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禍

 
        中國病的全部症狀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說，在傳統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從來以“官”為中心，以行政權力為中心。其最大特點是集權主義、全能主義政治，是金字塔型的權力結構，秦始皇的郡縣製影響深遠，毛澤東說：“祖龍（秦始皇）雖死魂猶在”、“曆代皆行秦政製”，確實是兩千多年不爭的事實；而西方近代實行的是法治分權的體製，也就是說，以法律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等橫向權力和行政之中央與地方省、市、縣各自的權力，總統隻能命令內閣班子成員、各部部長，卻不能對省、市、縣的首長發號施令；而傳統的中國是行政權力而非法治權力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甚至形成五級政府；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集於官員一身，司法不獨立，缺乏有效的權力製約和監督機製；政治權力不受約束，沒有邊界，是“無限政府”，任何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無規則、無程序政治泛濫，不擇手段成為一些官員的真實信條；社會生態是官主民仆，“官老爺”、“父母官”、“為民做主”、“主子”、“奴才”、“草民”思想嚴重。

        與傳統中國的官本位情況相反，古希臘、古羅馬是反官本位的。古希臘行政官職有時由奴隸擔任，行政權力很小，被民主的公民大會、議事會所僭越。古羅馬官職僅僅是榮譽，政府強迫有錢人當官，他們以私人資產維持官位的開支，以至於有的富翁因此而破產。西羅馬後期由於官職成為負擔，官員大量逃亡。正因為西方沒有官本位傳統，近代以來又興起“官員是公仆”、“官員為納稅人所養活”的思想和法治分權的製度，所以，官員們往往謹小慎微，克勤克儉，相對廉潔。

        中國的官本位產生於遼闊的封閉的大陸型生存環境、浩大的水利工程防禦工程、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小農耕織經濟、“官山海”的官府資源壟斷等的相互加強和相互作用。

        官本位本來是封建中國的絕症，但其流毒肆虐至今，幾乎成為當今中國所有問題的症結所在。中國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如何從製度上、法製上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官本位體現為公權力的肆無忌憚的擴張。“公權力”在這裏指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是與“私權利”即個人權利相對應的概念。公權力的擴張表現為封建主義的家長製、特權製、官僚製以及非程序性的權力運作方式的泛濫。中國社會兩千多年來對公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缺少法治監督與製衡。趙匡胤、朱元璋感興趣的隻是如何約束臣下。在中國，官從來大於法，傳統文化遺產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雖然戰國時就有法家，但僅為“鞭笞天下”、製禦臣民、為統治者服務、成為統治者工具的“法製”，而沒有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法律重在約束統治者的“法治”。我們的司法也不獨立，以至於“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這一封建主義的流毒在當今演變為某些貪官、惡官的“官要民死，民不得不死”。我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總體上來說人民當家作主，但在少數地區、在壞人當政的地方，人民不僅喪失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且被貪官們壓迫、奴役。

        河南盧氏縣前縣委書記杜保乾利用“嚴打”之機就抓了數百人，其中有許多是對其不滿的人；有人寫文章批評他的勞民傷財的麵子工程、形象工程，他就指示“給我判他三年，必須判！”他要求當地的電視台每天滾動播出他的新聞，而且打出“重要新聞”的字樣。當地老百姓編有民謠：“打開電視不用看，裏麵全是杜二蛋”，二蛋是老百姓給他的綽號。杜保乾每次下鄉都要帶上幾十輛車，前有交警開道，後有公安護衛，儼然是土皇帝。

        某縣以省重大項目的名義征地，連出讓合同、省征地公告也不讓村民看。某村民向村支書問補償款是不是每畝1.2萬，見無答複，說了句：“你們不給我們看合同，你們說是1.2萬，我還說是6萬呢！”結果被縣公安局以“歪曲事實，煽動群眾鬧事”的罪名拘留13天。村民劉某上訪，家被砸，另一上訪人員劉某商店被燒。2003年6月18日晚10點多，鄉派出所4輛警車開進村裏，既無證件，也沒有逮捕證或搜查證，就強行翻入農民家中搜捕。2003年6月20日下午通知村民開會，鄉100多人“聯合執法隊”到場，當場抓走女村民申某、郭某等，年逾70的老人也被拘留10天。劉某不在，株連其妻，其妻被拘留15天，在押解途中，因與執法人員辯解，手銬越勒越緊，雙腕鮮血淋漓。警車離開村時，開得飛快，將70多歲的一位老人撞倒，不省人事，搶救10來天才恢複過來，幾千元醫藥費無人管。村民不讓施工，被逮捕2人，隨後警車出村又撞傷2人。村民李某把自己地裏被要求種的應付上級檢查的假玉米苗拔了，種了其他東西，被拘捕。

