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寫日記的另一層妙用，就是一天辛苦下來，夜深人靜，借境調心，景與心會。有了這種時時靜悟的簡靜心態， 才有了對生活的敬重。
中國，脆弱的中產家庭
報道 2012年10月08日
Shiho Fukad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吉林市一條繁忙的購物街上，一個商販在打盹。在吉林等內陸城市，洋品牌的市場份額遠遠小於大城市。
中國吉林——王建平（音）和他的妻子淑娥（音）在中國算是相對富裕的一對夫婦。他們有相當於1.6萬美元的家庭年收入，是中國平均城市家庭收入的兩倍以上。
他們在這座位於中國東北部的工業城市裏擁有一套麵積不算太大的三居室住房，還支付了自己的兒子去北京著名的清華大學學習電氣工程的學費。即便用節儉的亞洲標準衡量，這對夫婦的節省程度也很驚人，他們在一家國有銀行裏有相當於5萬美元的存款。
然而，和很多其他的中國家庭一樣，王家人仍感到有很大的經濟壓力。他們沒有車，而且很少去購物或者到外麵吃飯。這是因為，他們的儲蓄金正在貶值，雖然這不是他們的過錯。
在這樣一個偏袒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而非工薪階層的經濟體係中，政府人為地把存款利率壓得很低，使其跟不上中國不斷上漲的通貨膨脹。同時，薄弱的社會安全網、過低的工資水平，以及飆升的房價等其他由政府影響的因素，製造了一種囤積的衝動，促使很多人不斷地儲蓄，以防患不確定的未來。
的確，正如經濟學家所說，出口和政府在高速鐵路係統等大型項目上的投資推動了中國經濟這十年間的飛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這些投資的背後不是消費，而是家庭儲蓄——13億中國人的存款。
一些專家把這種體係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它依靠把中國普通家庭的財富轉移到國有銀行、政府支持的企業，以及那些與該體係有密切關係、得以從中牟利的少數富裕者手中。
與此同時，像王建平夫婦這些正在努力奮鬥的中產階級家庭，卻無法享受到中國經濟奇跡的全部果實。
摩根大通(J. P. Morgan)的前任高管卡爾·E·沃爾特(Carl E. Walter)說，“這是整個體係的基礎。”他是《紅色資本主義：中國非凡崛起之下的脆弱金融基礎》(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一書的共同作者。
沃爾特說，“銀行聽從共產黨的安排來決定向誰發放貸款。所以，他們犧牲了普通家庭儲戶的利益，來為國有企業謀利。”
這並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中國要繼續充當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經濟增長引擎之一，就必須培育出一個能夠從世界上購買更多產品和服務、並能更充分地分享國家財富的消費階層。
然而，過去十年間，中國的消費支出在整體經濟當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沒有增長，反而顯著下跌，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5%降到了35%。目前，這個數字在世界上所有大經濟體中位於最低水平。（即便在美國當前非常不景氣的經濟情況下，這個比重也在70%左右。）
一些專家發出警告，除非中國提高自己國民的消費能力，她很可能會逐漸陷入經濟緩慢增長的困境，目前美國、歐洲及日本就處於這種狀況。就今年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已經開始降溫。
“這種增長模式已經過時了，”北京大學金融學教授、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駐高級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說。“如果中國要持續增長，就必須改變這個體製。他們必須停止損害普通家庭的利益。”
中國共產黨在最新的五年計劃中允諾要推動個人消費。然而，這麽做有一個風險，會損害中國當前金融體係的一個支柱：為國有銀行提供資金的家庭儲蓄。
在吉林這座以化工製造為支柱產業的城市中，國有銀行因擁有大量的儲蓄賬戶而資金充沛。銀行以低息將這些資金借貸給企業受益人，其中包括房產開發商，進而推助了房地產投機的泡沫，使房價漲到了很多消費者都無法企及的水平。很多中國城市都靠這種模式發展。
同時，位於北京的中國央行，也依賴於中國巨額的消費者儲蓄來幫助其在外匯市場上進行大筆投資，從而人為地將人民幣匯率維持在較低水平。人民幣的低匯率使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保持低價，維係了中國強大的出口經濟。但這樣做使很多中國人買不起進口商品。
