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中共組織的司法化 (反右五十周年祭)

 

從革命戰爭走過來的中共已經習慣於黨政權的統治方式。黨就是政府，黨就是輿論，黨就是公安局，黨就是檢察院，黨就是法院，黨就是監獄。黨自己就可以完成一個完整的司法程序。總之一切黨說了算。一切黨都可以辦。新中國建立之前中共沒有司法製度和機構設置。象延安時代的王實味，也是在中共提出整風，鼓勵大家對中共積極作批評，聲稱“言者無罪”的背景下，寫了<<野百合花>>之類的文章，批評中共某些人的官僚作風，就被打成為托派，反革命，國民黨分子，不經任何司法程序，僅憑中共社會部的一道命令，拉出去槍斃了事。不敢想象，中共對王實味之類知識分子言論罪行的處理模式竟成了中共作為一個普通群眾黨派組織司法化的典型始端。在一九五七年夏的反右運動中，中共重操舊路，進行了一次建國以來大規模黨組織司法化的操練！，盡管中共已經執政七年，盡管一九五四年已經製定出憲法，中共還是不願意照章辦事，還是要繼續延安時代“草頭王”的率性做法，對待黨內外知識分子的為政言論的思維方式是：惹毛了就“整”你，讓你稀飯也喝不動。惹怒了就把你“崩”了，殺雞給猴子看。

反右運動的始因。

反右運動的起因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主動提出要黨內外群眾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於5月1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這個《指示》指出，由於黨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處於執政黨的地位，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有許多同誌就容易采取單純的行政命令的辦法去處理問題，而有一部分立場不堅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舊社會作風的殘餘，形成一種特權思想，甚至用打擊壓迫的方法去對待群眾。因此，有必要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見中共統戰部網址)。但是，一旦意見出來了，毛澤東又受不了了。又像當年在延安時一樣，他認為這些言論都是反黨，反社會製度，反無產階級專製等等。毛澤東翻臉不認人了！

中共反右領導小組____超級司法部

一九五四年中國人民有了一部憲法。這部憲法明確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自由”。 整風是中共黨組織的自主行為，不是政府行為。也不具法律效力。作為非中共黨派人員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各民主黨派人士在內對此活動可以參與，也可以不參與。這是他們的自由，也是他們的權力！中國公民響應中共整風號召，在中共召開的座談會上發言，參與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合乎於理，也合乎於情，更合乎於法。既使意見有失全麵，用語有失恰當，態度有失偏頗，也無可指責。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你請我來做客發言。我高興就來，來了高興就說兩句，說了你不高興，不高興我就不說，我就尷尬地笑一笑，拍拍屁股走人。我知道你共產黨隻喜歡聽好的，即使發邀請之前話說得明明白白要人家來提意見內心裏也隻喜歡聽好的。什麽臭脾氣！既然如此，以後我就不來了，就這麽簡單。中共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基本上是以座談會形式進行的。這種座談會主客的政治關係是一個普通黨派組織與一群普通老百姓的黨群對應關係。在此過程中造成的誤會或摩擦應該由東道主中共包容與承擔，中共無理由更無權力來追究座談會發言人的行政責任或法律責任。從中國人傳統的道德與倫理上來看，這種陷客為敵，置人死地的做法也會讓天下人笑掉大牙！但是，毛澤東咽不下這口氣，他認為這是敵我矛盾！他顧不得許多了！他要發飆了！

既然中共黨內外群眾提的意見是敵我矛盾，那就應該對這部分人進行處治。如何處治？毛澤東動議成立中共反右領導小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政法書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和北京市市長彭真擔任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原來中共基層組織的整風領導小組也隨即將門頭牌子一換：“反右領導小組”。一場有組織(實際上是有預謀的)的集體迫害人類運動開始了。