        1998年，某市村民因賣地問題與鄉黨委書記和村支部書記發生衝突：鄉書記在村民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以重新登記承包地為名欺騙村民，強行收回土地，再私自將基本農田685.74畝轉賣給某一單位，致使該片農用地基本絕收，全村的1700多畝農田也大麵積欠收。某單位撥付了2000萬元安置補償費，但這筆巨款卻被人私自挪用。2700位村民沒有土地耕種，補償款也沒有，等於失去了經濟來源。村民們自發到村委會要求看賣地合同，遭到拒絕。村民們提出質疑，村支書置之不理。憤怒的村民便阻止對農用地的施工。地方政府便帶領防暴警察及鄉聯防隊員共200多人，開著警車進村。他們頭戴鋼盔，手握警棍和手銬，對手無寸鐵的村民大打出手，打傷三人，摔傷70多歲老人陳大雨，甚至連殘疾人都不放過。最後，為驅趕村民，動用拖拉機衝撞村民，致使1人殘廢且不治而亡，8人重傷，40餘人輕傷住院治療，並抓走村民代表二人。事後還阻止媒體的采訪和報道。

        黑龍江省雙鴨山市居民馬繼雲因其子被刺重傷，對處理不滿而上訪，剛走出法院就被押上警車送進看守所，罪名是“長期越級上訪達八年之久”。75天後幾近癱瘓的他被家人抬回了家。

        南京市居民孫長征對拆遷補償不滿，一天，他下班回家，發現兩間房子已被夷為平地，電視、家具、衣服全部埋在土堆裏。

        湖北一個縣的官員讓數萬農民下跪，農民告狀，他辯解說：你們的父母讓你們下跪，為什麽不告狀；當官的要你們下跪，你們就有意見？

        某地公安局僅僅根據一封恐嚇信，就抓捕了近60人。有關當局為了彰顯打黑政績，極力拚湊“黑社會”，把相互不認識的、剛來打工的都說成是黑社會成員，頭一天剛經過公安局批準購買的礦山用爆炸品都成了“打黑成果”。當局發動輿論工具廣泛報道，於是乎，案件上升為上級督辦的大案、要案。盡管經過核對筆跡後發現恐嚇信與這些人無關，但他們仍將許多民工送去勞教，以顯示沒有抓錯人。

        河北省前省委書記程維高把控告他的郭光允打成“反程維高集團”，甚至製造車禍想害死別人，沒有得手後動用司法力量，“給我判他幾年！”但由於沒有證據，最後把郭光允予以勞教。

        而在發達國家，即使貴為總統，他可以解雇部長，但也無法開除一個普通的公務員，更不可能指使警察把一個人關起來或指示法院治人之罪。

        程維高們所依侍的勞動教養是目前中國最大的弊政，是公權力膨脹的典型。它賦予了官員法外關押老百姓的權力。最近中央不容許超期羈押，許多地方就將證據缺乏或證據不足的案件以勞教處理，而且一律三年；有的地方形勢一緊就把一批人送去勞教，也一律勞教三年，把一些本不應當被勞教的人予以勞教；更有甚者，有的地方領導人徇私枉法，蓄意報複，隨意將自己不喜歡的人、給自己提過意見的人、正當申訴的人、上訪維權的人進行勞動教養。而這隻需經過公安局有關科室的批準，不需經過任何形式的取證、控辯、一審、二審等程序。

        有的公民因為投訴腐敗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會見記者暴露地方上的問題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發表文章抨擊形象工程而被勞教；有的因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為別人說了一兩句公道話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有前科遭遇“嚴打”而被勞教；有的因為錯抓而被勞教；有的僅僅因為一句玩笑話而被勞教。

        大量的事實證明，勞動教養製度已成為一部分官員作惡的工具。

        公權力的擴張我們還可從鄉鎮機構的膨脹得到印證。

        我國的鄉鎮政府從20世紀80年代8大員10幾個人發展到了如今的300餘人，甚至1000餘人。鄉鎮有六套班子：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紀檢、武裝部；7所8站：財政、稅務、公安、工商、交通、衛生、糧管；農技、水利、種子、農機、畜牧、漁業、食品等。後來許多地方還又新設了土地管理所、電力管理所、交通管理所、勞動管理所、林政管理所、文化市場管理站、環保所、城建所、司法所、檢察室，還有經濟委員會、文教委員會、計生辦公室、工業辦公室、人大辦公室等。1985年以前，鄉鎮財稅所一般3人左右，後來分成了財政所、稅收所，稅收所又分成國稅所、地稅所。鄉鎮機構臃腫，農民苦不堪言。湖北監利縣紅城鄉財政所105人，加上國稅、地稅的人超過200人。現在村裏有黨支部、村委會，有的還有第一副村長、工業副村長，還有民兵連長、團支書、婦聯主任、治保主任、調解主任、計生員、水管員、電工等，都要拿工資或補貼。這麽多的寄生者，農民的負擔怎麽可能減輕？

