.古代印度文明體係
C.古代西方（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地中海）文明體係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埃及文明融合，產生了克裏特（古地中海）文明和迦南文明。在這兩個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三個宗教文化體係：
A.猶太文化
B.基督文化
C.伊斯蘭文化
這三種宗教文化，我們可以把它們歸納為地中海－亞伯拉罕宗教文化體係。它們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出自同一宗教源頭的、對絕對唯一神的信仰。這三種宗教文化對於今天西方文明的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伏爾泰認為，羅馬沒落、分裂時，歐洲的大多數民族還處在野蠻無知的狀態中。歐洲最早的天文學、化學和醫學知識，有很多來自阿拉伯人。西方文明能夠發展到今天的高度，與伊斯蘭文化不可分割。為了更為直觀，我把伊斯蘭文化歸入西方文化體係，作為當代西方文化體係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樣我們便可以對照理解，古代世界的三大文明怎樣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三大文化體係：
A.中華文化體係
B.印度文化體係
C.西方文化體係
如果這種歸納法可以成立的話，我們就可以援引梁漱溟的文化理論，作為我們研究當今世界文化發展的方法。梁漱溟在他的文化理論中，根據人類對生活的態度，把世界文化劃分為三個體係。梁漱溟給文化下的定義是：一種生活態度或生活方向。他認為，人對生活有三種基本態度：
A.奮力向前，謀求自己所要得到的東西。
B.遇到問題，不求改變局勢、奮力奪取，以滿足自己的欲望，而是尋求調和、持中，改變自己的意願，以目前的處境謀求自己的滿足。
C.遇到問題，不向外尋求解決問題的方式，而是背離現實生活的本性，轉身向後，盡力節製自己的欲望。
中國人的生活態度是力求持中，以求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平衡；西方人向前力求物質上的滿足；印度人則退後，尋求精神上的滿足。巴比倫人、希臘人、羅馬人、中國人和印度人根據不同的生活態度走自己的路，由此造就了各自的文化體係：西方文化體係、中華文化體係和印度文化體係。
二、語言、宗教和倫理習俗
什麽是決定一個文化的最主要的因素？以梁漱溟的觀點來說，是人的生活態度。亨廷頓則認為是宗教和語言。
宗教指的是一個民族對宗教的態度，即一個民族的精神生活方式，包括民族的生活信念與實踐，也就是梁漱溟所說的“人的生活態度”。
語言在一般民族中，隻是一種生活工具。宗教的信仰與實踐卻是決定一個民族文化結構的主要因素。文化由語言、宗教和習俗等因素決定，一個文化經由一個民族的生活長期積澱形成之後，是不容易被改變或摧毀的。
弱小民族的宗教、習俗和語言可能被武力征服或毀滅。但某些古老民族被征服後，征服者卻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同化。例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羅馬民族後，接受了羅馬的基督教信仰，使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基督教化。漢民族被蒙古人和滿族人征服後，蒙古人和滿族人先後接受了漢族的文化，使漢文化得以延續到今天，也因此導致滿族文化和語言的勢微。這是由於被征服者的文化，優越於征服者的文化使然。在動蕩的世界中，優越的文化可能會暫時的消沉，但是不會被消滅。
語言作為交往的工具，有時會以單一的語言形式出現，如拉丁文，曾經成為歐洲文化交往時的廣泛語言。有時又會以一種混雜語的形式出現，如佛蘭卡語是地中海東部地區商業交往時所使用的廣泛語言。地中海東部地區是東西商業的集散地，由於商業交往的需要，形成了一種混雜語。佛蘭卡語（lingua franca）融匯了意大利語、普羅旺斯語、法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希臘語和土耳其語。使用不同語言的人由此達到互相交流的目的。現代商業和學術交往大多采用英語，英語成為一種用於廣泛交流的語言。
英語作為母語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遠遠低於漢語。根據1992年的統計，漢語作為母語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為18.8%，英語占7.6%。英語之所以成為國際間交流最為常用的語言，是由於十九世紀英國是世界上最為強大的殖民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取代了英國的地位，領導西方集團。亨廷頓認為，中國的經濟如果能夠保持現在的發展步伐，那麽漢語將有可能取代英語，成為國際上最為通用的語言。
