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之痛（六）

  中國的專著、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國有國際影響的大學教授，或者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卻不多

    中國的大學校園，有大批知真向善愛美的學人，也有造假邪惡乃至極其醜陋的東西。後者，集中體現於學術腐敗上。

    七拚八湊編教材

    一位碩士畢業五年的學者告訴記者，他已參與編輯或者主編過5部教材。他說，一開始還是極其認真，找了大概不下100多本的參考資料，在翻看參考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許多書的章節、甚至內容都是雷同的。於是，他也找到了竅門和套路，既不需要搞研究，也不用做調查，更不用鑽故紙堆查資料，甚至相關領域的著作和論文也不需要多看，隻要找來三四本已有的教科書，框架體係上略微變動，章節順序上稍作調整，材料內容上綜合綜合，文字敘述上處理處理，一本新的教材便誕生了！

    許多文科教材和理科基礎教材，普遍都存在著 “嚴重老化”的問題，目前使用的教材不僅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編寫的，還有五六十年代編寫的。一項對上海大學生的調查表明，有將近63%的大學生對現有文科教材的陳舊和老化表示抱怨和不滿。據目前在校的新聞係學生反映，他們使用的《新聞采訪學》是1983年蘭鴻文教授編寫的，《文學理論》的藍本還是上世紀60年代以群等編寫的修訂本，至於中國文學史的藍本還是60年代遊國恩等教授編寫的。

    不僅基礎課教材如此，專業課也幾乎大同小異。南方某著名大學一位學經濟的學生告訴記者，有一天他們上一門專業選修課，一位70多歲的老師走上講台，攤開一本發黃的講義，對同學們誠懇地說，這是我1985年寫的講義，這個學科發展很快，我們大家一起邊學習邊探討吧。這位學生說第一次聽課大概有30多人，第二次也就來了10個人，第三次上課5個人都不到了。

    近年來各種版本的教材層出不窮，但為什麽教授們還在使用舊教材呢？中山大學的一位教授告訴記者，新教材大都是直接或者間接抄襲舊教材的，有些教材雖然有了一層“學術前沿”和“最新學術動態”的包裝，但實質內容上卻是“換湯不換藥”，所以有的老師寧可使用舊教材，即使使用新教材也是當作“靶子” 批判的。

    問題是，新教材雷同，舊教材又跟不上時代學術發展的步伐，最終受損害的是中國大學的學術水平，受貽害的是大學生們。

    洋虎皮做大旗

    記者曾經采訪南方某著名高校一位小有名氣的學者，該學者滔滔不絕地談起自己的學術生涯，說自己曾經得到過某某學術泰鬥的真傳，是他的幾大弟子之一，而且曾經與某某學術大師過從甚密，與某某學術名人也是鐵哥們兒。所幸記者對學界也略知一二，與該學者所說的某學術大師和學術名人也有所交往，一次記者與他們提起該學者，他們竟然一臉的茫然。就在不久前記者又采訪了該學者提到的某某學術泰鬥，談到他的學生也就是那位南方某高校的學者，這位學界泰鬥告訴我，他根本就沒有這麽一個學生。

    現今高校學界十分流行扯洋虎皮做大旗，其目的無非是想唬一唬中國人抬高自己的身價。一位北京某著名高校的知名學人，此公是典型的“學術二道販子”，但英文不錯，曾在哈佛大學、牛津大學等做過幾個月的訪問學者，回到國內便四處宣揚他在國外與某某世界著名學術大師交往甚密，該學術大師曾經把自己英文版的全部著作都贈與此公，此公回國後又做報告又寫介紹文章，儼然一副世界著名學術大師的中國學術代言人的模樣，然而據在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的某先生說，該著名學術大師的學術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根本就沒有出過英文著作。

    更有甚者，國內某大學教授從日本某三流大學請來一位三流學者到國內作講座，為了抬高自己身價（能夠請來老外來中國講學），竟將其吹噓為日本著名學者，令旁聽講座的國內學者大跌眼鏡；一位日本記者聽到這件事更是唏噓不已，此事被日本媒體披露，造成極為不好的影響。還有一位曾經在英國某大學作訪問學者的國內某高校學人，自稱某世界級著名文藝理論家的國內惟一弟子，回來為中國文學大師重排座次，被國內同行貽笑大方。

    翻看一些高校學人主編的教材或撰寫的專著，會發現不少書上都列著各種各樣的學術顧問，比如那位與世界著名學術大師交往過密的國內學人的一本專著，就開列了一二十位的國外各個著名高校的學術顧問、總顧問、特約顧問，而有些學術顧問恐怕自己都不知道當的是什麽顧問。

　　泡沫與浮誇

    近幾年中國高校學術界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繁榮”，有人總結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學者特別是享有高級職稱的學者、名學者以及擁有各種獎項獲得各種稱號的“專家”級學者教授越來越多。二是高校論文、學術專著以驚人的速度增長。中國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專著、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茅，但中國有國際影響的大學教授，或者有國際影響的學術專著和論文卻不多，這從每年全世界自然科學的三大檢索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原因就是中國的學術水準中有“注水”現象。