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機構職能包括了行政和法律兩個方麵。在反右運動中它操作全國反右運動的發展，如輿論宣傳，人民日報重要社論的撰寫，北京靈魂中心重要人物的座談會組織，黨內即時性的反右工作指導及部署，各階段具體政策或措施的擬定，核實，發布。反右後期人事行政處分，刑罰性質的“戴帽”處理，罪犯發配遣送，入監等等。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曆史成果就是把五十五萬善良無辜的普通中國公民硬生生地打成了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使五十五萬人直接受到政治和生命的迫害！使與這五十五萬人有聯係的幾千萬之眾的親屬子女朋友同事間接受到政治和生命的歧視和迫害！，正所謂“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降”。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曆史訴說著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普通群眾黨派組織執政後可以隨意批判，誣陷，謀害於人。有權力製定法律性質的文件，將普通公民劃歸為政治敵人，戴上一頂看似頭上無，人人心中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二戰時納粹迫害猶太人，讓每個猶太人必須在胸前佩戴白色“大衛之星”標記____無形、有形而已)。“把他們搞臭。”(毛澤東語)。降職、降薪、革職、開除，並有權力對他們收留，關押，審訊，乃至遣送到邊遠山區農場，農村，礦山或監獄進行非人道的無確定期限勞動改造。

人民日報的司法角色

報紙____司法角色？這樣的論題是可笑的，但這樣的事實卻存在！報紙作為社會輿論的表達方式，它的政治立場應該是中立的，觀察和報導應該是客觀的。這才不失社會輿論的公正性。人民日報是中共的黨報，是中共的喉舌。這是中共毫不忌諱的。既然如此，人們就不可能希望它中立，客觀，更不敢奢望公正性了。反右運動的開場是以中共“已證正確”的壟斷語境下進行的。人民日報從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發表<<這是為什麽？>>社論開始就在為這場在違憲前提下進行的錯誤運動作一邊倒輿論宣傳，即時公布中共反右政策，文件，報道反右運動的每日進程，並以大量版麵作為批判所謂右派言論的戰場。而在所報道的所謂右派言論和案件的隨意性和非真實性，為反右運動推波助瀾，釀成了全國性的災難。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撰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社論，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他們的猖狂進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聯）盟”。事實證明，章羅聯盟純屬毛澤東捏造！又如中國人民大學葛佩奇說“殺共產黨”一案。葛佩奇原話是“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國家不會亡。因為不要黨，人們也不會賣國。”。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的人民日報卻報導為：“群眾總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葛佩奇見報，當即要求更正，但人民日報卻拒絕更正。於是葛佩奇這一的右派言論成了中共五七年反右正確性必要性的重要佐證！也成為後來中共堅持不予平反的代表性事實依據(鄧小平所謂“有些人是殺氣騰騰”說出自此處)。白紙黑字，鐵冤如山！無辜的受難者有口難辯。而更多受蒙騙的普羅大眾也隻能跟著人民日報的宣傳跑。充當中共的支持者。這樣的政治格局，不要說在當時，哪怕在今天，誰有勇氣，能力和權力站出來，為受害者在某報紙上和中共公開一辯？人民日報在整個反右運動過程中的宣傳鼓搗及結論性報導無疑充當了一個政黨司法化的權威發言人和案件公布欄似的醜惡角色。

統戰部____中共司法化工作組

盡管當時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後來回憶道：“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誌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事實上，五七年五月中旬，“當聽到李維漢向他匯報說，有人散布要與共產黨“輪流坐莊”、搞“海德公園”等謬論時，毛澤東說，他這樣搞，將來會整到自己頭上。並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當李維漢匯報到有人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大事記)。六月八日，毛澤東亮出了反右底牌，中共統戰部便成了在各民主黨派中央及地方領導部門具體操作反右鬥爭的司法化工作組

