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再神奇的傳說,都比不過我們的人生玄機。
對著驕傲的朋友而揮灑驕傲,是人生一大快事。
當謙虛和寬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們也就成了鼓勵誣陷和傷害的“惡德”。
“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裏的時代”。
黃佐臨先生說:“文化人在政治黑暗的時候固然不能同流合汙,在政治清明的時代也沒有必要成為政治工具,永遠要明白自己是吃哪一碗飯的。”
當他們(指技術型知識分子)成批離開之後,“知識分子”的帽子大多滑到了尚未轉型的人文學科一邊,但那個領域正門庭冷落。人文學科方麵真正的重大研究還受到太多的限製,因此就為低層次的狂躁群落讓出了言路。
天下凡是虛假的一切,都不敢風餐露宿。
沒有個體的集體,是一種紙紮的龐大,空洞的合唱,虛假的一致。
好的文學作品是一個充滿質感的感覺係統,因此必須避免邏輯結論。......在散文寫作中,邏輯結論就像鐵柵欄,把感性世界的無限春色都關在外邊了。
正因為災難,文化更具備了尋找精神歸宿的迫切性。......缺少精神歸宿,正是造成各種社會災難的主因。因此,最大的災難是小人災難,最大的廢墟是人格廢墟。
直到今天,中國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熱鬧和書蛀式的寂寥間徘徊,兩方麵都不到位,都帶有自欺欺人的虛假。
在歐洲,經常可以在對比中領悟:多少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由於對權力,對大眾,對學問的半推半就、似進似出的全方位矯情,致使中國長期以來缺少宏大的精神建樹。於是,中國文人的墓地和故居,也總是比較冷落。
更值得我們留心的,是經濟背後的文化理念。北歐和德國的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以人類尊嚴和社會公平的標準來評價經濟關係的原則,令人感動。
社會安全靠共同福利來實現;
共同福利靠經濟發展來實現;
經濟發展靠市場競爭來實現;
市場競爭靠正常秩序來實現;
正常秩序靠社會責任來實現;
社會責任靠公民義務來實現。
因此,財產必須體現為義務,自由必須體現為責任,這就是現代經濟的文化倫理。
當曆史不再留有傷痛,時間不再負擔使命,記憶不再承受責任,它或許會進入一種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