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79: 給中國新領導班子的衷心建言

作者：黃臥雲     製造對抗是一步險棋   (

     中共“十八大”的權力交接是它執政史上的重要分水嶺，大會閉幕的那天，七常委非常意外地沒有在預定時間內出場亮相。這既不是一次盛世時代的接班，像道光那樣上承乾嘉之世，也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的一次接班，像鄧小平那樣有毛澤東留給他一個百廢待興的中國。清王朝在經曆了乾嘉盛世後，已是極盛而衰，各種危機隱約可見。官僚體係在乾隆時就已深度敗壞，使嘉慶一上台就必須進行改革，撤換和清理和?的權力網絡。對王朝更具破壞力的，還是在南方四處蔓延的秘密會社和北方白蓮教的反叛，也是朝廷最大的隱患。不過，在道光繼承的資產負債表上，資產仍然多於負債，但新皇帝遇到了其父輩完全不曾碰到的情勢，即來自西方的侵略，對此他完全沒有任何應對的準備。如何對付“英逆”成為道光一朝最頭痛的問題，隻能采取息事寧人的守勢，非常被動。就在他死的那一年，一場大叛亂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動搖了帝國的根基。鄧小平的幸運在於，毛澤東留給了他廣闊的治理空間，物資供應全麵短缺，政治運動使人們身心俱疲，隻要停止抓革命，放鬆社會控製，實現政治和生產的正常化，國家經濟和民眾生活就能大獲改善。雖然經曆了文革，但權力的根基還沒有受到大的損害，甚至十分牢固，對鄧小平來說，天時地利人和一應俱全，真是一個製造盛世的極佳機遇。事實上也的確製造了盛世，從八十年代初開始約30年間，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盛世時代，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普遍改善。

 

     江、胡兩代中共領導人治理20餘年，既是這個盛世的頂點，也是這個盛世的轉折，轉捩點出現在胡溫班子的第二個任期內。到“十八”大召開時，天、地、人各方麵都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以2008年為界，中國經濟開始進入低迷，天時不利。靠廉價勞動力吸引外資大舉進入帶動起來的中國經濟，由於勞動力不再廉價，世界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已不在中國，地不利也。在“悶聲發大財”的思想主導下，官場腐敗難以想象，超出想象，權力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大眾對官員的惡評充斥於互聯網，官民嚴重對立，失去人和。

     威權的穩定是有代價的，因為它不是真正的穩定，而是矛盾的積累，並延遲解決的時間。在權力鬥爭中是沒有“人和”可言的，這裏的規則要麽是服從，如毛時代對毛的權威的順從，要麽是依靠實力平衡，在絕對權威消失後，統治集團的內部穩定是權力均衡的結果。毛澤東威權的穩定以劉少奇、林彪死於非命、“四人幫”身陷囹圄為代價，其積累的矛盾由他的後繼者消化。鄧小平威權的穩定以胡、趙下台和89年“群體”事件為代價，江、胡為了穩定，在政治改革上無所作為，權力放任自流，瘋狂尋租，使各種社會矛盾越積越深。胡溫班子提出建設“和諧社會”把握了真問題，但沒有解決問題的真措施，或者說不知道如何實現社會和諧，對眼前穩定的需要壓倒了社會和諧的長遠目標，同上屆班子一樣對不滿的民眾采取嚴防死守的戰術，“和諧”也成為具有強烈反諷意味的詞語。

     新班子仍然走自毛以來的威權路子，但其麵臨的問題比毛以來的任何威權領導都多，而且多得多，說到底，這些矛盾和問題還不止是過去30年累計而成的，而是過去60多年中累積而成的，自毛至鄧，至江，至胡，舊的問題從來就沒有被切割，也沒有從根本上去解決，新的繼承者不隻是繼承前任們的全部權力，而且也要繼承他們的全部問題。毛有開國領導人的特有的權威，這是他無與倫比的優勢所在，如果不是他異想天開的個性，真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瀟灑：久經戰亂的國家需要休養生息，有劉少奇等一批務實的幹才主內，有周恩來等一批擅長外交的人物主外，都極其地忠誠於他，聽從他的調遣。但他喜歡對抗，他的好鬥與生俱來，看上去他總是鬥贏的一方，總處於對抗的上風，可世上從來沒有隻贏不輸的遊戲玩家。1971年毛在南巡途中出其不意地向林彪亮劍，在結束南方之行回到北京時還覺得穩操勝券，就在決戰的最後時刻玩出了天大的意外，副統帥和接班人出逃。林彪死於他鄉，而毛澤東也遭受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擊，不但他那頑強的身體被擊垮了，而且他發動的文革也在事實上宣告了失敗。在這場對抗中，沒有贏家，毛同樣輸了。毛林對比，毛的力量太強大了，一個號令全國，一個是怕光怕風、深居簡出的病夫，但再強大的力量也有弱點，有缺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林彪弱勢但倔強，頂住毛的壓力不做檢討，無論如何這是毛不能容忍的，他必須永遠正確，是永遠的勝利者，但這次，自己失去了對局麵的控製，他再不能所向披靡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是群眾對毛的一次公開反抗。