    從前一些孜孜以求的學者一年也就發表一兩篇論文，一輩子隻出那麽兩三本專著。現今有些急功近利的青年學者，在學界混了幾年就敢稱“著作等身”，有專著三四十本，論文好幾百篇。

    更有甚者，有些人連百萬字都羞於出口，因為現今學術界有種說法：十萬字原地踏步，百萬字才起步，千萬字水平才算數。據媒體報道，山東省某著名高校一位副校長一年申報的所謂科研成果竟多達1300 萬字，也就是說這位副校長，一天不間斷，每天能寫三四萬字。那麽一些所謂科研成果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呢？請看有關媒體對複旦大學青年學者申小龍的報道：

    申小龍是複旦大學的青年學者，在語言學界嶄露頭角，他曾經著有在語言學界頗具盛名的《語言的文化闡釋》、《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文化語言學》等十餘種著作，但據某些專家披露，申小龍搶先發表別人的未刊論文，將此據為己有。其中《語言的文化闡釋》有40％以上是抄襲近40人的著述。著名教授伍鐵平在一篇題為《反對在學術著作中弄虛作假—— 評申小龍〈文化語言學〉等著作》中披露該書有350頁是申的其他著作的重複，這些重複的內容占該書642頁的56%左右。像申小龍這樣把好幾百頁的內容從一本書或者幾本書中，搬到另外一本書的做法在學界不乏其人。

    獎項之亂

    學術評獎和立項（爭取研究課題立項）中的腐敗也為廣大學人痛恨。尤其是評獎，有種說法在人們口中流傳：“評獎就是評委分贓，你給我，我評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來裝門麵。”

    去年，武漢大學哲學係鄧曉芒、趙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陳湖北省哲學（1994~1998）優秀成果評獎中的腐敗現象，在那次評獎過程中，“評獎主持人和個別評委利用職權，在哲學社會學組把一場嚴肅的評獎活動變成了一場一手遮天、結黨營私、瓜分利益的醜劇，在湖北省哲學界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從評審結果來看，評委們相互之間的心照不宣、彼此關照、利益均沾、互投關係票已達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高級別獎項中票數如此集中在評委和某個身居高位的評委的弟子們身上，即使在目前腐敗成風的學術界也是少見的。”

    “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的哲學一等獎正如湖北省哲學評獎組長一職一樣，曆來都是×××的專利。在上一屆的評選中，他的一篇輔導報告獲得哲學一等獎，當時他是哲學評獎組的組長。在本屆評獎中，他獲得一等獎的是一篇向外國人介紹中國情況的講演詞？？”

    曾經轟動學界的《讀書》雜誌主辦的長江學者“讀書獎”也被多名高校學者所抵製，原因之一就是參加評獎的人既是候選人又是評委。學者楊玉聖對記者說：“其實這裏指出的高校及學界的評獎腐敗不過是冰山之一角，試想現在的學術評獎中，哪一省，哪一部門，哪一類獎項不存在諸如此類‘自評自’，‘裁判員下場踢球’的現象呢？”

    與評獎腐敗類似的是申報課題，爭立項目。陝西師大教授一丁說：就像一個女人還沒生小孩就申請營養費一樣，說我生的小孩將來智力可賽過楊振寧？？然後叫評委打分，根據吹牛程度，發放不同數額的營養費，聽起來真是荒唐可笑，而我們每年申報選題和經費確實是有這種荒唐可笑的事。

    記者曾參與了一個所謂國家某社科基金項目，被項目負責人列入除他之外的項目課題組的最主要的成員，然而整個評獎過程令記者莫名其妙。先是項目負責人告訴記者說要報一個國家項目，記者自覺沒有學術功底去參與國家項目，然而終禁不住勸說，就讓項目負責人拿去了記者的簡曆和以前發表的論文，事後便將此事拋之腦後，誰知過了半年該項目負責人給記者送來一份材料，說項目批下來了。拿來項目審批表一看，此項目與記者所學專業相差甚遠，記者卻被項目負責人美化和誇張得有如該領域的著名學者一般，令人哭笑不得。

職稱亂象

    職稱評價製度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專利。在中國大學裏，職稱的高低更標誌著一個大學教師的學術水準，同時也與該教師的住房、待遇等密切相關。