        可見，官本位是三農問題的症結所在。
 
        二、官本位產生製度化的腐敗。官本位、權力的黑箱操作，不可避免地伴隨著貪腐症。古代中國因此成了貪腐之國。中國一部二十五史，實是貪汙腐化史。許多人將當官與“做老爺”、“富貴”、“發財”劃上等號，古代更是存在著有組織的貪汙受賄現象，美之曰“獻金”、“禮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貪得“十萬雪花錢”；貪汙受賄、巧取豪奪成為製度性的、有組織的、係統化的行為，往往不必偷偷摸摸地進行，而是彬彬有禮地、公開半公開地進行，如利用婚喪嫁娶、節日生日接受下屬的“禮敬”等。

        漢時的權臣梁冀一句話就吞並了扶風的一個億萬富翁，一個命令就把幾千個農家子弟抓來作奴婢，就把洛陽周圍幾十裏的農田強行圈起作“兔苑”，將上千裏的地方封起，作為梁家獵苑；一個商人不知禁令，誤殺了苑中一隻兔子，他竟先後殺死十多人。梁冀的家產值30萬萬緡，抵全國租稅的一半。

        明時嚴嵩的貪汙款相當於好幾年的國防預算！

        清朝的和？是中國曆史上除皇帝之外的最大的貪官，他將乾隆晚年的四方貢物的十之八九都扣下，據為己有，還買通太監從宮中偷竊珍寶；據估計，和？的家產折合白銀為8萬萬兩，抵當時全國10多年的稅銀收入。不過，比起皇帝來，和？之財又是小巫見大巫。乾隆在位時也想方設法進行搜刮，每年他的壽辰時文武百官都要進獻，一次所收金佛就多達一萬尊，其80壽禮之黃金編鍾就重達一萬三千多兩。

        在傳統社會，反腐敗也經常采取鐵血手段，殺雞給猴看。朱元璋整飭貪腐最烈，規定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一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幹屍體，懸掛於衙門座位旁。他懲治官倒，如空印案、郭桓案，數萬人被連累致死。駙馬歐陽倫也因倒賣茶葉而被誅。

        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處死，其中55人是因貪腐而被殺頭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員因腐敗而被處死。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對反腐敗特別重視。改革開放至今20多年，一批貪官如成克傑、胡長清受到了嚴厲的查處。但由於封建官本位的影響，加上我國社會發生了一對逆向運動，即經濟市場化，但行政管製卻不斷強化，背離了市場經濟的民進官退、“大市場，小政府”的要求，致使官員的尋租機會大大增加。如在改革開放前，我國是中央、省、縣三級政府體製，地區、鄉鎮隻是上一級政府的派出機構，規模比較小，可是隨著改革開放反而形成了事實上的中央―省―市―縣―鄉鎮五級政府體製，政府機構臃腫，財政供養人員迅速增加，鄉鎮政府從原來的十來個人增加到現在的數百人。雖然經過四次政府機構的改革，但由於加強管製的思想沒有變、管製給某些個人和集團會帶來收益的狀況沒有變，所以，現實的情況往往是，機構擴張後迫於壓力而精簡，精簡後又基於利益而擴張。目前，我國僅4.5萬個鄉鎮的財政供養人員就達1280萬，每年額外非法加重農民負擔4~5千億元。一般認為，中國的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僅為13%左右，但考慮到巨額的非稅收的預算外收入、種種亂收費、亂攤派，實際的比例至少達到30~40%。特別是，自從1994年財稅體製改革以後，中央政府拿走了正稅大稅，而縣域經濟又不振，這樣，許多縣鄉政府就隻能靠亂收費、亂罰款過日子。這是一種“大腐敗”、群體性的腐敗。

