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黃北顧
都是文人比都是文盲更有意思。但做文人不能一路凱歌，更不能是利維迎。若做至禍亂五常，就離流氓不遠了，還不如文盲好。
到了27歲時，我還愛上了卡爾·馬克思，我發現這個無處不在的的德國人，竟然如此才華橫溢、趣味盎然。我已看到了那麽多關於鴉片戰爭的材料，但沒人比他短短的一篇文章更有吸引力。更令人絕望的是，當我試圖更深入理解毛澤東與鄧小平時，我依賴的傳記仍來自於羅斯·特裏爾、理查德·伊萬斯。盡管他們掌握的史料絕不比國內的曆史學家更豐富，但他們卻知道如何將那些看似毫無關聯的片段置於一個更為廣闊的背景之下。
像任何中國青年一樣，我學習了至少6年的政治課，卻不知道基本的政治哲學，我們學習了黑格爾、馬克思與列寧，卻不知道他們真正迷戀的是“曆史的方向感”。1949年之後的幾代人在劇烈衝突、相互否定的兩種曆史觀中成長，一方麵他們被要求信仰“曆史決定論”——在曆史前進中，你不要站錯隊；但同時，所有人又被灌輸了一種反曆史的姿態——既然中國已經開始建設新社會，那麽曆史就變成了無用的廢話，人們陷入了新的崇拜，所有舊傳統都應該被破除。於是，對曆史的無知與傲慢的雙重情感一直左右著中國人，曆史變成了令人生厭的教條。
如今這一切再次得到修正。人們發現，在理智的混亂與情感的匱乏交雜的時刻，曆史能提供更多的思路以應對困惑，甚至為情感提供安慰——當代人通過攻擊或讚美曆史來表達對今日的肯定或否定。曆史還有助於我們重新獲得某種自信，當你為眼前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化而感到不適時，你會知道在我們漫長的過去，還存在著一些更為動人的歲月。當然，在這一切因素中，最為關鍵的理由仍是，我們對於自己的過往充滿好奇。我們想知道，我們為什麽走到了今天這一步。我們也想知道，每一代人在麵對各自時代的難題時，他們如何在迷惘與恐懼中表現出了大膽探索的勇氣。
優秀的西方學者筆下的中國曆史引人入勝，是因為他們將中國放在一個變化的全球圖景中來看待：一個漫長的傳統國家如何在新世界的衝擊下艱難而不情願地轉變自己，傳統的連續性與新社會的誕生是如何地緊密相連，一代代中國人在應對這種痛苦轉型中所表現出的勇敢或怯懦。
在過去幾年中，對曆史寫作的熱情再次出現。在書店中，再次充斥了漢學家們的作品，孔飛力、史景遷正變成新一代青年了解中國的途徑。錢穆、傅斯年等1949年前的曆史學家重新被挖掘出來，他們的作品令人大吃一驚——原來我們自己的曆史學家們如此優秀。一位意義獨特的人物仍有著巨大的號召力，去世於1999年的黃仁宇盡管絕非一流曆史學家，他所得意的“大曆史觀”也並非具有獨創性，對於“數目字管理”偏愛也顯得過分武斷，但他對20世紀曆史的強烈的個人感受，則賦予了曆史強烈的吸引力。同時，國內不同背景的曆史學家，參照不同的流派來重新進行曆史寫作，盡管他們沒有西方漢學家們相對一致的學術訓練與寫作方式，卻至少打破了中國人寫作曆史的模式。《走向共和》質疑了曆史的軌跡，猜想了曆史的可能性，《1901：帝國的背影》則力圖學習年鑒派的方式，事無巨細地重現曆史的橫截麵，一些記者則開始拚命學習美國記者型曆史學家的作風，一部二流作品《光榮與夢想》的流行，表明我們對於曆史豐富性的沒有辨別的追求……
喬·奧威爾曾說，誰掌握了曆史，誰就掌握了未來；而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曆史。沒人能使曆史恢複其本來麵目，但我們需要不懈的努力，使曆史恢複它原本的多樣性。從某種意義上講，曆史是一場西西弗的神話，每一代人都必須重新進行詮釋。
許知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