    為了評上職稱，一些大學教師不擇手段地托人情、拉關係，甚至花錢雇人寫文章。北方某著名大學社科係有一位想評博導的教師，竟然拿別人在《光明日報》上發的文章，換上自己的大名，複印多份，差一點弄假成真；一位教師所發表的論文大都是與人合作的，而在自己申報的材料中竟然拋棄合作者；有些教師為了評職稱四處掛名（即別人寫了論文，請求人家在發表的時候將自己的名字署在後麵，以此增加自己的論文篇數）；有的教師把自己在報紙上發表的豆腐塊似的文章，也拿出來湊數；更有的教師評職稱時竟把弟子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還有的教師把自己以前發表過的論文稍稍修改一下換一個題目，再拿出來發表，又充當一篇論文。有一個教師把自己的一本專著中的所有章節都拿出來砍成若幹篇當做論文一一發表，於是在他的成果表中除了這本書又多出了若幹篇的論文？？

    有人開玩笑說，如果收集高校學者在評職稱過程中的典型案例，編一本《評職稱之百戰奇謀》或《評職稱之成功寶典》，其在士林中的地位絕不下於《葵花寶典》在武林中的地位。

    各種職稱中，最高的是教授，評上教授也就到頭了。目前中國大學教師的職稱一般都實行終身製，能上不能下，對一些學者來講當上教授也就走到了“窮途末路”，於是中國高校學術界就出現了“講師辛辛苦苦，副教授不敢馬虎，正教授舒舒服服”的局麵。

　　剽竊與抄襲

    “天下文章一大抄”，抄襲和剽竊近年來成為中國高校學術界最大的公害，有人戲稱為“學術蝗禍”，其泛濫之廣，已近法不責眾的地步。有學者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都沒有羞恥感了。南京大學校長蔣樹聲教授在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小組會上指出：抄襲剽竊不治，學術將完。

    有人根據媒體披露的高校抄襲和剽竊事件，總結了高校學術抄襲的幾種方法，即“全篇搬用法”、“偷觀點偷思想——隱性剽竊法”、“化名抄襲法”、“署名抄襲法”、“拚裝法”、“名編實抄法”、“搶先發表法”等等。

    在學界以打假著稱的學者楊玉聖告訴記者，以前人們大都認為抄襲剽竊等問題在那些學術水平低的學校或年輕的學人身上才會發生，但從業已曝光的問題來看，包括中國最好的大學在內的許多名牌學府和科研機構，都已出現過或潛伏著此類醜聞。尤其不可思議的是，就連一些功成名就的才子、名家、權威，也因公然抄襲他人成果而東窗事發。

    楊玉聖還說，剽竊抄襲的風氣已經嚴重腐蝕學術界，不僅是學術文化公害，更成了社會公害。這些行為不僅嚴重敗壞了學風文風，導致學術道德淪喪，貽誤人才培養，而且嚴重損害了中國學術界整體的學術聲譽，十分不利於建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

　　近年部分名校教師被指抄襲事件

    某著名大學教師李其榮所著《移民與近代美國》被指剽竊我國17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含專著8部，論文14篇。

    某著名大學著名教授的《南極政治與法律》嚴重抄襲澳大利亞西部大學法學教授的專著，從“第一章到第八章（15~354頁）基本上全部是剽竊”。

    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某大學教師李斯的學術專著《垮掉的一代》幾乎原文抄襲美國學者約翰·泰退爾的專著《裸露的天使》。

    複旦大學博士申xx教授被指在其專著《語言的文化闡釋》、《社區文化與語言變異》、《文化語言學》中，搶先發表別人的未刊論文，將此據為己有。其中《語言的文化闡釋》有４０％以上是抄襲近４０人的著述。

    複旦大學哲學係著名教授被指其哲學著作《曆史與實踐》中的部分內容抄襲國外著作《哲學曆史詞典》。

    原上海大學法學院院長潘國和出版的近10部法學著作據媒體披露，主要是靠剽竊和利用職務巧取豪奪。

    武漢大學經濟學院某教授，為了破格提成博導，偽稱寫了一本《發展經濟學的發展》，到商務印書館騙得一紙出版證明，然後在各報社騙發了6篇書評，從而評上教授和博導，該教授現已移居國外。

    上海xx理工大學某教授不僅偽稱寫了一本書，還用電腦模擬了封麵等，這本虛擬的書竟然獲得學術獎。

    北京大學生物係蛋白工程和植物基因工程國家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潘xx等六人在國外刊物上發表所謂體現中國國家高技術研究計劃863計劃的論文，存在嚴重剽竊問題，抄襲了加拿大兩名學者的論文，被國外雜誌予以揭露，嚴重敗壞了我國的國際學術聲譽。

    北京某重點大學的副校長1996年被荷蘭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學》雜誌指控其與人合作發表的論文，與加拿大生物學家發表在美國《理論與應用遺傳》雜誌上的論文有“相似性”。

    近年媒體披露高校博士抄襲剽竊事件

    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胡黎明博士論文嚴重抄襲。

    上海複旦大學曆史係一位博士關於美韓外交關係的博士論文通過後被指抄襲。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某博士的博士論文《論美國國際地位的曆史趨向》被發現抄襲。

    山東大學某博士出版的博士論文《現代化戰略與模式選擇》被發現抄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