語言是人類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一個民族思想的工具，但卻不是一個民族生活的本質。因此，語言的普及，並不能作為同化另外一個民族的手段。一個民族可以接受外來的語言文字，但是其生活態度並不會因此發生根本的變化。例如印度雖然接受了英語，作為國際和國內的交流工具，但是這種做法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一民族的生活態度。
中國的語言文字不僅自成一體，而且文字本身蘊涵著古代中國的哲學思想。中國的文字、語文體係和語義結構在曆史發展過程中，又經曆了儒道釋理念的塑造。要掌握中國的文字和語言，必須同時對中國文化有所理解。中國語言與其它文字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文字不僅僅是文化交流的一種工具，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載體。所以要消滅中國文化，必須首先從消滅中國文字入手。
中國的文字和語言異於其它文化，但也不能簡單地把中國語言視為儒家的語言。如果將中國語文、文字和語義結構，看作儒家思想結構的形態[14]，會導致將中國傳統文化簡化為儒家文化。就如，中國的文人雖然通稱為儒生，但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中國文人都信仰儒家文化。如果因此將中國文化簡化為儒家文化，同樣也是不恰當的。
中國的文字是一種象形文字，人們學習漢語，除了學習語言，還必須額外地逐字學會書寫漢字。這是阻礙漢字通行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數碼計算技術的發展，也許有助於解決這一難題。
三、祭祖和祖先崇拜
儒家認為人人吃飽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而沒有教育，就和禽獸差不多，所以主張用人倫來教育人。在家庭內有父子關係，在家庭外有君臣關係，這是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關係。父子間源勸??鰨??技湟怨Ь次?鰨?蚋炯湟災堪??齲?び字?漵凶鴇爸?渦潁?笥閻?湟猿閑盼?亍?br />
梁漱溟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注重人的感情。錢穆說：“人類隻有最感情的，始是最人生的。”在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中，人隻注重個人的欲望，在欲望的支使中，人隻知為我，顧及不到他人。在一個重情理和倫理的社會中，人注重人與人之間的情義。人注重情義，才會尊重他人。人處處顧及對方，處處以他人為重、為念，為他人設想，而忘卻了自我或自己的欲念。
梁漱溟認為，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注重情理。在倫理社會中所貴者，即尊重對方。父母以兒女為重。子女以雙親為重。兄以弟為重，弟以兄為重。夫以妻重，妻以夫為重。朋友、主人與客人、上司和下屬，都相互為重，為對方打算。一言以蔽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互以對方為重。
儒家認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這五種關係是人類社會不可變革的倫理關係。在這五種人倫中，三種是家庭內的關係，一種是政治關係，一種是社會關係。處理這五種關係必須依循一定的準則，儒家稱之為倫常或人倫。這就是中國人崇拜“天地君親師”的根本原因。“天地君親師”是一種對祖先的崇拜，而不是對神的宗教式的崇拜。“天地君親師”是中國禮教的根本。這種提法，出自荀子。荀子說：“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直到新中國成立以來，在很多家庭中，還供奉著“天地君親師”的牌位。
中國的文化是一種孝道的文化。中國人特別注重對父母的孝敬，對祖宗和先人的崇拜。這種祖先崇拜，早在商代就已形成，並見諸於商代的文字記載。商人尊其始祖為帝或上帝，將祖先神化。帝，古文通蒂，即果和種子的出處。
商人早期崇拜的最高神為“上帝”，祖靈和自然神都在這位“上帝”之下，稱為“下帝”。崇拜祖靈的祭祀後來逐漸規範化，祖靈護佑子孫的觀念慢慢形成。祖靈成為商人的保護神。到了商朝末期，祖靈的權威完全確立。對祖靈的信仰，開始排斥對其他宗教的信仰。上帝的觀念收縮為統治家族的祖靈，不再是超家族的普遍“上帝”。
