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袁劍
“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商業環境、政治環境以及輿論環境。前兩種環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醜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
“我還要特別指出這樣的輿論環境，是由學者、教授與大眾媒體結合在一起的，這些教授打著保護國有資產，保護少數股東權益，保護小股東權益的旗號，不遺餘力地否定過去十年國有企業改革、產權製度改革。我們不能低估這種輿論對中國企業生存發展的危害性”
讀罷上麵這段文字，你肯定恍若隔世，以為回到了幾十年前的中國。但千真萬確的是，這是發生在2004年的一場爭論。上麵這段接近“棍子”的討伐文字也不是出自一位老式的意識形態專家之口，而是出自向來以客觀理性自我標榜的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學家在道德上的自殘和智識上的自我矮化，雖然早已不是什麽新鮮事，但上麵那段類似“大批判”式的講話出自張維迎，還是讓人暗暗吃驚。畢竟，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招牌人物之一，無論是在道德上還是在學術上，張維迎都應該代表了這個群體的最高水平。不過，這不是張維迎在與郎鹹平的論戰中唯一一次失態。在隨後接受《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訪中，張維迎更直接將對手貶低為“極端利己主義”的“無恥之人”、一個往中國經濟學家臉上扔泥巴的“無賴和瘋子”。到這個地步，張維迎好像真的有點急了，他似乎一點也不在乎超越學術，而將爭論直接變成一場赤裸裸的人身詆毀。讓張維迎失望的是，他的攻擊性言詞在互聯網上招來的卻是一邊倒的更大規模的批判。其激烈程度絲毫也不亞於對郎鹹平的讚揚。有張維迎的擁躉將張的“失態”說成是“坦率”，這顯然隻是一種具有諷刺意義的美化和拔高。不過，更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被張維迎稱之為“顛三倒四”的“江湖郎中”並作為張維迎對手的郎鹹平，卻自始至終沒有逾越學術範疇攻擊對手。雖然他的確表現出了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極端不敬，也同時顯露了某種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賦，但畢竟沒有超越論戰的底線。
坦率說，在今天的中國，郎鹹平並不新鮮也絕非完全正確的觀點得到廣泛擁護並不令人吃驚，令人吃驚的反倒是，張維迎們為什麽會對郎鹹平做出如此激烈的情緒性反應，為什麽會在一個完全可以在學術上加以討論的觀點麵前表現得如此驚慌？顯然，張維迎以及張維迎所代表的中國主流經濟學界，對郎鹹平的到來已經表現出了空前的不適應症狀。到這裏，所謂“郎鹹平現象”，實際上已經轉化為“張維迎現象”，其本質則是：所謂主流經濟學在當下中國的危機。這個統馭中國改革並在暗中控製了中國公共話語權十餘年的主流經濟學，在一個高聲喊出“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孩子麵前，刹那間露出了巨大的尷尬。張維迎的“情緒失控”實際上就是這種尷尬之後的挫折反應。顯然，這並不是因為他們遇到了強勁的知識競爭者，而是因為他們在中國嚴峻的現實麵前所表現出的根明顯的無能。
1992年之後，中國的公共輿論進入了一個非常獨特的時期。其中一個主要的現象就是，主流經濟學獲得了話語霸權地位。原因大致有三：一是由於市場化的迅猛擴展，導致了對經濟知識的強大需求，使經濟學成為顯學。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畸形的政治環境。1989年之後，“隻談經濟，不談政治”成為中國思想界和公共輿論界的一個具有壓迫性的潛規則。而在19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所誕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這一潛規則要求的，就是有著明顯去政治化話語特點的西方經濟學。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則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改革問題上所表現出的機會主義路線，完全契合了中國改革的機會主義本質。於是，主流經濟學由“顯學”而“官學”、由“官學”而“霸權”，成為90年代之後，中國公共輿論界的唯一思想。由此，知識的權力在中國變成了經濟學的特權，並進一步變成了主流經濟學的特權。