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633 : 慕容雪村 如秋水長天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 2012-07-30 10:57:28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 2012年7月23日，慕容雪村在香港做了一個演講，以下是講稿全文：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裏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裏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係統，這個係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裏的囚犯，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麵目出現在我們麵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製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製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麵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麵對的是一個流氓的製度，那麽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麽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複，更殘忍的是，他報複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蒙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隻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構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隻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麽多人，萬人坑在哪裏？ 這麽大的災難，為什麽從來沒有媒體報道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麽多人，為什麽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麽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麽多人，那麽請問：你家裏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麽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隻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係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仆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泄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誌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隻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毀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布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裏，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麽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隻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麽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隻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隻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製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麽。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隻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隻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麽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塌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麽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麽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麽？他死了你有什麽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裏，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麵，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幹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隻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麽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麽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幹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麽回答：什麽愛不愛的，先把地掃幹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裏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汙。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表，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麽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麽都管，可是什麽都管不好。這30年裏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製的功勞。30年來的曆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製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麽國產電影這麽差勁？因為電影管製。為什麽中國的電視這麽難看？因為電視管製。為什麽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製。為什麽中國足球踢得那麽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隻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麵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道，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麵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道出來，隻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麵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麽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曆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麵”，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製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裏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麽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製內人員和體製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製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製效力常常隻有兩種結果：一、隻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裏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隻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麽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盡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麵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隻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裏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麽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麽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裏，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麵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麽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製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麽用，不會幫你升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麵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麵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

慕容雪村：如秋水長天

2012年7月23日，慕容雪村在香港做了一個演講，以下是講稿全文：

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有些權利在理論上擁有，一到現實中就沒了。有些收入在理論上增加了，一進菜市場卻發現買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論上站起來了，實際上還在那裏跪著。理論上你推翻了幾座大山，實際上你掉坑裏了。理論上你是國家的主人，實際上你活在枷鎖之中。在教科書上，社會總是分為兩個階級：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現在可以說，那些大大小小的官——總數估計超過5000萬人——構成了事實上的統治階級，他們的事業是全球利潤最高的事業，一個鎮長可以貪幾億，一個省長可以幾十億，更高級的官員更是富可敵國。最近幾年常常“偉業”這個詞，其實大多數的偉業都是貪官偉業。我們也常常聽到“國情”這個詞，而以下就是真實的國情：我們擁有全球最龐大也最腐敗的官僚係統，這個係統的野蠻、奢侈和淫蕩空前絕後，但它卻教導每個人要過一種樸素、節儉、合乎道德的生活。

當代中國是一個光怪陸離的所在，每天都會發生一些悲慘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數不清的礦難，那些塵肺病人、結石嬰兒，那些動車事故、校車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樁樁強拆、血拆，一樁樁貪腐案件，那些因躲貓貓、喝開水而慘死在看守所裏的囚犯，那些風起雲湧的群體反抗事件……可以確定，在未來幾年之內，這些事情不僅不會絕跡，相反，它們會以更激烈的麵目出現在我們麵前。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個原因，那就是無邊界、無規則、不受約束的政府權力。

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會買一些時事政治雜誌，看政治觀察家們對中國未來的分析和預測，在我看來，這些分析和預測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大陸居民在長期專製統治和洗腦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獨特人格。這些人格不僅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未來。它們使中國社會變得野蠻、狂燥，而且極不安全，但同時也讓它更加遲鈍、更加滯重，極難出現製度性的改變。

第一種可稱為“麻木人格”，在極權社會中，民眾被剝奪了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僅剩的一點也被視為統治者的恩賜。因為是恩賜的，所以被剝奪、被侵害都屬正常，在強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無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願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貧窮的生活以及悲慘的命運，久而久之，人們不再考慮這種命運是否應該、是否公平。糧食被搶走，餓著；耳光扇到臉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視為“命該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們低眉順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閉著嘴躲貓貓，閉著嘴俯臥撐，閉著嘴打醬油，連死都是閉著嘴死的。這種種閉嘴，都是因為一個前提：惹不起。現在我們知道，如果麵對的是單個的流氓，惹不起還可以躲；但如果麵對的是一個流氓的製度，那麽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選擇就是改變它。