        官本位導致中國目前的腐敗呈現許多特點：一是“政績”出腐敗。官本位隻顧自己的政績、往上爬，不顧老百姓的死活；越是重視表麵文章的“政績”，就越是腐敗。河南平頂山市前政法委書記李長河搞湖濱大道和鋼城大道，在全市強行攤派，遭到一個副鎮長呂淨一的反對，李書記怒斥到：“這兩條大道是我的臉麵，是我的政績，你完不成也得完成！”呂淨一對這種亂攤派、亂收費堅決抵製，結果被李長河以莫須有的罪名逮捕。另一個腐敗分子湖北省丹江口市前市委書記張二江為了政績，大肆數字造假，“一個村莊就是一個‘數字衛星’的組裝基地”，其國內生產總值虛報為年均增長40%左右，號稱“率先摘掉了貧困帽子”，奪得全省“十強”縣市。二是專橫出腐敗。即權力越是不受監督、製約，就越是腐敗。深圳南山區前區委書記虞德海大肆排擠、打擊不同意見的人，把南山區儼然弄成了自己的獨立王國，有人公開說“在南山區不必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隻需與虞老板保持一致。”三是“國有”出腐敗。即越是國家的、公家的項目，就越沒有人愛惜，就越產生腐敗。安徽省前副省長、曾當阜陽市委書記的王懷忠，人稱“王三億”，可見其腐敗額之巨。對他來說，國家的資金、人民的血汗錢毫不珍惜，他建阜陽機場，耗資從預計的6000萬追加到3.2億，最終飛機場成了養雞場；他建“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耗資千萬，最後也半途而廢；他建電廠投入幾個億，由於倉促上馬，目前也停建。王懷忠透支了阜陽市10年的財力。深圳的虞德海也是把國家的錢不當數，他亂投資，“書記項目”最終都成為虧損幾千萬乃至幾億元的黑洞。四是“烏紗帽”出腐敗。即越是官本位的地方，烏紗帽的含金量就越大，腐敗就越嚴重。阜陽市由於有前市委書記王懷忠以及曾被稱作“安徽第一貪”的前市長肖作新的“垂範”，買官賣官成風，甚至行情眾人皆知：買個鄉長、鎮長10萬，局長50萬。山東泰安市前市委書記胡建學也靠賣官發財，當地流傳著民謠：“副科提正科，得花一萬多；正科提副縣，得要四五萬。”山西長治市委前常委王虎林得知他即將離開縣委書記崗位時，突擊提拔了科級幹部278人，狠賺了一筆。他就直接對人說：“我是花了8萬，才買了個書記。”雲南省前省長李嘉廷，突擊提拔102名副廳級幹部，獲利750多萬元。其子接受財物2049萬，其情婦獲利3000餘萬元。五是“法杖”出腐敗。山西絳縣法院前副院長姚曉紅，人稱“活閻王”、“三盲（文盲、法盲加流氓）院長”。每天他的車到，全院幹警都要列對歡迎，有給他開車門的，有給他護車門框的，有扶他走路的，有給倒水的，有扶他躺下的，有給他捶背的，儼然一副太師爺的派頭。他經常對無辜者亂施酷刑，有人舉報他，他就給抄家11次。六是結黨營私出腐敗。也就是腐敗窩案頻發。現在的腐敗如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所說的往往是窩案，“一端就是一窩，一揪就是一串”。河南省交通廳3任廳長前腐後繼，前麵腐敗後麵繼續，沈陽市副市長馬向東案，牽出市長慕綏新、省高院院長田鳳歧、沈陽中院院長賈永祥、副院長梁福全、沈陽檢察長劉實、財政局長李經芳等一批人；卷入綏化市委書記馬德案的有下轄10個縣市一半處級以上的幹部，涉案數百人。七是公款消費出腐敗。官本位造成財政預算和財政支出不受地方人大的約束，不像發達國家的政府招待費等開支都是經過議會嚴格控製的。我們的許多官員認為，隻要錢不往自己兜裏裝，就不會犯錯誤，吃點喝點用點沒什麽，因此，他們大行公款揮霍浪費之道。我國每年公款吃喝約2000億元，公車耗資3000~4000億元。僅1997年公款會議、出國就花費2835億元。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一年的招待費就達200萬元，尚不包括下屬單位、企業的招待費；另一個縣招待費占財政收入的59%。

        在目前的社會，也有許多好的清正廉潔的幹部，他們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公仆，贏得了人民的愛戴，是共產黨員中的優秀代表。這些人拒絕納賄，成為清官、好官，但他們也承擔了很大的風險，很容易被排擠出局。官本位社會淘汰清官，優汰劣勝，是逆向選擇。如黃石市一個鎮的黨委書記董陽上任後狠抓廉政建設，杜絕大吃大喝，來客一律到食堂吃份飯，幹部下鄉吃飯必須交錢，群眾稱讚他是好領導，但上級說他“缺少人情味”，“不適應市場經濟”，“絕對不是一個稱職的鎮黨委書記”，於是一紙調令，讓他任個閑職。綏化市的佘樹德使村積累1000多萬元，而村裏的招待費一年才900元，連大貪官馬德都稱讚他，但馬德說：他隻能幹到鎮一級。領導來了，你不陪好，吃好，送好，誰喜歡你！一個縣委書記廉潔清正，於是同僚造謠，說他假裝是清官，其實是最大的貪官，還有人把死了的女嬰掛在他家門口嚇唬他，想方設法把他排擠走。