雖然主流經濟學家經常標榜也的確表現出了某種異議色彩，但毫無疑問，他們是90年代之後唯一被允許的“異議者”，是不爭論時代唯一被允許的爭論者。或者我們幹脆說，他們是一個被特許的知識共同體，是一個托庇於權力並寄生於權力的學術玩偶。主流經濟學的所謂“主流”，即由此而來。可悲的是，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並不自知。他們真以為這種完全類似於政治特權的話語霸權是知識競爭的結果，他們真以為經濟學或者他們所知道的經濟學是無所不能的水晶球。除此之外，知識的世界中空空如野。政治特權可以滋生權力的傲慢，同理，被“特許”的知識共同體也能產生致命的自負。非常不幸，中國1990年代的政治現實和經濟增長，鼓勵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的這種自以為是。容易推斷，接下來發生的將是非常荒謬的知識現象：中國主流經濟學變成了中國改革法定的闡釋者，而所有其他的解釋都成為不入主流的旁門左道或者歪理邪說。1990年代中期，一位女學者出版一本關於中國改革的著作。其在中國民間激起的反響比這一次郎鹹平所激起的反響更為熱烈。這引起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普遍的嫉妒情緒。對此，一位頗為“主流”的經濟學家故作不屑地評論到：那不是一本經濟學著作。言下之意是，隻有經濟學才有能力解釋中國改革，因而也隻有經濟學家（尤其是主流經濟學家）才有權力評論中國改革。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這位主流經濟學家沒有說出口的話是：別想沾我們經濟學家的光。自負如此，已經不再是什麽學術上的自信，而是一種接近精神變態的自戀。可以為這種日益惡化的精神疾病做出注腳的一個例證是，當秦暉先生用迄今為止最為精辟（他總是那麽精辟）的言論回應了郎鹹平現象之後，一位顯然是主流經濟學信徒的人竟然在網上大言不慚地諷刺秦暉：不懂經濟學卻旁征博引，不著邊際。將國有資產這樣一個典型的公共政策問題變成經濟學的專利，足見中國主流經濟學知識視野之狹窄，權力心態之膨脹。
在一個特殊時期假他人之手剪除了知識競爭者的中國主流經濟學，既然長期養尊處優，自然也就習慣了在他們控製之下的輿論一律。所以，當郎鹹平威脅到了這種輿論一律，而他們又無法真正在理論上降服郎的時候，他們開始責怪起了輿論。在張維迎對郎鹹平的回應中，張多次表達了對輿論的不滿。除了文章開頭那段頗像宣傳部門官員的指責之外，張在接受《北京青年周刊》記者采訪時，甚至直接批評媒體對郎鹹平的炒作，認為媒體“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情”。但人們要問的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當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幾乎占據了中國媒體全部財經版麵的時候，張維迎為什麽沒有批評輿論對主流經濟學的炒作？那又豈止是一種炒作，那根本就是一種壟斷。張維迎的觀點對與不對可以暫且不論，但他顯然沒有對一個輿論多元的時代做好準備。這也難怪，他們實在太習慣自己在中國公共媒體中一言九鼎，惟我獨尊的生活了。對多元輿論的焦躁，也同樣表現在張維迎對互聯網輿論不加掩飾的厭惡上。在為數不多的幾次采訪及講話中，張維迎對互聯網輿論的厭惡一覽無餘。他甚至把網絡時代直接定義為“一個不負責任的時代”。“一個少數人的意見被認為是多數人意見的時代”。如果網絡果真具有這般顛倒黑白的特性，那麽網絡遲早都會被逐出意見市場。張維迎絲毫也不用為這種短暫的市場失靈而擔心。不過在我看來，作為對中國極度扭曲之輿論環境的一種補償和報複，網絡隻是稍稍讓中國的輿論環境變得正常了一些。而就是這種遠遠沒有達到標準的正常，卻被張維迎認為是輿論環境“最不正常”、“最不好”的時候。他甚至幼稚到將海鑫集團董事長李海倉的不幸歸咎為輿論環境的地步。張維迎是牛津的博士，但他似乎忘記這樣一個基本的常識：異見並不是因為它正確而正確，而是因為它必須而正確。可見，特權滋養的自負能夠在什麽程度上扭曲一個聰明人的心智。道德、文章、見識如張維迎者尚且如此，我們又怎能期望中國主流經濟學其他等而下之的跟風者，能夠對異見采取寬容態度呢？難怪許多主流經學家一上來，就給郎鹹平扣上“引爆仇恨情緒”、“不負責任”的大帽子。（如果一個社會的仇恨能夠一煽就動，那就隻能證明這個社會中所隱藏的仇恨已經足夠多，我們應該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中為什麽會 積累這麽多的仇恨，而不是以一種可怕的階級意識去四處尋找煽動者）這當然不能證明他們是比郎鹹平更具有社會責任的人，這僅僅證明了他們對輿論“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這種恐慌是對中國主流經濟學特權危機的恐慌，是對一個可能到來的新時代（無論是好是壞）的恐慌。