周人的宗教，尊崇的是“天”。周滅商後，周人將“天”的觀念與商人“帝”的觀念結合起來，將至上的神尊稱為“天帝”，並賦予天帝理性和道德上新的內容，使天帝成為理性和道德的化身。說文解字：天，顛也，至高無上。天本指人的顛額，本意是頭頂（顛頂），亦含有本和始的意義。在金文中經常出現。天可能是周王室供奉的祖先。
祭祖主要是出於人對祖宗的敬意。禮記中對祭禮的本質給予了明確和理性的解釋。祭祀是由於內心有所感動，通過禮的儀式表達出來，而不是由於外在的因素，迫使人這樣去做。所以隻有內心真誠，才能充分表達祭祀的意義。
祭對孔子來說，是以祭祖為主，即祖神。祭祖是出於孝道。至於祭祀其他的神祗，則出於人的敬意。廟祭的對象是人和鬼。郊祭的對象是天和神。祭都是發自內心。孔子認為：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誠為實體，禮為虛。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
中國人對孔子、老子及其他學者和民族英雄的崇拜，則是漢朝民族宗教興起以後的事。
四、西方文化與一神教
現代西方的文化，即猶太文化、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文化，都可以在其經典中找到其基本理念。舊約中肯定了耶和華這個上帝是唯一的神，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上帝。聖經告誡世人說：“上帝發言，作如下的訓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曾經領你從被奴役之地埃及出來。我以外，你不可敬拜別的神明。不可為自己雕刻任何偶像；也不可仿造天上、地上，或地底下、水裏的任何形象。不可向任何偶像跪拜，因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絕不容忍跟我對立的神明。恨惡我的人，我要懲罰他們，甚至到三四代的子孫。但愛我、遵守我命令的人，我要以慈愛待他們，甚至到千代子孫。”
一神教的神是妒忌的神，不能包容對其他神的信仰。對絕對唯一神的信仰，取消了個體家庭的祖先崇拜，削弱了家庭凝聚的力量。人不再是自然組織中的人，而是社會集體中的人。在社會集體中，個體家族、宗族或氏族的保護神，被視為異端，逐漸消亡了。
羅馬基督教會的形成，以家族製度的徹底摧毀為基礎，奠定了西方社會集體生活的基石，使個人和集體永遠處於一種緊張的氣氛中。
基督教在推翻各家各邦的家神和邦神以後，反對一切其他神的崇拜，不惜與其他宗教為敵。因此，基督教不會以建立自身之祭壇為滿足，必進而毀滅其他宗教之祭壇。
基督教組織教會，打破家庭和宗族這些小群體製度。教會是一種超越家族製度的組織。這一組織的建立，是耶穌堅決囑咐其門徒去做的。教徒人人如兄弟，衣食相共，建立產業共有製，使教會內部結合得極其堅固，團體精神獲得高度的發展。
基督教雖然主張政教分離，但事實上卻無法做到，很快又混為一處。公元325年，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基督教雖然不想用武力殘殺異教，但事實上卻走向反麵。
教會政治化後，歐洲社會的集體生活加強。國家權力限製約束了人的身，宗教信仰縛結引導人的心。羅馬政教的重新結合，國家權力和宗教信仰相合，行其統製，使個人無法逃遁這種統製過強的集體生活。
權力所在，最易引起爭端。當一個組織擁有權力時，不管是教會還是政權，為了保有自己的權力，集團間形成對抗在所難免。基督教雖然主張和平，但自基督教在歐洲立足以後，卻引起了無數集團間血的鬥爭。中國自從受到儒教家庭倫理的教化後，大體上過著散漫而和平的生活。
在羅馬文化解體後，基督教給歐洲的集體生活注入了新生的力量。基督教除了繼承希臘和羅馬留傳下來的集體傳統外，還接受了日耳曼民族（原始公社）的集體生活傳統，塑造了封建主義製度，並且為現代資本主義製度建立了一種理性的官僚製度。韋伯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在西方崛起，應完全歸功於基督教的倫理極其建立的製度。
五、宗教的傳播與文化的交流
在世界三大文化體係中，佛教之傳入中國，是世界文化交流中最為成功的例子。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始於公元635年，但是西方文化直到19世紀，還是無法在中國植根。
早在德意誌民族皈依基督教之前，公元635年，基督教傳入中國。景教教士阿羅本（A-lo-pen）將基督教帶到長安，受到唐太宗的禮遇。太宗下諭容納景教，並在長安為景教修建了景寺。1294年，方濟各派教士約翰·蒙特克莫諾（John of Montecorvino）作為教皇的使節來到北京。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羅馬教會的方式，嚐試教化景教的教徒。之後，他買了一批男孩，教授他們拉丁文和基督教禮節，並利用他們進行傳教。1368年，蒙古人在中國的統治結束，一部分蒙古人開始改信伊斯蘭教。1380年鐵穆爾大迫害，基督教聶斯托裏派（景教）被掃蕩。隻有幾萬聶斯托裏派教徒逃亡到南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直至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兩次傳教，由於伊斯蘭教的興起而告失敗。