        一般來說，在西方絕大多數國家不存在官本位的製度性的係統腐敗。雖然那兒腐敗醜聞也屢有披露，但就如一筐桃子，由於能夠將爛桃子挑出來，扔掉，所以保持了整筐桃子的新鮮。國際透明組織每年都進行全球範圍的國家廉潔度和腐敗排名，最廉潔的十幾個國家除新加坡外，都是西方發達國家，如丹麥、芬蘭、瑞典、新西蘭、冰島、加拿大、荷蘭、挪威、瑞士、澳大利亞、英國等。在芬蘭，送禮會被官員視為侮辱其人格，該國已有30年無重大犯罪事件。冰島自1918年以後隻有4名高官因腐敗而辭職，最近一次在上個世紀80年代。

        西方國家的官員受到製度、法律、新聞、輿論的嚴密監督。他們奉行新聞自由，報紙等媒體極盡猜測、窺探、曝光、揭露之能事，使得大大小小的官員們都處於眾目睽睽的監督之下，一言一行都得十分謹慎小心，其處境可謂不自由甚至尷尬。特別是，像美國有一條規則――除非能證明媒體存在著實際的惡意，否則對官員等公眾人物的報道即使不正確，也免受司法追究。而要證明媒體存在著實際的惡意，何其難也！因此，官員們隻好接受報紙、電視等的說三道四、評頭品足。美國前總統尼克鬆因為在民主黨黨部裝竊聽器而被迫下台，如果不是繼任總統的“赦免”，他還逃不了被判刑的命運。另一位美國總統克林頓，政績頗佳，但也栽在了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桃色“小事”上。獨立檢察官斯塔爾對克林頓不留情麵，“窮追猛打”，終於使得大總統因為“作偽證”、“妨礙司法”，險些被彈劾。

        有報紙說，德國總理施羅德染了發，這一下輿論大嘩：總理原來是個弄虛作假的人！幸虧施羅德最後證實了自己沒有染發，才平息了風波。施羅德雖然是大國總理，但不富有，為了節省家庭開支，他從別墅搬到了月租金不到600美元的兩室公寓裏，女兒來度周末隻能支臨時床；由於請不起家庭服務員，施羅德的夫人現在每天要采購、做飯。德國規定，總理的豪華防彈公車周末使用必須付費，於是，施羅德屆時隻好開著自己破舊的私家車出門。

        瑞典實行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特別強調社會公正，其官員乃至首相決不允許搞特權。首相住居民區，平時沒有保鏢，出入不帶隨從，家中沒有公務員和廚師，上下班乘公共汽車或開私家車，平時除非履行國務，否則不允許使用公車。周末時，瑞典警察可以截住任何公車，包括首相的。

        上述西方官員的處境對我國反腐敗有很大的啟示。反腐敗重在廢除官本位、塑造陽光下的政府、透明的行政，重在發揮新聞、輿論、公眾的監督作用。

        三、官本位源於官府對資源的全麵控製。中國的各種資源曆來掌握在官員、政府的手中。秦始皇廢抑私商，漢武帝鹽鐵官營，唐朝官商合流，大官僚成為大地主；清人捐官，洋務運動大搞官營企業，國民黨抑製私人資本，官僚大員操縱企業。改革開放前，“國有”一統天下；一直到現在官控資源成為腐敗最大的淵藪，官員們利用權力入股，權力承包，權力分配，權力尋租，在合資、租賃、承包、出售、股份化時低估、賤賣國有資產，中飽私囊，致使國家損失慘重。如一些地方搞管理層收購，“界定產權”，實際上成為以行政劃撥的方式把國有變成了己有。如桂林鐵合金廠2.3億國有資產，後來變為1.2億，最後變為3350萬被賣掉。另一個企業，本來淨資產超過1個億，經所謂的“擠掉水分、剔除不良資產”後僅為1500萬元，再按“國有資產一次性買斷可優惠50%”，最後國有股隻剩餘500萬，占8%。廣州市政府在澳門的企業澳門羊城集團資產僅15.6億港幣，負債卻高達50.9億港幣，其董事長不為國家而是幫對方、私人談判，獲得了國有企業55%的股份，並減免了3000萬元的債務，而他個人受賄250萬港幣；其總經理明知香港一公司的地契已被抵押，仍然與之簽訂土地買賣合同，受賄22萬，而使國家損失3500萬。