對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對他人的刻薄和殘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們將悲哀地發現，大陸居民的同情心指數是一個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悅悅事件中，兩歲的小女孩慘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卻沒有一個肯施予援手。這18人可以代表一個龐大的群體，一個極不善良的群體，他們會怒斥身邊的乞丐，漠視遠方的受難者，甚至對自己的親人也絕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邊圍觀；有人哭訴，他就在旁邊冷冷地嘲諷；如果有人說要自殺，他首先想到就是“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經為這種人畫過一幅肖像：沒人為他說話，他忍著；有人為他說話，他看著；為他爭來權利了，他感謝命運：嘿，該我的就是我的；沒爭來權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沒用，折騰什麽呀？為他說話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竊笑：活該，讓他出風頭！

在喬治.奧威爾的小說《1984》中，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和裘莉亞有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他們從無所不在的監視網中脫身，幽會於黃金鄉的草地上，一切結束之後，溫斯頓對裘莉亞說：你和別的男人上床次數越多，我就越愛你，你明白嗎？

裘莉亞回答：完全明白。

溫斯頓說：我痛恨善良，痛恨純潔，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敗透頂。

裘莉亞說：我配得上你的愛，因為我腐敗透頂。

我們可以把這視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狀，在這個階段，麻木人格就會變成“反社會人格”，人們會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對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徹底的懷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這個階段，他們不再麻木，而是極為易怒、極為暴戾，一點小事就會使他怒火萬丈，然後不擇手段、不分對象地進行報複，更殘忍的是，他報複的對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魯迅筆下的阿Q打過一個比方：阿Q被村長打了，不敢還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過，去打小D；打之不過，去打吳媽；還打不過，就去打幼兒園的孩子。這並非笑話和虛言，這些年中國大陸層出不窮的幼兒園屠童案就是明證。

第二種可以稱為“事實接受障礙”， 長期的蒙蔽和洗腦教育，必然會降低整個社會的學習能力和認知能力，人們不願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顯的事實，甚至不惜為謊言辯護。在這個意義上，誠實不僅是個道德問題，也是個能力問題。在中國大陸，談起毛澤東，至少有一半人還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華民族，是他讓億萬人脫離苦海……在天安門廣場的毛紀念館，人們排著隊瞻仰他的屍體，在出租車、私家車上，人們把他的照片當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護。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懷念文革，認為那是一個沒有腐敗、人人平等的時代；就在兩個月前，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有過一場關於大饑荒的辯論，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大饑荒從未發生，隻是“一小撮壞人”惡意的構陷，目的是攻擊政府；另外一些人則認為饑荒隻發生於極小的區域、極短的時間之內，決不可能有千萬人餓死。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這些人提出了各種可笑的質疑：

既然餓死了那麽多人，萬人坑在哪裏？

這麽大的災難，為什麽從來沒有媒體報道過？

如果真的餓死了那麽多人，為什麽還要搞計劃生育？

我的家鄉也很貧窮，為什麽沒聽說有人餓死？

既然餓死了那麽多人，那麽請問：你家裏餓死了幾個？

有人說大饑荒餓死了三千萬人，相當於中國人口的20分之一，這可能嗎？

……

有一個問題最為震撼，有人問：既然沒飯吃，他們為什麽不吃肉？

第三種可稱之為“奴仆人格”，正如魯迅所言，中國隻有兩個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古代的奴隸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這種人會把政府視為至高無上的存在，任何批評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敵。他們自認為是愛國者，一切事都必須與“愛國”聯係在一起才有意義，讀書是為了國家，工作是為了國家，鍛煉身體是為了國家，保護視力是為了國家，甚至連性愛都是為了國家。而他們所說的國家利益，其實多半都是政府利益、黨派利益，甚至是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這所謂的“國家利益”，組織上讓他們恨誰，他們就恨誰，在正常的國家，自由、民主和人權都是好詞，但在這些暴奴眼中，這些全都是帝國主義的陰謀。他們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義滅親，時刻準備捐獻自己的生命。