座談會：五七年從整風到反右整個過程從中央到地方幾乎都是以“座談會”的形式進行的。即使是後期的群眾大批判會也被稱美其名曰“座談會”。座談會，顧名思義，坐在一起談。如“春節座談會”，“老幹部座談會”。“師生座談會”。座談會是正常社會人們共同討論，協商事情的一種聚會形式。能夠坐在一起談，起碼不是敵我關係。否則就不能稱“座談”了。誰又能想到在中共的詞典中，“座談會”是充滿血腥的“鴻門宴”。“座談會上抓敵人”。這不能不說是中共的新創造！統戰部走的第一步棋是欲擒故縱，以便“引蛇出洞”。統戰部連續召開座談會，請來了各民主黨派的領袖及社會各界名流。氣氛融融，發言踴躍。而這些發言就成了後來如同檢察院向法院呈交的公訴書裏的罪證。統戰部的第二步棋是大批判，硬逼供。根據發言有了初步材料，有了初步材料就應該有進一步罪證。有了進一步罪證，就應該有更多的罪證。有了更多的罪證，就應該有更多的旁證。有了更多的旁證，就足以讓你服。如你不服，就繼續召開“座談會”讓廣“大人民群眾”來“幫助”你服。一次不服，來二次。二次不服來三次、、、讓你的同事來，讓你的熟人來，讓你的老婆來，讓你的情人來，讓你的保姆來、、、羅隆基先生開始時，以自己的硬骨堅韌地支撐著清白。“七鬥八鬥，從盛夏鬥到寒冬，特別是１２月２１日、２２日、２３日連續３天在豐盛胡同中直俱樂部進行的戰鬥，使心力交瘁、氣血兩空的羅隆基在１２月２６日這一天，終於低下了高昂的頭：從發誓“把自己的骨頭燒成灰也找不到反社會主義”，轉化為承認自己“企圖把民主同盟造成一個大黨，同共產黨分庭抗禮，這絕對不僅是思想認識上的錯誤，而是章羅聯盟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的陰謀活動”(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羅隆基不屈的身軀是倒在中共統戰部直接組織的強大的集體性的連續近半年時間的非法的逼，供，訊的過程中。中共統戰部的做法就是中共在全中國實行的做法。中共黨組織的嚴密的紀律性是世界公認的，所以在整個反右運動中上行下效，幹得雷厲風行。毛澤東反動反右運動是以“整”民主黨派中央級人士為主，以其它知識分子，地富子女為輔。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反右運動的操作步驟和成功經驗就格外重要。它對全國的反右運動將起到樣板效應。好了，現在”罪犯“已經低頭認罪，審訊程序結束了，統戰部____這非法的法庭該宣判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統戰部在1957年12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其中絕大部分撤職或降級”。“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意見的基礎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關於一屆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揭發出第一屆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經中共中央決定，內中53人由原選區的人民代表大會撤銷其代表資格”。“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統戰部會同宣傳部、組織部一起研究，選擇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為“標兵”，擬訂了《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以作“樣板”，供各地處理“右派分子”參照。這96人中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陳銘樞、黃紹肱、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陳仁炳、彭文應、沈誌遠、彭一湖、畢鳴岐、黃琪翔、張雲川、謝雪紅、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潘大逵等”、、、一個普通執政黨黨內的一個部門，一個平日裏隻具備“了解情況，掌握政策，調整關係，安排人事”之職能的黨務部門，在反右運動期間立馬就成了調查，取證，逼供，定罪，懲處“犯罪分子”(“右派分子”不是簡單的行政處分名分，而是中共在憲法規定之外獨創的特殊刑罰罪名)的司法部門！(注意：一九七八年的右派分子摘帽改正的處理也是由中共統戰部出麵辦理的)。

黨委、支部____中共基層司法化組織

中共成功的專製統治得力於從蘇聯學來的黨的組織基層化。從而建立起龐大而有力的權力結構網絡。在反右運動中，中共的基層組織以黨委、支部書記或勢力人物為核心，忠實地執行著中央的紅色文件，在自己所轄政治權力區域內照著葫蘆畫瓢抓右派。中共基層黨組織在整個反右運動中全麵司法化的演繹是最充分最完整的。

