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母中淘篩曆史的細節
西人資料中搜尋關於中國的點滴
20190302東海
馮卡門（Theodore von Karman）不用介紹，就是錢學森在加州理工的導師，也是錢學森後來在加州理工的同事。他的自傳中有一章專門談錢學森，且主要講錢學森回國的事。另外一章回憶了他1937年訪問中國的經曆（馮卡門1929年也訪問過中國，但是書中沒提）這裏對這兩部分作了編譯。談錢學森的基本上是全文，中國訪問則是選了相關部分，和一些可以看出馮卡門性格和作為科學家的推理過程（比如從蘇聯人給他錢的細節上去推理蘇聯的審計管理）的事情。書名是The wind and Beyond （by Theodore von Karman with Lee Eds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因為他是空氣動力學專家，所以用了wind一詞，不知翻譯成中文的話，應該怎麽取書名--風輕揚，或者風飄過？
小標題是我取的。
一。錢學森回國始末（原書是38章，Tsien and Red China）
在1945年我給空軍顧問小組建議的專家中，後來最出名的是我的朋友錢學森，當時他是美國領先的火箭科學家之一。他的故事有點奇怪，此前也沒有人詳細地談過，我在這裏談這些，因為我認為對我們大家來說，都可以從這裏學到科學與政治以及基本的人類正義方麵的很多東西。
錢學森是加州理工早期的火箭小組的成員，在二戰期間努力地為美國的火箭研究工作，36歲的他，已經是公認的天才，他的工作給高速空氣動力學和噴氣推進研究作出巨大貢獻。因為這些原因，我提名他為科學顧問小組的成員。
盡管錢學森才華橫溢，聲名卓著，並對美國作出了巨大貢獻，1950年他卻被指控為外籍共產黨人，也就是對他所歸化國的一個威脅。就在他要離開美國回中國的時候，被移民局逮捕拘留兩周，然後又違反他本人意願被限製不得離開美國長達5年，期間不斷受到被遣返的威脅。1955年，錢學森回到他的祖國。
今天，錢學森在紅色中國的科學界擁有重要的地位，新聞界傳言他跟中國的核計劃有關聯。總之，美國實際上是毫無理由地將我們最卓越的火箭科學家之一拱手送給了紅色中國。美國的這個悲劇是怎麽發生的，讓我從錢學森的經曆談起。錢學森出生在上海，成長在北京，就是他跟我們描繪過的，舊中國輝煌的中心。在北京他上了一個專門培養天才少年的高中，然後他去上海交通大學讀工程，1935年，他考上了庚子賠款留學，到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讀碩士。1936年某天，他來見我，向我征詢關於他的下一步研究生學習的意見，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麵。我抬起頭來，看到的是一個個子不高也不胖的年輕人，帶著一副很認真的表情。對我的問題，他的回答超乎尋常地精準，他的敏捷的思維和快速的反應立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建議他到加州理工深造，錢學森同意了。他和我在很多數學問題上合作過，我發現他想象力豐富，他的數學功底與其對自然現象的物理模型的準確形象化的超強能力巧妙結合。即使還是一個年輕學生的時候，他就已經幫我理清了好幾個困難問題的思路。這些都是我見得不多的才華，我跟錢成了密切合作的同事。校園裏的其他教授也注意到了他，我記得物理係的保羅愛潑斯坦（Paul S. Epstein）教授，一位優秀的理論學家，有一次跟我說：“你的學生錢學森在我班上，他非常聰明。”“是的，他很棒。”我回答道。愛潑斯坦眼裏閃著幾分狡黠，他又問：“我說，你是不是覺得他有猶太人血統？”