        根據各種資料估計，目前我國一年國有資產流失4千億元以上。僅八五期間，國有投資4.3萬億元，但到八五末，前40多年所有國有資產的總和才有不到4萬億元。平均每年損失4千億，考慮到折舊等因素，八五時，每年國有資產流失也在3千億左右。1999年國有商業銀行剝離了1.4萬億不良資產，但到2002年又新增1.7萬億，平均每年新增4千億以上。由於政企不分、治理結構不規範等原因，一些國有企業或以國有股份為主的企業也虧損嚴重，如重慶特鋼廠虧損20多億元，猴王股份虧損35億元，鄭百文虧損15億，拖欠銀行25億，湖北荊襄化工集團投資40億，處於倒閉狀態，中原製藥廠投資13個多億，現負債30億，中州鋁廠投資近20億，負債35億，川東天然氣氯堿工程損失13個億，廣州乙烯工程投資80個億，至今無法形成生產規模。

        現在一些地方又興起“官商”，如在安徽、湖南、吉林、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兼任企業董事長的“紅頂企業”隨處可見，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出台鼓勵公務員辭職留薪或帶職下海經商的政策。在安徽省，“企而優則仕”已成為較普遍的現象，“官”“商”交叉兼職、個人擁有雙重角色的事例比比皆是。如蕪湖市委書記兼任奇瑞汽車公司董事長；渦陽縣雙輪酒業集團董事長兼職縣委副書記，黨委書記兼職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玉美集團董事長兼職縣人大副主任；天安集團董事長兼職界首市政協主席，市長兼職沙河酒廠廠長，分管工業經濟的副市長兼職碧泉集團董事長；臨泉縣化肥廠廠長兼職縣委副書記，現仍分管全縣的政法工作，縣文王酒廠廠長兼職縣委常委；古井集團董事長兼職亳州市委常委┉┉。一個現代型政府的底線是公權與私利的分開、政經分開，不得以行政權力謀取私利，不得自我設租、自我裁決、自我得利，不得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縱然地方政府有千條萬條的理由，也不得越出這個底線，以喪失公正換取所謂的“發展”。

        還有由於官本位，官員、政府利用自己的權力搞行政性壟斷。銀行、電訊、航空、鐵路等行業的國有、行政性壟斷，股市、出租車等的準入審批製，削弱了競爭，保護了落後，抬高了服務價格，催生了阻礙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據分析，由於行政性壟斷，我國每年國內生產總值損失2~3萬億元，產生的腐敗額約2500億元。隻要取消不必要的審批和限製，我國每年的經濟增長率甚至可以達到30~40%。

        四、官本位必然造成政府職能的顛倒――一個現代型政府奉行政經分開、官退民進的原則。也就是說，政府的職責是搞好科教文衛、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公共設施建設、國防與治安，一般不能從事經濟活動，不能直接幹預微觀經濟。官員必須從市場經濟中退出，減少管製，限製公權力，縮小政府規模，實行廣泛的公民自治，讓民眾成為市場經濟社會的主角。

        而在我國，政府把大量的時間、金錢用在了審批、管製、國有企業、新項目、新工程上，企業經理成天圍著政府轉，到政府那裏“燒香拜佛”，哪有精力抓經營管理？如一家工廠開辦技術開發公司蓋了391個公章，一個工廠的基建項目蓋了745個大印，南京一個工程完工時蓋了上千個圖章，其效率之低令人瞠目。

        而對其份內的事我們卻經常沒有做好，也沒有精力和財政能力做好。如在我國，目前科研總經費隻及西方一個跨國大公司的科研經費，全國大中小學教育經費之和僅相對於美國一個名牌大學的經費；而且，我國科研開發經費、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均位於世界的後列。

        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也應是政府施政的重點，國家必須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人為本、以民生為中心的發展道路。可是在我國，19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為了甩財政包袱，搞起了醫療衛生產業化改革，醫院成為賺錢的機構，但又保持了政府的行業壟斷，於是，藥費奇高，治療費驚人，以藥養醫，以醫謀財，成為普遍現象。一些醫院“有病無錢莫進來”，其冷漠程度竟比衙門有過之而無不及，把“救死扶傷”的天職忘在了腦後。每年估計有數百萬的農民、工人無錢治病，不治而亡。

        1997~1998年低收入國家的公共健康支出占財政支出的1.26%，而中國僅為0.62%。從1990到2000年，中國的醫療費用增加了10倍，可參加醫療保險的農村人口從1970年代末的85%下降為1990年代中的不到10%，參加醫療保險的城市人口從1993年的73%下降為1998年的56%。至今，全國還有76%的人沒有醫療保險。

        在環境保護方麵，由於片麵地強調經濟建設，一些地方領導隻重GDP、“政績”，采取竭澤而漁、殺雞取卵、禍害子孫、殃及人民健康的方式搞經濟建設，致使全國環境問題突出，70%的河流水域被嚴重汙染，20年中癌症死亡率上升了47%，肝炎患者占世界的75%，每年新增的沙漠化麵積達3400平方公裏，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很可能會在幾十年中破壞殆盡。