關於北京和上海地區的新貴階層搶購蘋果手機(Apple iPhone)、古馳(Gucci)手袋，以及勞力士(Rolex)手表的新聞報道，可能會讓西方做起商業美夢，以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然而，在吉林和很多內地城市，消費者的選擇仍然限於暗淡的國營商場和家庭店鋪。這些城市裏的國際“名牌”大多是露天市場上賣的冒牌貨和仿製品。
在河南街舊貨市場上最近一個工作日裏，人們在一堆堆衣服中挑挑揀揀，其中有要價3美元的印著米老鼠圖案的T恤，還有5美元一件的仿冒耐克(Nike)運動裝。僅在幾米之外，有一家耐克專賣店，裏麵出售的正品要價35美元，但卻沒有一個顧客光臨。因為消費者的購買力太低，很多國際品牌都不屑於在吉林這樣的城市開設專賣店。
隨著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形勢走低，中國繼續依賴出口來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正在受到限製。中國政府明白，賦予中國消費者更多購買力有多麽重要。中央政府已經開始著手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甚至還為他們購買汽車和家用電器提供了一係列補貼。
問題是，政府是否能改變中國根深蒂固的經濟體係以產生真正的效果。“中央政府承諾，要提高消費在GDP中所占的份額，”長期擔任政府顧問的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李稻葵說，“問題是，應該怎樣提高。”
儲戶：生來節儉不得已而為之
如果中國要提高消費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就必須鼓勵像王建平這樣的人大大地改變他們的習慣。現年52歲的王建平是一個公路設計專家，與他同齡的妻子曾是一名會計，七年前因為健康原因退休。
“我們十分傳統，”以養老金為主要收入的王太太說，“我們不願意今天花明天的錢。”
但是，明天的錢也許不像今天的這樣值錢，尤其是在儲蓄賬戶隻有3%的利率，而通貨膨脹率達6%甚至更高的情況下。
然而，除了把月收入的近三分之二存放到銀行裏，王家人找不到更好的選擇。他們害怕把錢投到中國因波動劇烈而惡名遠揚的股票市場。而且，中國法律嚴格限製了他們在海外投資、或者以其他方式把資金轉移到境外的能力。
王家人也沒有充足的資金或者足夠的勇氣，去參與房地產投機。目前，一些中國人把這種方法視為獲取投資回報的少數幾種方法之一，泡沫一旦破裂，就能證明這樣做是多麽冒險。
和很多中國人一樣，王家人存款是因為他們擔心飛漲的食品價格和高昂的醫療費用，人民共和國早已不提供公費醫療了。他們也為能否給兒子買一套房而擔心，在中國，人們指望父母能為自己的兒子結婚時承擔這項花銷。
“如果你有女兒，花費就不會這麽大，”王淑娥說，“但如果有兒子，你就得存錢。”
房價已經成為推動百姓增加儲蓄的關鍵因素。分析人士說，在這方麵，政府的政策也正在把財富從普通家庭手中轉移出去。
以王家人為例，他們正在被迫搬遷，為市政府授權的新房地產開發項目騰地。中國各地政府都把這類開發項目當做一種輕而易舉的賺錢途徑。
雖然王家人和其他住戶都得到了一定數額的拆遷補償，但是吉林市政府把那塊土地賣給了一個開發商，而這個開發商則打算拆除現有的住宅樓，修建一個更高密度、更加昂貴的新住宅區。
王家人不知道他們能否用所得到補償金買到一套與自己現在住的差不多的房子。但據估計，開發商和當地政府將會共同獲得超過相當於5000萬美元（約3億元人民幣）的利潤。
政策的曆史：防止了一次危機，卻培養了一種習慣
中國希望最終能夠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為什麽故意壓製能夠幫實現這個目標的消費者市場呢?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當前的政策源於20世紀90年代末期所形成的習慣。那時，中國龐大且無競爭力的國營企業的膨脹，幾乎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陷入停滯。突然間，隨著國有企業瀕臨破產，國有銀行裏充斥了幾千億美元的不良貸款；很多銀行也隨之麵臨破產。
為了避免發生危機，中國政府批準國有企業讓幾千萬職工下崗。1999年，其中一家、也就是大型石油集團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宣布解雇了100萬職工。為了支撐銀行，政府加緊了對利率的控製，包括大幅度降低支付給儲戶的實際利率。定期儲戶在2002年可以得到排除通脹因素之後3%的利率，而如今，如果把通貨膨脹考慮進去的話，這些儲戶實際上會損失3%到5%。