另一基督教派摩尼教在六至七世紀間，經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該教派吸收了不少佛教和儒教的因素，逐漸佛教化和漢化，後來演變成為一個接近於佛教的秘密宗教團體。摩尼教崇拜日月，在中國又被稱為明教。1368年，朱元璋在明教的幫助下，推翻元朝，建立了明朝（1368－1644）。
1583年，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 1552-1610）開始在中國傳教，基督教第四次來華。利馬竇並不是以基督教傳教士的身份登上舞台，而是作為一個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在中國從事工作。他掌握了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嚐試理解中國的道德、哲學和宗教。他強迫自己學會中國的傳統禮節，力圖接近中國的學者、士大夫階層，用中國的詞匯來宣講基督教教義。他希望用這種方法首先贏得中國的統治階層，甚至皇帝本人的皈依。教化民眾並不是耶穌會士傳教的首要目標。
1634年，西班牙多明我會和方濟各會開始在中國傳道。他們對於耶穌會士允許中國的基督教友祭祖尊孔大為惱火，同時對用中國傳統中慣用的名稱來稱謂“耶和華”這個獨一無二的神感到不滿。不同的教派為此發生了爭端，這就是有名的羅馬教會的“禮儀之爭”。1704年，教皇克雷芒十二世發布禁令，禁止中國的基督教徒祭祖尊孔，並禁止用上帝和天來稱呼基督教的神，隻允許人們用“天主”來稱呼“耶和華”。祭祖是中國社會的根本大事，也是中國倫理的價值準繩。來自羅馬的禁令無異於強迫信仰基督教的中國人停止做中國人。
這一禁令激怒了康熙皇帝。在此之前，也就是1692年，康熙曾經下詔開放整個中國，允許羅馬教會傳播福音。當時的歐洲人對這一做法非常欽佩。萊布尼茨因此認為康熙是當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君王。
教皇的禁令受到中國的神甫和耶穌教會的一再反對。盡管如此，1710年，羅馬又重新頒發禁令，並威脅違犯禁令者將被逐出教會。1717年，清政府作出反應，驅逐傳教士，禁止信仰基督教，強迫基督教徒出教，並拆毀教堂。
中國是允許宗教自由傳播的，在康熙年間，基督教可以在中國自由傳教。伏爾泰認為，由於基督教會內部的爭吵十分激烈，雍正（1723－1735在位）登基後，擔心會發生類似日本那樣的騷亂，才開始真正禁止基督教的活動，但是允許佛教和伊斯蘭教這兩個外來的宗教在中國繼續活動。
根據耶穌會傳教士的記述，雍正曾經對他們說：“如果你們已經欺騙了我的父親，那麽別想再欺騙我了。你們想讓中國人采用你們的法律。我知道，你們的信仰容不得其他的信仰；這樣一來，我們成了什麽？成了你們君王的臣屬。你們培養的門生隻認識你們。一旦發生動亂，他們必將對你們惟命是從。我知道眼下是沒有什麽可擔心的，但是當大批軍艦駛來時，就會出亂子。”伏爾泰認同雍正的看法：歐洲的傳教士就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在中國，不同宗教都能容忍其它宗教的存在，但是基督教卻不能做到這一點，認為信仰其它宗教的人都是異端、罪人和魔鬼的同路人。曆史印證了雍正的話，當大批的歐洲軍艦駛來時，果然出了亂子。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就是獲得了中國基督教徒的幫助。
這些耶穌會士，都承認雍正是中國曆代帝王中最賢明、最寬厚的一個。他一貫關心窮人的疾苦，抑製僧侶們的野心，獎勵一切有益的技藝，讓人民有工作做，以保持國家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他嚴格地遵守法律，在他的治下，所有的公共設施，交通、河流和運河都維修的很雄偉，而且花費低廉。
基督教在中國的第五次大規模傳播是在鴉片戰爭之後。英國因為中國禁止鴉片的輸入，向中國發動了戰爭。1842年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還被迫開放五個港口，允許外國商人在中國全境販賣鴉片，容許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傳教。這一奇恥大辱，距離康熙頒發容納基督教的諭令，恰好是150年。