錢很喜歡到我家來，我妹妹也很喜歡他（馮卡門一生未娶，由他妹妹幫他管理家裏生活，這樣他本人可以集中精力在科學上。），因為他的想法很有趣，言行又直率。他善於提出一些新穎的提議，我記得在製導導彈早期的試驗階段，錢就查覺到它們的重要性，他半開玩笑地建議美國成立一個新單位，就叫噴氣武器分部（Jet Weapon Branch），該單位主要研究遙控導彈。他指出（並且後來證明確實如此），該部門所需要的技能與操作其它武器所需要的有很大不同，因此應該委任給一個新單位和軍隊的一種新思路。他甚至提議成立一個致力於噴氣推進的協會，還開玩笑說：“也許我們能成為比利密切爾（Billy Mitchell，美國空軍之父，在一次大戰後，大力推廣空軍建設）”錢對加州理工的JATO (Jet Assited Take-off)項目也作出了很有份量的貢獻。他後來接受我的邀請，參加了科學顧問組，二戰快結束時，我很高興能帶著他去德國調查希特勒的秘密武器技術。在哥廷根，我居然審問了我過去的老師普朗特（Ludwig Prandtl），多麽奇特的場麵，我最優秀的學生，後來回歸紅色中國的錢學森，與我那偉大的老師，為納粹德國服務的普朗特在一起，是什麽樣的因緣把我們三位空氣動力學家分開的呢？我們人生最大的希望不過是能夠和諧地一起工作。
1945年哥廷根，空氣動力學三代同堂。普朗特，馮卡門，錢學森。普朗特說他很高興是美國人而不是蘇聯接管德國的研究。
1945年德國的Braunschweig，馮卡門和錢學森，審訊Adolf Busemann（最左邊的），著名的德國飛機設計師。
在加州理工校院裏，錢並不是最受歡迎的教授，因為他太尖銳，有時會不耐煩，在學生麵前還有點傲慢。但是我認為學生跟他打交道有好處，可以看看他是怎麽樣解決技術問題的。對我，他總是極端地尊重，雖然我們已經是親密的朋友了，他還是用老派的中國方式稱呼我為“我尊敬的老師”，在中國，這可能是最恭敬的稱呼了。1947年2月，我欣然推薦他成為麻省理工的正教授。不久後，錢接到來自中國的消息，他母親去世了，他決定要回家去照料年邁的父親，他已經12年沒有回國了。幾個月後，他給我寫了一封長信，向我描繪了他在祖國見到的貧困，當時中國還是國民黨掌權，他還匯報了我的幾位前學生的行蹤。最後他順便告訴我他跟一位上海姑娘蔣英結婚了，他會帶她回美國。蔣英是個很可愛的現代女性，有歌唱才能，她在柏林和慕尼黑跟一位匈亞利的男高音學聲樂。愛好音樂的錢學森顯得很幸福，我也很高興他能找到一位具有國際眼光的妻子。雖然他沒有提及，但是後來我聽說錢在中國期間回絕了他的母校，交通大學的校長職位，他希望繼續待在美國。
當他回到麻省理工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未來等待著他的是什麽。錢在麻省理工又教了2年左右的書，然後回到了加州理工擔任噴氣推進專業的Goddard教授，同時還是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噴氣推進研究中心的主任，這是一個新單位，於1949年由Daniel and Florence Guggenheim基金會的主席Harry Guggenheim創立，來促進這種振奮人心的新的推進方式的研究。錢對研發核發動機的可能性很感興趣,他期待著在加州理工展開相關的研究。同年，他發表了第一篇核能火箭的論文，今天，這篇文章被認為是該領域的經典。
但是，就在此時，麥卡錫對共產黨的進攻已經在美國全麵展開，全國都彌漫著一種歇斯底裏般的對政府雇員的忠誠性的懷疑。對大學，部隊機關和其它機構幾乎每天都會有某人被調查或將要被調查。加州理工也未能幸免，學校雖小，卻以掩藏著很多特立獨行的科學家而著稱。任何於1936到1939年生活在加州理工的人，都有可能被貼上1940年代的安全隱患的標簽。很多好人後來都不得不走艱難又難堪的上訴程序來保護自己的名譽。
一天，疑心落到了錢學森的身上，這種懷疑，可能在要求他為一名名叫Sidney Weinbaum的化學家提供證據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Sidney Weinbaum以偽證罪在帕薩地那的一樁與共產黨有關的案件中受審。錢與Weinbaum一家有過社交來往，他給Weinbaum介紹過一個工作，他還常常去他們家聽交響音樂。錢拒絕提供對朋友不利的證詞。我聽說，這使聯邦調查局開始注意到錢本人（當然，也可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總之，1950年7月，部隊方麵因此而毫無預兆地突然取消了錢的安全等級。