     鄧小平執掌大權時條件得天獨厚，本來在毛時代就應該與民休息，但毛澤東要繼續革命，這個任務就落到了鄧小平身上。鄧所麵對的民眾剛剛從長期封閉中走出來，多數甚至還沒有走出來，對絕對權力的認同度依然很高，這是鄧繼續威權治理極為有利的社會因素；在權力圈子內部，鄧雖然沒有絕對權威，但享有較高的權威，是毫無疑義的第一執政官，在內部，沒有人公開挑戰他的權威。他一度滿意地看著西單民主牆支持自己的言論自由，並支持這種自由。當然他對民主自由的容忍也到此為止——止於對他的支持，他絕不能容忍對他不利的自由和民主，但他盡量不去主動擴大社會對抗。江、胡二人作為鄧小平指定的繼承人謹守鄧的遺訓，所謂“一心一意謀發展”。天時尚在，中國經濟才剛剛起步，正好又趕上了世界經濟景氣周期；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即將迎來房地產發展的黃金時期和土地財政的盛宴。發展經濟為他們提供了政治上轉圜騰挪的餘地，但他們已經不能靠權威來保持權力和實施自己的政策，而要靠權力的平衡和妥協來應對權力挑戰。但平衡的難度顯然越來越大，到胡溫後期權力鬥爭已經表麵化，威權主義路線已經難以為繼，薄熙來事件公開暴露了黨內權力鬥爭的白熱化，平衡差點就要被打破，它對高層帶來的震蕩超過了“四人幫”被抓，這也預示，今後權力內部的平衡將更為脆弱。

     “十八大”的新班子所麵對的社會、政治、經濟情況的複雜性體現在各個方麵。社會對抗加劇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已經過去，政治認同的程度為中共執政以來最低，政治權威持續衰減，權力無論在內部的凝聚力還是對社會的凝聚力都相當不足。現在治理者不但不能依靠經濟奇跡為政治提供支持，相反要為經濟擺脫泥潭提供動力。一句話，在新班子接手的資產負債表上，淨資產日見其少，負債日漸增多。這不是一個百廢待興的局麵，而是一種風險已累積到極高的情勢。

     從目前表現出來的治理思路看，新班子采取加強權力的方式進行應對，它隱含著這樣一個判斷，即造成當前權力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權力使用力度不夠，是放鬆了對意識形態領域的控製。不久以前，官方發起了對普世價值、新聞自由、憲政民主的攻擊，使人聯想到鄧小平時代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隻是反對的範圍更加寬泛。接著，大規模地展開了對網絡言論的嚴打行動，抓捕了一批比較活躍的網民，采用羞辱人格的方式打擊微博大V。之後，“兩高”出台關於網絡治理的司法解釋，力圖將網絡上的言論自由空間完全擠壓掉，不留空隙。根據該司法解釋，某一帖子如果被瀏覽5000次以上或被轉發500次以上，發帖人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也是根據該司法解釋，甘肅一位未成年的中學生以涉嫌網絡造謠被刑拘，體現了當局堅決打擊的決心和體製內自上而下的執行力。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看，當權者主動製造社會對抗是一步罕見的險棋。無論是主觀目標，還是客觀目標，社會治理都應是把社會引向和平，防止社會被利益衝突所分裂，而絕不是挑起對抗。在民主製度下自不必說，這一製度最大的優點就是它能動態調整利益分歧，這使民主社會富有包容的彈性，不至因利益矛盾引起社會動蕩。家長式治理的首要目標仍然是防止社會對抗，儒家把這種社會的秩序以及維護這一秩序的要義歸結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而要維護這種等級秩序，必須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各在其位，各司其職，一旦君不君——君主直接與臣民衝突，父不父——家長直接與子女衝突，家長式的治理秩序就不複存在。

官兵移師互聯網，在互聯網開辟新戰場，意味著現在和將來要比江、胡時期花費更高的成本“維穩”。互聯網是個無邊無際的戰場，這個戰場有很多陣地需要占領，如短信陣地，博客陣地，微博陣地，微信陣地，而且還會不斷出現新的陣地，占領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陣地都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絕不是占領報刊陣地、電視陣地那樣輕而易舉，所需開支和人力難以估量。