這種奴仆人格加上長期的仇恨教育，就會變得極為乖張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這些人看來，世界上的大多數媒體都是反華媒體，一切人權組織都是反華勢力，所有異議人士都是西奴、漢奸、賣國賊。一個中國女人如果嫁給了外國男人，那就是國家的恥辱；相反，一個中國男人如果去找了個外國妓女，那就是為國家報了仇。我不止一次聽到愛國憤青講述自己的理想：他們發財之後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後把國仇家恨、百年恥辱和滿腔怒火全都發泄在她們身上，直至精盡人亡。他們公開地鼓吹戰爭，經常叫嚷“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中美之間必有一戰”，其潛台詞不言而喻：即使你不來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開談論用民航客機運載原子彈，然後在日本國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聽出上述話語中的殘忍意味。在本質上，這群“愛國”人士和半個世紀前的紅衛兵、一個世紀前的義和團並沒有太大分別，他們同樣盲目，同樣憤怒，有著殘忍的念頭和誌向，並且極不穩定。在正常社會中，這樣的人格應該被視為危險之物，而在中國大陸，當局卻一直在縱容、玩弄他們的憤怒，這其實就是在玩火，隻要條件成熟，這團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毀一切。

第四種可以稱之為“雷區人格”。對許多人而言，中國大陸的生活都是一種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進了布滿地雷的危險地帶。在這裏，法律形同虛設，權力隨時越軌，在守法和違法之間沒什麽明確的界線，幾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稅，幾乎每個人都有不檢點的行為，“不查，個個都是孔繁森，一查，個個都是王寶森。”這話不僅適應於官員，也適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艱難的經營中，工商、稅務、治安、消防、衛生防疫……幾乎每一種權力都可能讓他關門，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發滅頂之災。在這種不安全感的驅使下，人們大多沒有長期計劃，隻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場、在商場、在私人生活中，都湧現出大量唯利是圖、背信棄義的行為，官員拚命地撈錢，商人不擇手段地牟利，一旦賺足了錢，他們就開始轉移財產，或者拚命地揮霍，完全不去想明天會有什麽後果。

這種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動的人群更加躁動，大多數人都有一種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飛機尚未停穩，人們就慌亂地打開行李箱；開車走在路上，隻要有一個車身的空隙，就會有車不顧死活地擠上前去；隻要是排隊，就有人抄捷徑、鑽空檔、破壞規則……這種不安全也加劇了人際關係的緊張，人們互相戒備、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難，八方支援”成了遙遠的神話，現在的情況常常是“一人有難，眾人圍觀”或“一人有難，誰都不管”。

以上種種，固然有個人素質的原因，但更多還是因為製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長期的奴化教育、黨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們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記了自己最重要的屬性：人。

“我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別的什麽。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會擔當。”這是最簡單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許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隻要談起中國的人權狀況，就會有許多人衝過來跟你辯論，好像“人權”不是他們的權利似的。那些有中國特色的觀點、那些中國獨有的邏輯，大多都由此而生：他們忘記了自己是個人。隻要忘記這點，就必然會生出許多古怪的念頭，有些人會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麽而吃苦——當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幾十年前，有無數城市青年被流放到農村，理由就是這些人應該吃苦。這中間有無數的苦難和煎熬，糟塌了許多人的青春，甚至毀了他們的一生，但時至今日，還有許多人在讚美那些讓他們吃苦的人，並且認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應該。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書叫《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常常見到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為他們所受的侮辱與損害找各種理由，做各種辯護，他們甚至會為這侮辱與損害歡呼。

在中國大陸，“犧牲”常常是一個高尚的詞，很少有人明白，這個詞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許多歌曲、許多文章、許多英雄事跡都在號召人們犧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頭落水了，怎麽辦？犧牲自己把它撈上來。大隊的牛羊在風雪中失散了，怎麽辦？犧牲自己把它們找回來。時至今日，還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還可以勉強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謬，這是和平年代，你號召人們不怕死是想幹什麽？他死了你有什麽好處？

這些並非陳年往事，翻翻報紙就會明白，荒謬的年代從來沒有真正終止，它的遺毒也從來沒有真正肅清，它就在我們身邊。那些反人性的口號和召喚從沒離開過我們的耳邊，在這裏，我提議大家學學孔慶東教授，他在去年創造了一個著名的“三媽文體”，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吃苦，你就說去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犧牲，你就說滾你媽的；如果有人號召你去大義滅親，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話說完。