        在法治建設方麵，政府更應當殫精竭慮。現在，農民權益、勞工權益的保護亟待改善。農民動輒被鄉鎮官員罰款、罰跪、關黑屋，被拘押、勞教，農民的聲音無人聽，有理無處伸，農民自殺的現象越來越多。中國每年煤礦死亡的人數占世界的一大半，美國每億噸煤死3人，印度50人，中國700人。2002年，中國各類工傷事故死亡超過14萬人，塵肺病患者58萬多人，潛在的職業重病患者達數千萬人。

        可見，政府不是沒有事情可做。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國家，政府應當全力以赴抓科教文衛、環境保護、法治建設等工作，而不應當越俎代庖，去幹預微觀的經濟活動。

        五、官本位必然形成官民對立。古代官民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地位鴻溝，官主民仆、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識濃厚。社會上隻存在兩類人：“主子”、“老爺”與“奴才”、“小人”，後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完全由前者來決定；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社會，與封建時代有本質的區別，但少數官員侵害公民權益的事情也經常發生。如黑龍江省農民黃淑榮上訪，控告土地分配不公、村長貪汙等，所反映的情況都是真實的，但被縣信訪辦多次關進精神病院。我國公民的檔案內容也是由“領導”黑箱操作的，有時為了報複、整人，當官的給塞進黑材料，讓你一輩子翻不了身。湖南城市學院畢業的湯國基十多年不但因此找不到工作，還被多次關進精神病院，現在成為自由作家，定期向有關部門申述，要求檔案透明化，當事人要有知情權。湖南農民王威發被刑訊逼供，入獄7年，經過30年申冤才獲無罪判決，但至今不給賠償，國家欺負了小民，小民也無可奈何。廣西農民謝洪武被關28年，是無案宗、無罪名、無判決、無期限的“四無”案件。曆任看守所所長也不知道為什麽把他關著。謝洪武被稀裏糊塗地關著，個人無法抗拒“國家”專政工具的力量。河北的一個城市拆遷，損害了老百姓的利益，拆遷辦主任卻說：你們隻當日本鬼子來了，打了你們兩個嘴巴，沒打你們一槍，你們就認便宜吧！

        山東某縣民選村長崔某要求村務交接，鎮領導不支持，怕帳本一交出，問題會暴露出來。崔到北京上訪，回去後就被當地以“煽動農村不穩”的罪名被逮捕。

        一次，直選的安徽某縣的一個村長薛某在村裏廣播中央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被鎮領導找去：“沒有鎮黨委的批準，誰讓你播的？”之後，被判刑1年。宣傳黨中央的政策竟然被地方政府看作是違法的。

        六、官本位產生“窩裏鬥”的中國文化。由於官本位和人口過多，大家都往當官的狹窄道路上擠，使得中國社會充滿了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激烈較量，人際關係異常複雜，內耗巨大，如今許多海外留學生不願回國的原因就是“中國人勾心鬥角太厲害”，“人際關係太難處”。複雜的人際關係又產生了窩裏鬥的文化，推崇謀略權術，中國成為謀略之國。現實的中國人不以道德而以謀略著稱於世，所謂仁義道德隻是表麵的掩人耳目的東西。中國諸子百家也以謀略見諸於世，《老子》、《孫子》、《韓非子》、《鬼穀子》等謀略名著早已盛傳於海內外。現存的中國古代兵書達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韜》《三略》《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孫臏兵法》《司馬法》《尉繚子》《唐李問對》《將苑》《登壇必究》《虎鈐經》《兵經》《投筆膚談》《乾坤大略》《守城錄》《兵壘》《太白陰經》《百戰奇略》《練兵實記》《草廬經略》等。這些謀略大到治國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難，為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運用。在中國，政治、社會、人生謀略通稱“文兵法”，可見，它們的運用不亞於用兵。而且，官本位的中國政治謀略十分卑鄙、殘酷，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信口雌黃，陽奉陰違，奴顏卑膝，骨肉相殘，投毒暗害，殺盡功臣，食肉寢皮，夷滅九族，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七、官本位導致了中國社會整體道德的墮落。由於長期的官本位之人治、專製、不擇手段的政治鬥爭，使得國人的道德感薄弱。盡管紙上寫著一流的道德，可現實中的許多中國人虛偽，喜歡虛假的應酬、言不由衷、陽奉陰違；人們的權力意識過於強烈，對官員阿諛奉承，溜須拍馬，喪盡人格。河北省副省長叢福奎說：“現在人都變成鬼了”，於是他一邊信起佛教，一邊大肆腐敗。浙江建設廳副廳長楊秀珠年輕時與市委書記做鄰居，他主動到書記的老母親家做免費保姆，洗腳梳頭，試圖以溜須拍馬換取官位。 