然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在今天的特權危機並不是偶然的，它首先來自於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機會主義危機。
如前所述，中國主流經濟學是在一個特殊時期獲得話語地位的。這個時期是中國的市場化狂飆突進、私有化（產權明晰）狂飆突進、對外開放狂飆突進的時期。不過，所有這一切都有一個隱含和不容置疑的強製性前提，那就是對特權利益的承認。進而言之，就是必須承認政治特權在市場化、私有化以及對外開放中優先索取權。據稱，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都是一些現實主義者（張維迎在回答《北京青年周刊》記者提問時候就斷然說道：我沒有夢想，我很現實。），於是，政治特權在產權改革、市場改革以及對外開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為一種隱含前提被主流經濟學接受下來，並成為主流經濟學家理論框架中一個給定的製度約束條件。對於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來說，這個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變的。所以，他們的全部學術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去最大限度的推進市場化、私有化和對外開放。無需懷疑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學術誠實，同樣也無需懷疑，這種以降低中國改革倫理標準為代價的學術誠實是犬儒的、市儈的。對這一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表現出了驚人的坦率，他們毫不猶豫的宣稱“改革要利用腐敗”，“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這些充滿了機會主義色彩的學術主張，迎合了90年代中國的政治需要，也徑直將中國改革的倫理水平擊落到現代文明標準的底線之下。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對此卻視而不見。因為對於他們來說，手段並不重要，市場化的目標才是一切。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中國可以也應該利用一切手段，一切機會。但是，他們並不明白：局部的尋優可能導致整體的不優，手段的選擇可能毀滅目標本身。這就好比登山，沿著一條看上去距離最短的道路前進，最後發現卻是一條懸崖絕路。這種不幸的結局可能很少出現在靜態和局促的理論演繹之中，但卻是曆史上一再發生的悲劇。中國今天的現實也表明，權力腐敗、貧富分化不僅沒有讓我們離市場經濟的目標更近，而是嚴重瓦解了我們這個社會的信任基礎，中國，正在向一個壞的資本主義急速滑落。對此，俄羅斯寡頭古辛斯基早就充滿悔恨的替我們總結過：“我們明白了，崇高的目標是無法通過肮髒的手段來實現的。今天我確信了這一點”。現在，機會主義的主流經濟學所倡導、所推崇、所鼓勵的中國機會主義改革的負麵後果，正在中國全麵浮現，而陷入困境的機會主義者們對此卻束手無策。在這個意義上，郎鹹平所激起的反響，並非是對郎鹹平的讚同，而是對機會主義改革的反對。離開案頭即匆匆穿梭於各種高層論壇或企業家俱樂部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不到這一點，更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所以，當他們還在躊躇滿誌，自以為掌握了一個時代的時候，他們在中國的危機卻已經悄悄開始了。
特權階層在改革中的優先和利益最大化，既然作為中國主流經濟學製度變遷模型中一個不可改變的約束條件，那麽作為這個條件成立的條件和結果，大眾（他們經常被稱為沉默的多數）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種必然。更通常的情況則是，由於沉默多數在中國政治表決結構中的被動缺席，已經被最小化的大眾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計。在中國改革越來越趨近於零和遊戲的當下，這種“最小化”已經不再是一種中性的理論假設，而是作為一種野蠻的現實被呈現出來。普遍剝奪在大眾中所及激發的憤怒，指向的正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另外一個軟肋：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在解釋中國產權改革為什麽不是“拍腦袋想出來的”的時候，張維迎非常誠懇的說說“這不是最初任何一個人的精心設計，從某種意義上說是被逼出來的，是在實踐中，包括政府部門、企業界和學界在相互碰撞當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思路。”