錢最初感覺很受傷，他要求會見加州理工校長Lee DuBridge，他說沒有安全等級他無法進行噴氣推進的研究，然後他感情衝動地說與其在美國受這種懷疑，他還不如回中國跟家庭團圓。校長安慰他，並建議他提起上訴。錢不想走上訴的程序，因為他覺得在當時的這種緊張的環境下，一個中國的外籍教授沒有什麽贏得上訴的機會。另外，錢學森自尊心很強，他認為他不需要向當局證明自己不是共產黨，我相信如果有人因為我跟匈亞利的短命的Bela Kun政府的短暫關聯而指控我是共產黨人，我差不多也會有同樣的反應。
錢的安全等級被取消的時候，我人在歐洲，但是DuBridge校長告訴了我，我一聽說立即就寫信給錢，表達我的震驚並告訴他我會盡力幫助他。很多有影響力的人都站在錢一邊。DuBridge谘詢了華盛頓的各種主管部門，Bill Zisch（後來擔任通用飛機公司總裁）到五角大樓與海軍情報機關的領導Inglis海軍上將討論錢的案子，但也沒有什麽進展。
錢學森要求麵見海軍副部長（Undersecretary of the Navy）Dan Kimball，錢學森在噴氣推進研究中心的幾個項目都由他最終點頭。錢告訴Dan Kimball假如他的安全等級不恢複，他就回中國；沒有等來期望的結果，錢學森下了決心，他給副部長打電話，告訴他自己已經上路了。Kimball一下子衝動起來，馬上通知了移民局。後來他跟我說了實話，他怕的是一旦錢回到中國，共產黨會從他那獲取美國噴氣推進研究的軍事秘密。他也不想讓美國失去一位寶貴的科學家，我猜想Kimball還害怕，如果消息傳出去，副部長事先知道錢學森回歸紅色中國的事情，海軍和國會都會找他麻煩。但我肯定，Kimball通知移民局的時候，他並不想傷害錢學森，他以為移民局隻會暫時扣留錢然後讓他回加州理工。Kimball實際上告訴我，錢學森的案子沒有絲毫的證據，隻要上訴，肯定能撤銷，恐怕他自己也對事情的失控感到奇怪和震驚。一位同事告訴我，移民局是政府各部委中最任意而為的一個部門，這似乎不假。他們不僅扣押了錢學森，還搜了他的身，對待他很粗暴，把他在終極島（Terminal Island）上的一間拘留室裏關了14天，當他被放出來的時候，保釋金定的很高。除此之外，海關扣押了他的行李，包括1800多磅的書和筆記，據稱其中有機密資料，媒體報道一名共產黨分子試圖帶著機密文件離開美國。當然這不是真的，實際上我聽說錢意識到這個問題，他在準備行李前請人幫他檢查攜帶的所有文件，隨後，帕薩地那的檢查官檢查了錢的資料，清除了他的盜取機密文件的罪名。
但是，到了1950年10月，移民局以麥卡倫法案（McCarran Act）為依據下令進行遣返聽證，聲稱錢學森是外籍共產黨人，因此他1947年的再次入境美國屬於非法。自豪而又有教養的錢學森，僅僅兩年前還獲取美國政府的最高嘉獎，此刻卻不被信任，麵臨被趕出他所歸化的國家的危險。
錢變得很沮喪，無法集中精力考慮技術問題。很多同事，尤其是William Sears和Frank Marble教授跟他談話，安慰他，我也從歐洲（我在歐洲為北約建立一個航空研究機構）給他打電話，想說服他：在美國有很多人對科學家心存疑慮，尤其是如果這些科學家說話帶有外國口音（馮卡門可能有親身體會，他的英語有很重的匈亞利口音）。我告訴他，要理智地對待這類事情，可以用看書或寫報告來轉移注意力。錢似乎聽了我的話後心情好了一些，但是不久他又情緒低落，我有時真有點擔心他的精神狀態。