這樣一來，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無異於殖民主義化。商人、士兵和傳教士一起並肩作戰。商人是歐洲主宰世界的開路先鋒，他們置人的基本道德於不顧，唯利是圖。士兵為保障歐洲各國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不惜訴諸武力。傳教士和其他白種人一樣，相信自己的種族和信仰比其他民族優越，倨傲不遜，漠視他人的風俗習慣。傳教時不擇手段，以求贏得西方文明的統治。武力與傳教，從此成為殖民主義的兩種手段。
六、未來世界的文化
人的生活態度，是一個目的和手段的問題。西方文化注重物質生活，所以功利主義色彩特別濃厚。人們為了達到預期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們美化自己的意圖、目的以及所謂的“理想”，來為自己使用的手段辯解，將自己的手段神聖化和道德化。就如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 1469-1527）的主張：目的使手段神聖化了。他認為，一個意誌堅定的統治者可以不顧道德觀念的約束，為了獲得權力和保有權力，可以使用任何手段。
究竟哪一種生活態度（人生觀）更為“正確”，哪一種文化最能表達人類“正確”的生活呢？這是我們必須研究的問題。
每一種文化都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並把自己的曆史當作人類曆史上主要的戲劇性場麵來撰寫。亨廷頓認為，與其他文明相比較，西方文明可能更是如此。這就是世界文化衝突的根源。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萊斯特·皮爾遜（Lester Pearson）曾經警告說：“人類正在進入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人們必須向不同的文明學習。他們必須和平共處地生活和交流。他們互相學習，研究彼此間的曆史、理想、文化和藝術。他們豐富彼此間的生活。否則，在這個窄小，人口過分密集的世界裏，就會出現誤解、緊張、衝突和災難”。誠然，文明之間需要加強相互之間的理解，但是這種理解隻能通過相互間的真誠對話才能實現。傳教式的對話隻能增加彼此間的成見，於事無補。
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統一的力量。相同的文化使人們聚集在一起，共同奮鬥。敵對的文化將人們分裂成不同的陣營，互相爭奪和破壞文明的果實。為了消除人類間的衝突和鬥爭，人們是否需要一個普世文化，來促進人類的和平共處？未來的世界是否是西方文化、中華文化和印度文化的融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東歐集團的瓦解，意味著曆史已經走到盡頭，是西方文化的勝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將成為世界唯一的文化：今天，我們所經曆的也許是曆史的終結，即人類意識形態的演進的終結點和作為人類政府最終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製的普及。
梁漱溟則認為，未來的世界文化不是這三種文化的融合，而是中華文化的複興：“中國於曆史上為世界最尚理性，最有理性之國民，甘於服善，而恥於用暴。吾民族今後果有新生命之辟造也，其必自此精神之發揮以得之。”
伏爾泰在他的著作《風俗論》中對中國的政治、法律、文化、道德和宗教，極為推崇。他認為中國在這些方麵優於西方國家。伏爾泰認為，“似乎所有民族都迷信，隻有中國的文人學士例外”，“中國是建立在無神論上的最理智的帝國。”
但是，中國文化的複興，又應該從哪裏做起？
七、傳教還是對話
文明之間最為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交往，是一個文明戰勝、消滅或征服另一個文明。這種交往屬於暴力的交往，是短暫的。文化的傳播不能隻依靠武力和征服，更為重要的是自發地、和平地由一個文化傳播到另一個文化中，並在另一個文化中生根。後漢永平年間（公元58－75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漢明帝在洛陽西門外為之興建白馬寺。佛教傳到中國，並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世界文化交流最好的例子。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遠沒有佛教這麽順利。從635年景教進入長安，到1583年利馬竇來中國傳教，一千年間並沒有多少發展。1842年以來，基督教利用殖民主義的勢力，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殖民主義被趕出中國，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再次中斷。直至今天，羅馬教會與中國基督教會的關係仍然無法正常化。問題出在哪裏？是中國人無法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還是因為羅馬教會不允許一個基督徒成為中國人？