的確，張維迎非常誠實的道出了中國產權改革的曆史真相。但我們可以看到，在張維迎的產權改革的博弈世界之中，有政府（官僚）、有企業（家），也有學者，但卻獨獨缺少一個最大的利益相關者：在法律和正義意義上擁有國有產權的大眾。在這個博弈中，公眾不在場、公共輿論不在場、社會的公序良俗不在場。於是，這個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墮落為精英的分贓。在中國的產權改革中，這不是一個推論，而是一個已經發生而且正在發生的事實。無需我指出這個正在發生的分贓工程的係統性，互聯網上對張維迎的壓倒性反對，實際上就是無數經驗事實的集合。必須承認，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問題遠不是郎鹹平所說的那麽簡單，但問題在於，為什麽是郎鹹平贏得了大眾？其原因就在於，張維迎以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不僅是理論上的，而且也是經驗上的。根據經驗，大眾幾乎立即就能判斷，誰站在自己一邊。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性格概括成一句話，就是他們對中國大眾一句耳熟能詳的教導：“必須有人為（市場）改革付出代價”。那麽，誰該為改革付出代價，付出什麽樣的代價，付出代價的時間將延續多長？事實上，這個提問方式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倫理困境。“為什麽是我，是我們付出代價，為什麽不是主流經濟學家們”，這可能是大眾對精英主義最好的詰問。
在郎鹹平揭露出某些企業家對大眾及中小股東的種種剝奪時，張維迎動情的辯護道：“我們要善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確實，我們應該善待那些為社會真正創造了財富（在企業家前麵加上這種定語在中國顯得尤其必要）的企業家，但我們同樣應該善待大眾。不用舉例，我們就能感受到，就實際遭受的不公正而言，大眾可能要遠遠超過企業家。但張維迎顯然忘記了這一點。對此，我們並不感到奇怪。因為在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視域中，企業家是財富的唯一創造者，而那些千千萬萬為企業家打工的，則是財富創造活動中的“零貢獻者”。他們甚至極端到認為，在企業家與打工者及中小股東之間隻有交易，沒有剝奪。我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這種違背人類基本常識的畸形的企業家崇拜怎麽會變成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共識（雖然他們從來沒有公開這麽說）？一個在西方也隨時可能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誇張辯護，怎麽會在中國主流經濟學那裏變得如此理直氣壯？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本質，在另外一位主流經濟學家那裏表現得最為傳神。在對郎鹹平的回應中，一位主流經濟學家評論說，“對於體製改革過程的問題，我國的經濟學者一直處於激烈的爭論中，然而，這種爭論不適宜過早進入大眾的視野”。繼而，此人還模仿起戰略家的高明姿態故作神秘地說道：“在我國，靜悄悄的變革往往比轟動式變革更易成功些。”我想，這位主流經濟學家的意思是，中國大眾愚昧無知，所以郎鹹平應該先與中國經濟學家的“精英們”商量討論，取得共識後再告訴公眾一個簡單的答案。如此蔑視和刻薄大眾智力的語言，不自覺地脫口而出，竟然絲毫也不覺得有什麽不妥。實在讓人懷疑他是否受過最基礎的現代公民訓練。讓這位經濟學家難堪的是，郎鹹平一點也不想給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麵子，他用更輕蔑的口吻回答了他們，“跟他們有什麽好說的，大家根本就不在一個水平線上”。郎鹹平可能狂了些。但郎鹹平的道德判斷力肯定要比中國主流經學家們高出一籌。因為他擁有一個正常社會中普通人所應該具備的基本道德常識。正是憑借這種常識（而不是其他什麽高深莫測的東西），郎一眼就看出了中國主流經濟學在精神上的嚴重缺陷和道德上的普遍不義，一眼就看出了他們自以為獨立於大眾實際上是愚弄大眾的偽貴族氣質。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精英主義危機，不在於他們是區隔於大眾的，而在於他們在根本上是反大眾的。