我和幾乎所有同事們（比如Clark Millikan，Ernest C. Watson，William Zisch，George S. Schairer），乃至Lee DuBridge校長都堅信，錢學森不是共產黨黨員，他最多跟某些後來被認定是共產黨員或同情共產黨的人有些社交來往。雖然我們中的很多人都覺得，現有的對錢不利的證據在法庭上站不住腳，但是移民局傾向於聽風就是雨，手裏的證據也多不牢靠。在幾次聽證會中，我的朋友Marble教授告訴我，其中一次，兩名前洛杉磯警察說他們看到錢學森的名字出現在據他倆說是顯示共產黨成員的卡片上，但是筆跡不是錢的，所謂證據中還有其它很多對不上的地方。Marble教授還告訴我說，有一名共產黨教授被要求指認錢學森是他的同誌，但是教授拒絕了，他說這些罪名都不是事實，突然間，這位教授4年前的一件偽證罪又被舊事重提，隨後他就成了錢案控方的證人。他對錢不利的證詞是，他“以為”錢是共產黨員，因為他看到錢出現在所謂的共產黨會議上。帕薩地那移民局下令遣返錢學森，並威脅要指控他偽證罪，因為他說他不是共產黨員。最後，錢被限製在美國5年不得離境，這導致中國發表公開聲明，稱美國違反一名中國公民的意願而扣押他。扣押錢的理由是，5年後他的專業知識就會過時了。
錢學森繼續在加州理工教書，但每月必須向移民局報告，這讓他很忿恨。他從沒放棄回中國的決心，因為他覺得隻有中國幫助他，要求釋放他，隻有在中國他才會被尊重。我還覺得，錢認為以我在華盛頓的很硬的關係，我應該更努力地幫助他，但是不幸的是，在此失去理性的局勢下，再鐵的關係也幫不上忙。
錢學森，他妻子和兩個孩子，於1955年離開了美國。有傳言說在華沙他跟一名共產黨逮捕的北約屬下人士進行了交換。但是我認為這不可能。無論如何，中國政府很高興他能回歸。就這樣，美國火箭領域最偉大的人才之一，我的傑出的學生，被拱手送給了共產黨。
1956年，錢學森邀請我到北京參加本傑明弗蘭克林誕辰紀念活動並到清華大學看看我的老書房，他又說我不要指望跟他孩子們交談了，因為他們覺得英語很怪異，已經不再說英語了。不幸的是我不能去，所以隻能婉拒了。1960年，他又給我寫了一封信，是份正式信函，通知我，他不能參加我邀請他出席的一次國際會議，假如台灣代表也被邀請了，因為隻有一個中國。我回信說此次會議沒有國家代表，隻有科學家。今天，錢學森是北京力學研究所的所長，力學所屬於中國科學院；我估計他還是中國火箭技術的關鍵人物之一。我聽說他住在離大學很近的一幢大樓裏，但是很少離開中國，雖然至少有一次出現在莫斯科。我不清楚他在北京，是不是比在這兒更快樂。
我相信，安全問題在1950年代完全失控了，我不反對正常的安全措施，但是我不得不說，有些國家政府在這方麵通過了一些愚蠢又有害的法律。我記得英國的Alan Nunn May和Clause Fuchs案件，這兩個人都被指控為把機密文件送給了敵對勢力。我相信公眾誇大了間諜活動的能力。重要的事是了解敵方對哪些領域感興趣，這不需要費太大的勁就能掌握。如果掌握了對方的思路，細節問題就容易了。比如，我記得有一次在蘇聯，一位女科學家問我，是否了解動態受力狀態下冰層強度的數學理論，我回答道：“噢，你肯定是想解決冬天在巴庫爾（Baikal）湖上運送坦克的問題。”那位女士臉色變了，顯得有點緊張。我微笑著說：“別擔心，這個課題有一篇著名的論文，是Helmholtz在1870年發表的。”
政府部門一般看不清未來的整體圖景，結果很多政府官員就變得很迂腐。比如在德國，二次大戰前，假如一個工人未經允許從工廠帶一根螺絲出來，他會被以間諜罪槍斃，但是德國有關部門卻未禁止奧托漢（Otto Hahn）教授發表關於核裂變的論文，也未禁止漢教授的同事Lise Meitner離開德國去瑞士，她後來在哥本哈根把分裂分子的信息告訴了波爾，波爾則把這些資料告訴了美國方麵。因此，是德國人自己幫美國人連上了發展原子彈技術中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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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學森畢竟對於官僚機構缺乏了解，and took it personally. There was nothing personal about it; it was just bureaucracy at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