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憐可恨可這可那的汪精衛

我曾在吉衣的文章的跟貼裏說自己也曾想說說汪精衛，但一直提不起筆來。 這幾天的帖子議論民國的美男很是熱鬧了，我自然無須再在男色二字上做文章。 對於曆史人物，英雄也好，狗熊也罷，後來的人知之甚少，一般難免道聽途說，先入為主。 而在色字上立意，到底還是比較容易做到客觀的，雖然那個話題的本身對個體評價者來說是純主觀的。這，是不是可以叫建立在客觀基礎上的主觀呢？

我從小就知道汪精衛是漢-奸，也從沒有懷疑他不是。 但他從英雄走向漢-奸的這個質變，卻一直讓我不解。 我覺得一個人在成熟了以後，一般是很難改變的。

魯迅說他把曆史當小人書（或小說？記不清了）來讀。 於我心有戚戚焉。

我的經曆難免讓我世故，看人看事少了熱誠，時時用了冷眼。我當然相信曆史的存在，卻不相信人寫的曆史，總覺得那上麵篡改篡創的成分多。所以懶得去讀它。

但是偶爾也好奇，朝三暮四的讀些雜書，無非打發無聊的日子，卻無意為任何事下結論，因為自覺沒有那個能力。 下麵轉的這篇，絕沒有要給汪漢-奸翻案的意圖，也不代表我的觀點，隻是覺得作者的動機還可取，大約是想追求客觀，或者在主觀的基礎上追求那種客觀感吧。

因為對汪這個人沒有真正的了解，寫不出什麽發人深省的評價。如果讀到的東西還算可信的話，他前半生是個英雄，後半生可能是大漢-奸，也可能不是很不堪的那種。 其實這個可憐可恨可這可那汪精衛也混得夠慘的了，共產黨國名黨兩邊不討好，早年拿命換得的英名終落得千古罵名，有人說那是理想主義者的下場，也有人說那是投機主義者的報應。 我的感想是，人還是甘於做個小老百姓好了，革命啊反革命啊那些玩意真的不好玩。革命會革到自己腦袋上，英雄弄不好就成了大漢-奸。

俱往矣，多少古今事，盡付笑談。



轉載：

汪精衛在我的腦海中一直是以一個大漢-奸的形象出現的，他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是中國人的恥辱。然而有一次在我看了紀實頻道有關他的史實介紹後，我不禁產生疑惑：為什麽現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曆史中完全抹殺，隻是抗日戰爭的曆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那汪精衛到底是一個什麽樣的人，為此我查閱了相關資料，我想從三方麵展示一下他的為人：

1. 生活作風：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汪精衛與陳璧君婚後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的名望。的確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曆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但更加重要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汙、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裏，哪裏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因此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

2. 早期革命：

A．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

１９０８年冬，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在“遠距離革命家”批判和“倒孫狂潮”的夾攻下，黨內黨外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士大量出現，同盟會一時間陷入失敗的邊緣。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使黨內黨外的懷疑人士重新樹立起對革命的信心。可以說當時同盟會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衛犧牲自己的烈舉挽回的。如果當時汪精衛被清廷處死，汪精衛毫無疑問要作為中國曆史上的欽定英雄，永遠載入史冊。

B．打倒獨裁者蔣介石及早起抗日運動：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在當時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且那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製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係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製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隻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表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變宣告結束。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隻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的想法。而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C.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塘沽協定》背景：

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麽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們內心裏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麽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的人是極少數。

而中華文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準投降”。

“低調俱樂部”背景：

是當時主張和平救國派。“低調俱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成員周佛海說：“共產黨、桂係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持久全麵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係。 “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遊擊隊。共產黨以遊擊戰爭

回避對敵作戰，人稱‘遊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可顛覆政府。”汪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麽呢？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火熱的苦難之中。為盡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和平運動”的背景: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然而日方卻在汪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

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隻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

“南京政府”背景：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麵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麵，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係，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對此汪精衛是有苦難言，在當時他無法向別人解釋清楚他離開中國是被日本人欺騙了。如果汪精衛隱遁歐洲，等於默認他幹了賣國之事而出逃歐洲。汪精衛想幹點什麽事來進行挽回，因此汪精衛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個政府，想作一些對中國有益的事來改變人們對他的看法，澄清人們對他的誤解。可是汪精衛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越黑。政治仕海險處叢生，一步走錯，當年最讓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變成最大級的賣國賊。

D．臨死：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８日，美軍對名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院將汪精衛轉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非常寒冷，汪精衛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衛體溫高達四十度，呼吸困難。１１月１０日午後，病房中傳來汪夫人陳壁君的大聲呼叫。黑川教授趕入病房，見汪精衛渾身顫抖，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衛的手查看脈搏，汪精衛吃力地說：“我要回中國……”，這成了汪精衛最後的話。汪精衛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蔣介石還都後將汪精衛的墳墓炸毀，遺體燒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