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第三個危機來自他們市場原教旨主義危機。
市場是好的嗎？當然。但這種結論遠遠不能滿足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原教旨主義狂熱。在他們看來，市場不僅可以自動產生最大福利，也可以自動產生一切美德；而所有這一切幾乎都是不需要任何條件的。這樣，主流經濟學就將中國的市場改革變成了市場優先論，並進一步變成了市場決定論。市場，作為滿足人類交換自由並增進人類福利的工具，在一定條件下也同樣可以成為損害人類自由和福利的武器。保證市場服務於人類福利的一係列條件包括：信息的對稱、公民權利的構建、政治文明的發展、以及社會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實上，資本主義文明在近幾百年來的發展就是通過不斷構建和完善上述條件，從而使市場更加有利於人類福利的過程。否則的話，資本主義文明就不會有今天，所謂市場也就隻能淪為供少數人攫取和饕餮的場所。顯見的是，這正是中國正在發生的問題。這就是說，中國的市場化問題，早已經從市場本身的問題，轉變為如何為市場構建一個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會基礎的問題。但中國主流經濟學顯然沒有看清中國問題的這一時代轉換。（當然，即便他們看清了，他們也不敢高聲說出這一點。）所以，他們就隻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齊聲讚美著市場的美德，反複嘮叨著那種原始的自由競爭。在這種頭腦簡單的流行信念中，中國主流經濟學認為，市場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可以不需要公民權利，可以不需要自由媒體所提供的信息流動。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完全可以被簡單還原為市場的自然演進，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被考證為比當時歐洲更符合新古典市場模型的18世紀的中國，為什麽沒有自然演進出現代的市場經濟？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那裏，市場就像一種魔法，不知怎麽就可以為自己鋪就一條通向“好市場”的高速公路。在中國主流經濟學的“改革”中，從來就隻有市場的缺位，而所謂政治缺位、社會缺位根本就是無知者杜撰出來的奇談怪論。總之，他們要構建的是一種市場社會，而不是社會的市場。於是我們被告之：我們唯一需要作的就是，將市場作為一種類似於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供奉起來，然後以最大的耐心等待下去。市場的邏輯將自然而然地“創世”。任何超出這一努力的行動都將被視為不科學的、不理性的，不專業的，因而也是激進的，有害的。無疑，中國主流經濟學要給我們開出的藥方是，我們必須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競爭狀態，然後經過人吃人，然後再“吃”出一個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類文明的進化已經將我們推到了一個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是故，我們剩下來的選擇就隻能是，將中國主流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奇怪信念留在身後。因為在當下中國，市場原教旨主義遮蔽的問題遠比他們說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經濟學曾經自鳴得意的宣稱要從權力手中“騙出一個新體製”。但事實證明，在這個涉及十數億人口的規模宏大的弱智遊戲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眾。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個人被迫以大眾的姿態在郎鹹平事件中現身的事實，有力的提示我們：“漸”而不進的中國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進一個古老的製度陷阱。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激進的“左”轉運動（這並非不可能），那麽當今中國主流經濟學將難辭其咎。顯然，這將遠遠不止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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