第一步，鼓動，座談，歡迎黨內外人士提意見，有的還搞所謂的向黨“交心”活動____取證。

第二步，抓到鬥爭對象，發動本單位群眾舉行持續性的批判鬥爭____審訊。

第三步，隔離監視右派分子，指派本單位的黨員或積極分子作為右派分子的全天候監管執法人員____拘禁。

第四步，審定批準處理本單位的右派分子，或降級，或撤職，或開除，或遣送勞動教養，或直接送進監獄____宣判，行刑。

關於中共基層黨委，支部的司法化行為的證據要多少有多少：

“總支書記要他和另一位學生黨員，去參加了學校反右鬥爭領導小組的 一次會議。他的感覺是一大排人往那裏一坐，伊然像當今學術委員會在開會評定職 稱，頗有民主討論的氛圍；其實卻像閻王殿，眾“判官”多為虛設，一錘定音的常 是“閻羅”。該小組組長是校黨委書記陸平(注：北大)，常務副組長是一位副書記，往往是誰 的材料還未念到一半，陸平便發話了： “這還用討論嗎？” 那位副書記也立馬跟著說：“行了，夠劃右派了。” 隨後兩人在某人定性為右派的表格上簽上大名”(“殘簡 1958” 胡平)。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生物樓101室召開全係教職工大會進行宣判。負責人說，對右派不處分不足以平民憤，念處理辦法六級。念完說，以下宣判，如不接受處分，可以回家自謀生路。接著宣判，判一個，就讓一個表態是否接受。姚XX，生物係助教，決定給予國家薪給人員中右派份子處理辦法第一級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姚XX說不回家自謀生路。從101室門外進來兩名員警將姚仁傑帶走。其實若表示不接受處分也白費，照樣執行。老百姓落到共產黨手裏，生殺予奪全在黨，個人隻有聽任擺布的份。負責人接著說，給予XXX右派份子二級處分，開除團籍，保留公職和公民權，撤職，下工廠監督勞動。宣判我完畢，沒有員警進來，我不是勞動教養。下麵四個一一宣判完畢散會。”(“滾爬血腥路” 華憶生)“1958年4月2日下午，《人民日報》召開全社工作人員大會，繼續批判右派分子，並宣布右派分子處理結果。 會上首先由汪琦、趙忠信、劉仲平、苗風等同誌批判了劉時平、陳國安、裴達、呂建中、劉衡，最後由主持會議的肖風宣布了對全社24名右派分子的處理結論。對右派分子的處理， 領導小組根據中央的政策精神，參考了中央直屬機關黨委發來的處理右派分子的標兵和同誌們討論的意見， 先後排過3次隊，最後經編委會討論通過，報請中直黨委平衡批準。處分一共分成六類，即、、、”(“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右派們” 劉衡)“直等到1958年5月25日，先開了縣委機關支部黨員大會，支部書記齊光照宣布開除我的黨籍，全體黨員舉手通過，就我自己未舉手。隨即召開機關幹部大會，宣布我為“右派”受二類處分，保留政籍留用查看，月生活費23元。後又等了近百日餘，又對我宣布改為五類處分，保留政籍，由行政18級降為雙級，下放淄河園藝場勞動改造”(見：我被錯劃為右派的回憶 臨淄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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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基層黨委、支部在反右運動中的司法化實踐，使中共設於每一個基層行政單位的黨委、支部變成了兼具司法功能的機構。也就是說，它不僅具有普通的行政權力，還同時具有監視，跟蹤，批判，鬥爭，拘禁，審訊，判罪，送監等權力。在行使這一權力程序時來得比司法專業機構要更直接更厲害：中共基層黨委、支部是建在社會最底層的人群中間，其書記或權勢人物就生活在普通人群當中，手裏不僅控製著本單位普通公民的日常權益。如加薪，提幹，職稱，分房，婚姻，還控製著他們的政治生命：誰是什麽樣的家庭出身，父母是什麽政治麵貌，有些什麽樣的社會關係，他的政治態度如何，近期的思想表現是什麽，工作表現如何等等，倘若有人對現實有什麽不滿，發發牢騷，或對政治有所議論，或對本單位工作或某領導甚至是黨委、支部領導有意見等等，都逃不過身邊共產黨員的耳朵，都躲不過中共黨委或支部書記眼睛。於是，這個人的日子就會開始不好過了。他就開始受到來自上級司的歧視和不公待遇。每當政治運動一來，他便是首當其衝被整的對象。林昭當年在團中央那一番質問不正是對中共基層黨委、支部所扮演的類似“蓋世太保”角色的控訴嗎：“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中共作為一個執政黨在反右運動中的組織司法化實踐是瘋狂的，非理性的。它不僅直接破壞了一九五四年剛剛製定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破壞了業已初步建立起來的年輕的司法理論和司法係統。更嚴重的是導致中共從上到下權力的完全放縱，他們沒有外部力量對權力的製衡，更沒有內部自覺的自我限製與約束，使中共實行一黨專製的暢行和主要領導個人獨裁在全國範圍變得輕鬆自由，也使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人在自己的王國裏可以獨斷專行，為所欲為。並以廣大公民的基本權力受到任意地侵犯或剝奪為代價。從此，中共走向了極權主義的全盛時期。

4-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