這就是為什麽中國的銀行能夠給國有企業提供極其廉價的資金，同時也能獲得大筆利潤的原因。這也是銀行能為大型基礎設施和市政工程項目提供充裕資金的原因。除了高鐵，還有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巨大無比的三峽水壩。
就是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政府打破了存在已久的“鐵飯碗”製度，不再提供終生就業和由國家包管生老病死的福利。政府將社會服務——包括住房、教育、和醫療——的高額成本更多地轉嫁到了普通家庭和私營企業身上。
所有這些措施形成了現在被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的、政府控製下的市場體係。這些措施十分有效，不僅幫助中國行將破產的銀行和國有企業死而複生，還推動了中國經濟十多年的快速增長。但是，這個體係也讓國民個人付出了巨大的經濟代價。
“我們也想花錢，但是在交完各種費用之後，我們真的已經所剩無幾了，”34歲的楊陽（音）說。她是一所學校的行政人員，和當警察的丈夫，還有10歲的兒子住在吉林市。“雖然我們的孩子上的是公立學校，我們仍需要支付課外補習班的費用，每個孩子都要上補習班。幾乎每個家庭都會這麽做。所以我們必須這樣做的壓力也很大。”為了省錢，楊陽一家三口最近搬去和她的父母同住。
據位於首都華盛頓的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經濟學家尼古拉斯·R·拉迪(Nicholas R. Lardy)計算，僅2008年一年，政府政策的結果相當於向中國普通家庭征收了高達相當於360億美元的隱性稅，大約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拉迪說，過去十年間的隱性稅總量也許高達數千億美元，這些錢實際上是銀行從消費者手中拿走的。
實際上，這些扭曲的政策所造成的普通家庭花銷可能更高，因為拉迪的計算中還沒有考慮人為抬高進口商品價格這類的隱形成本。
很多中國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促進了經濟騰飛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已經開始產生相反的結果。
位於上海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的經濟學家許小年說，“中國早已進入收益遞減規律效應明顯的階段。”
許小年認為，中國有重複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犯的錯誤的危險。當時，日本過久地依賴於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方式，忽視了國內市場，並且允許房價飆升。自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經濟泡沫破裂以來，日本經濟從未曾真正恢複元氣。
“如果我們不改革的話，就會步日本的後塵，”許小年說。“我們已經看到了所謂的日本病的早期跡象。中國投資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是投資所帶來的增長卻越來越少。”
對變化的預測：激進徹底的改革，但卻觸手可及
一些經濟學家預測將會有重大變化出現。他們指出，中國政府有財力，也有能力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做出大調整，就像90年代末期那樣。但這一次，會對人民有利。
“過去，中國曾麵臨更嚴峻挑戰，”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Business School)教授魏尚進說。“我並不懷疑他們想改革。問題是，他們能夠成功策劃一個規模如此巨大的經濟結構調整嗎？”
當然，像麥當勞、耐克和寶潔(Procter & Gamble)這樣的跨國公司扔在投入幾十億美元的賭注，認為中國將會在近幾十年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市場。
然而，增長消費必然要求中國對經濟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不僅需要讓國有銀行擺脫對吮吸普通家庭積累的依賴，還要強製國有企業付出更高的借款利率。這也意味著，要讓人民幣上升達到其自然價值。換句話說，這意味著，要徹底打破當前讓中國發展如此迅速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北京大學教授佩蒂斯說，“為了讓消費快速地增加，你必須停止從普通家庭的口袋裏掏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