        盡管上從《尚書》的“興公滅私”下至“文革”的“鬥私批修”都要斬盡殺絕“私”字，要求人民“狠鬥私字一閃念”，但許多中國人卻很自私自利、唯利是圖、損公肥私。所以，有識之士稱中國人“有私無公”；與此相反，現代文明社會容忍一己之“私”，並順乎私欲，發揮人的功利主義、自利主義、合理主義的本性，設立市場，盡量滿足人們的物質欲望，為之建立起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社會的公德意識、文明水平反而越來越高。

       由於官本位的專製、人治社會的禍福不定、不擇手段、沒有人人在法律麵前平等的法治規範，弄得一些中國人誠實心、愛心、公共心全無。倘若路有死傷危難，許多國人是不會費舉手之勞去救助的。前些天，福州一位78歲的老先生在接孫女放學回家的路上突然暈倒在地，牙齒被摔掉，鮮血直流，孫女嚇得直哭，有上百人圍觀，但沒有一人援救，甚至沒有人報警或打120。

       在“文革”中，中國人的道德更是斯文掃地，可謂出盡醜相。有密室策劃，有羅織罪名，有斷章取義，有突然襲擊，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盡智巧，無所不用其極！或打倒別人，抬高自己；或背叛親友，向組織告密；或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或賭徒壓寶，投機取巧……。人們自私自利，唯利是圖，可是口頭上卻大喊“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

       八、官本位致使國民精神萎靡不振。兩千多年的小農經濟、閉關鎖國、專製壓迫使得國人逆來順受，奴顏卑膝，墨守陳規，懼怕變化，怯於改革，閑散懶惰，無責任心，無敬業意識；官本位的文化摧殘精英、否定個性、封殺思想。中國存在著人才負篩選機製――擇劣機製，擅於溜須拍馬、奉迎鑽營的庸才平步青雲，而有個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還有，封建統治者鼓勵學者們亦步亦趨，以注解經典、背誦八股為神聖，不許離經叛道，遏製創新，這些都導致了中國社會長時期的停滯或退化，使得中國人奴性、惰性巨大，創造性喪失。
 
       官本位還導致了急功近利思想、世俗主義思想的泛濫。由於人治、官本位的風險不可預期，所以，一些中國人沉溺於人生享樂、富貴長壽，迷戀於實際，迷戀於經驗，浩瀚的曆史典籍皆為經驗之資，皆是人際關係、治國平天下的經驗、人鬥人的經驗。而中國人不善於吸取如何使得國家長治久安、製度、法治的經驗。不思考如何避免王朝循環，隻是跟著感覺走。

       或者說，中國人幾千年深受專製壓迫卻不知道反省製度，近代以前的曆史上甚至未曾出現過一點點民主的理論火花。孔子的德政、孟子的仁政隻不過是與專製相輔相成的人治的一種形式而已，他們當然與民主政治是無緣的。而同時代的古希臘無論是民主理論還是民主製度、民主實踐，都創造了早期的輝煌，盡管它們很不完善。中華民族雖然災難不斷出現，兩千多年來，內亂、戰爭不斷，人口死亡過半的動亂就達10次，但沒人總結教訓、完善製度、提出防範悲劇再度發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會被忘卻。朝廷也隻許歌功頌德，不讓揭露問題，並且一味地進行愚民教育，讓人們沉湎於皇帝、明君、聖人，陶醉於“太平盛世”，沉溺於功名利祿、光宗耀祖的世俗主義文化當中，社會永遠處在“福文化”、“大團圓文化”、“吃文化”的喜慶之中，無危機意識，不知道危機迫在眼前、災難源自何處，於是，愚氓遍地，專製統治得以維持。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嚴重的扭曲，人們以“泯滅是非心”、“難得糊塗”為座右銘，使得社會正義感沉淪――不擇手段之舉被人讚為“有手腕”，當小人、叛徒被說成“識時務者為俊傑”，所以，抗戰時數百萬。因此，有人甚至認為中華民族是無罪惡感、無是非感的民族。

        總之，官本位的中國病表現為公權力的肆無忌憚的擴張、腐敗的製度化、官控資源、政府的錯位、官民對立、黑箱操作、窩裏鬥、道德淪喪、人性奴化、缺少理性思維、社會陷入停滯等種種問題。 

       鄧小平及其後的改革正在試圖改變這一切，一定能夠逐漸治愈或減輕“中國病”。

       治療“中國病”，關鍵在於政治體製改革，同時對經濟、文化、社會進行大膽而全麵的變革。

       破除官本位最重要的是民主選舉，讓各級官員逐漸地受到人民的監督和控製；其次，是發揮現代法治主要是治“官”的作用，約束公權力；其三，對官員進行輿論監督，讓新聞媒體自由地反映民意民聲，揭露特權和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