近幾十年來，基督教在台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傳教的工作在台灣也沒有受到任何阻礙，但是成效甚微。在一千九百萬台灣人口中，隻有3.5％信奉基督教，其中絕大部分是非漢族的原住民。融合了儒道釋三教的的民間宗教，卻是空前繁榮。這體現在對廟宇的修建中，目前在台灣大約有一萬二千多座廟宇。堅韌的民間宗教，使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陷入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
暴力可以強製一個人或一個民族去做他們所不願做的事，但是不能改變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基本信念。隻有真誠的對話可以使人放棄自己的立場，完全融合在共同的理念中。如果一個宗教能夠通過真誠的對話，尋求新教徒的信仰和皈依，這樣的宗教才有可能在一個具有高度文化傳統的國家中生根。不擇手段或是借助暴力來傳教，隻是殖民主義的一種手段。
就如孔漢思所說，一個宗教，如果它為迫害猶太人、屠殺印第安人、燒死女巫和異教徒、發動鴉片戰爭以及其他種種罪行辯護，那麽它就不是一個好的宗教。一個好的宗教，隻能象佛教那樣，能夠與其它文化進行真誠的對話。
對於中國的文化，伏爾泰曾經作出這樣的評價：入侵中國的征服者，其故土後來都變為被征服者的領土。蒙古人和滿族人雖然用武力征服了中國，但最終屈服於中國的法律之下，接受了中國的文化。伏爾泰寫道：“中國人雖然發明了火藥，但是卻用來製造煙花，而不是用來製造毀滅性的工具。葡萄牙人教會中國人使用火炮，耶穌會的教士教會中國人製造大炮。”中國人不善於用暴力來保護自己，為了自己的利益，中國人總是可以委屈求全，然後假借仁義道德，以德報怨的善心，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誠然，中國人並非自願地通過對話而行動，而是必須通過對話來行動。如果人們不願以動用武力為代價，而是和平地處理問題，那麽他們就必須通過對話，也就是交往行動來獲得相互的理解。
對話，哈伯馬斯稱之為“話語道德”。在“理想對話”的環境中，某種“道德原則”的存在是多餘的。在人與人的“話語”中，人無需建立任何道德原則。在開始對話時，就意味著參與對話的人都認為，對話的理想條件已經充分具備。參與對話的人隻要通過論證的力量，充分地表達自己，有爭執的問題，就有希望通過對話的形式獲得解決。由此達成的共識，也不會存在任何強製性。
但是，在現實的對話中，這種理想狀態並不存在，相反，更多的是“強勢者”與“弱勢者”的對話。在這種對話中，試圖通過對話來解決爭執，結果總是有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所謂“公平”的對話，隻是意願者與理想者的一廂情願。沒有“公平”這一“道德原則”，話語道德就隻是一個空架子，是“強勢者”用語言來說服“弱勢者”的一種傳教手段。因為這種“話語道德”的出發點，最終還是“功利原則”，以獲取個人“最大利益”作為對話的基礎。
對話行動一般利於強勢者，不利於弱勢者。對話行動也是人對峙的一種形式，隻是人們想通過和平的手段，解決這種對峙。孫子認為，不戰而能使對方屈服，謂之上策。對話是一種心理上的戰術。對話是以優勢或最佳的論證來取勝和征服對方。妥協則是根據各自的立場或理由達成一致。在妥協中個人可以保持其基本立場，隻是在非原則性問題上作出讓步。哈伯馬斯則要求人們在“交往行動”中，遵從所謂“理性”的引導，通過對話，以取得行為的一致性。這無異於要求弱勢的一方，放棄立場，順從強勢的一方。“對話”在這裏的作用，隻是洗腦。
隻有把尊重別人作為對話的起點，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人的真實情感才能浮現。人的“功利之心”被“惻隱之心”取代。“理性”中的“情”，而非“理智”，成為人行為的真正動力。敬重他人是中國人孝道的起點：人的情意以孝和敬為出發點，即對父母孝順，對他人恭敬。孝經說：禮者，敬而已矣。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
這種對話的情理，不是立足於“自我”，而是“我、你和他”，即仁和仨的勢位中。中國人可以從家庭倫理生活中獲得最大的樂趣。中國俗語說：居家自有天倫樂。而自古以來，鰥寡孤獨被看作是人生最苦的事情。古人謂之“無告”，有事無人可以告訴，以求心理上的共鳴、生命的交融，比死還要痛苦。由此可見，人與人之間真誠的對話，就是人生活的真正意義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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