這還不是最大的管理麻煩。戰爭宣言已經發出，第一階段的戰爭已經開始，宣戰者必須要考慮的問題是，戰爭如何打贏，戰爭如何結束。現在的戰略似乎是殺一儆百。但如果殺一不能起到儆百之效，下一步的戰事該怎樣進行？這恐怕是戰場指揮者最棘手的問題。亮劍容易收劍難。從實踐來看，自“兩高”出台網絡涉罪的司法解釋，到甘肅張家川縣網上發帖的中學生被抓，雖然個別微博大V變得出言謹慎，但總體看，人們一如既往地發表意見。發表合理的意見，直斥赤裸裸的荒謬，使他們無需懼怕。對體製內的人，嚇阻戰略會相當有效，對體製外的人，它的作用就小得多。在微博大V薛蠻子以涉嫌聚眾淫亂被抓後，有著1600萬粉絲的另一微博大V潘石屹隨後也被請到中央電視台出鏡，對有司的網絡整治結結巴巴地表達了支持，網友們拿他的結巴打趣，並認為他因恐懼而結巴，但在少年被刑拘一事上，他沒有沉默，他及時發出一條微博：“關注張家川，關注那位中學生。”相對於成千上萬的具有強烈自由表達意願的人，個別少數幾個意見領袖的退場，不影響整個輿論場的民間力量，正是由於民間的輿論壓力，張家川官方被迫釋放被抓的學生，他們剛剛勇氣十足亮出的劍，也隻好收回。不僅如此，亮劍者隨即被網民揭露出各種腐敗醜聞，而該縣警察頭目由於貪汙被停職。

前一段時間的密集打擊沒有對網民起到震懾作用，這使發動這場網絡戰爭的管理者站到了十字路口。如果戰爭的第一階段不能取勝，是就此退讓，還是使打擊升級？剛剛交火就班師回朝，承認失敗，這不合情理，加大打擊力度才是正常選擇。我們設想，把這場戰事的規模升到最高階段，像毛澤東時代“反右”那樣全麵打擊知識分子，臨之以高壓，加之以剝奪權利。即使做法一樣，效果也已完全不能相提並論。那時，一頂“右派”帽子足以對人造成災難性打擊，不僅在物質利益上是災難性的，在心理上的打擊也是災難性的。可事到如今，估計不會有人在乎“右派”這頂政治帽子了。

一個兩難局麵必定擺在眼前：如果進攻，雖然武力依舊強大，但難以發揮效力，正如本文開頭所說，再強大的力量也有弱點；如果退兵，勢必導致威脅失效，那些宣揚西方價值觀的人、那些對社會不滿的人、那些痛恨貪汙腐敗的人比以前更加大膽地發泄，對抗激起更大的對抗，而這完全背離了決策者的初衷。這看似是一場針對網絡謠言的戰爭，但其涉及範圍極廣，中國網民今天已達數億之多，任何一個網民都可能在毫無覺察的情況下成為網絡造謠者，就像被刑拘的中學生楊輝一樣。

以對抗消滅對抗不止是一步險棋，而且不可能成功。在馬克思的政治和社會學說中，通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大戰，無產階級戰而勝之，最後消滅資產階級，建立一個無階級、無衝突的共產主義社會。社會的本質就是既有合作的一麵，又有矛盾和衝突的一麵，人們可以尋求合作解決他們的利益衝突，可馬克思看到的社會是充滿衝突的，並且是不可調和的階級大衝突，隻有通過你死我活的鬥爭才能消除衝突。但消滅資產階級並不等於就消滅了衝突，從此就實現了人類大同。蘇聯社會主義消滅了資產階級的對抗，但官僚同社會大眾對抗非常激烈。中國社會主義消滅了地富反壞右的對抗，但大量的群體事件表明，今天官民對抗的嚴重程度，完全不是當年地富反壞右的對抗可以相比，而且事實上，當年的地富反壞右根本不是對抗的一方，而隻是被鎮壓的一方。

馬克思為共產革命提供一種極端主義的哲學和思維方式，即反對合作，堅持鬥爭。毛澤東把鬥爭的哲學發展到極點，運用到極致，他的精神遺產今天在繼續發揮作用。他在早年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就充分表現出了他的思想的極端性。該文在他的所有文章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中，他高度讚揚了“農會獨裁一切”，為農民的暴烈行動和為所欲為喝彩。暴力革命與極端主義經常有如形同影隨。暴力革命者主動挑起社會對抗，說到底還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如馬克思信心滿懷地宣布那樣，無產者在革命中失去的隻是鎖鏈，得到的將是整個世界。

光腳的革命者和穿鞋的執政者所麵臨的任務完全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也會完全不同。一個是暴力破壞，一個是建設。破壞務求徹底，建設講求適度；破壞在於打敗對手，建設需要協商與合作；破壞要鼓動仇恨，建設需要善意。對抗的極端路線在建設中是走不通的。當社會對抗風險很大的時候，合作尤為重要，而不是擴大對抗，當仇恨可能會撕裂社會的時候，善意和協商尤為重要，而不是繼續挑動相互間的仇恨。即使像毛澤東那樣集絕對權力和絕對權威於一身者，在執政後依然走革命的極端路線，直至發動文革內亂，卻至死也沒有使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