除了犧牲，還有奉獻。幾十年來，大陸政府從未停止過要求人們奉獻，幾乎每一位貪官在事發之前都曾大講特講奉獻，貪得越厲害，講得就越厲害，這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奉獻和掠奪往往是並生的，它們是一枚硬幣的兩麵，你的奉獻，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號召員工無私奉獻，其實質是想你多幹活，他少付錢。如果一個國家號召其國民無私奉獻，其實質就是公開的掠奪。有人會問：難道社會不需要奉獻精神嗎？我要說，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有見義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約精神。這兩者有先後關係，即：先訂契約，後談奉獻，無契約則不奉獻。

在電視上、報紙上，我們還會看到這樣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濟房，或者是領到了早該領到的救濟金，就眼含熱淚對著鏡頭說：感謝政府！我們不應該批評說這話的人，相反，隻應該譴責那些坦然無愧接受感謝的政府，你的納稅人活得如此艱難，你還有什麽臉接受他們的感謝？現在我們知道，政府不是什麽偉大光榮永不犯錯的組織，它應該是我們選出來的，它的權力是我們讓渡給它的，在某個意義上，它就是我們的保安員或清潔工，拿我們的錢，掃我們的地。如果一個清潔工把地掃得很幹淨，你有必要含著淚感謝他嗎？這不是他應該做的嗎？我無意歧視清潔工，但如果有個清潔工不好好幹活，還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謝他，甚至要求你無條件愛他，遇到這種情況，你就應該問問它：我可以說髒話嗎？如果不行，那你就該這麽回答：什麽愛不愛的，先把地掃幹淨再說吧。

關於政府，最好的論述來自托瑪斯.潘恩，他說：在最好的情況下，政府也不過是一種必要的惡。在不好的情況下，它就會是一種難以忍受的惡。

我們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錢都是從我們的錢包裏拿出來的，所以要隨時查它的賬。如果你的清潔工說他買一條掃把要幾萬塊，你就該指責他貪汙。如果你的清潔工拿你的錢給自己買了價值幾十萬的手表，你就應該指責他腐敗。如果你的清潔工為了掃地的事天天大宴賓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煙，你大可以這麽想：換個人來掃地會不會更好？

明智的政府會承認自己的無能之處，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須依靠民間的力量。而自吹萬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無能的政府，它什麽都管，可是什麽都管不好。這30年裏確實取得了一些成績，特別是經濟領域，讓許多人都擺脫了貧困，但如果非要說這是政府的功勞，那也是它放棄管製的功勞。30年來的曆史證明，凡是政府不再嚴管的領域，中國人都能表現出相當的創造力。放鬆對家電行業的管製之後，短短的幾年間，中國的家電就可以跟國際大牌競爭。而與此同時，凡是政府嚴管的領域，大都是一派死氣沉沉，為什麽國產電影這麽差勁？因為電影管製。為什麽中國的電視這麽難看？因為電視管製。為什麽中國當代少有文學上的傑作？因為文化管製。為什麽中國足球踢得那麽難看？答案還是同樣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兩種：要臉的和不要臉的。要臉的政府會聽取各種批評意見，即使不情願，也要裝出虛心的樣子。而不要臉的政府隻喜歡歌功頌德，即使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會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後一種政府的統治下，“負麵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國外都被長篇累牘地報道，但在內地，幾乎見不到一個字。事實上，“負麵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把那些不良的習俗、惡劣的行為、糟糕的結果報道出來，隻會讓人們提高警惕，而不是爭相效仿。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麵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30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麽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近幾十年，我們的曆史書上屏蔽了太多的“負麵”，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體製的惡行、群體的暴力，這些都應該視為國家的苦難。在這裏我要說，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麽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不僅要愛國家的繁盛和紅火，也要愛國家的傷口和疤痕，愛那些悲傷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們常常把人分為體製內人員和體製外人員，在一種與人類為敵的製度中，在納粹和北朝鮮這樣的政府之中，為體製效力常常隻有兩種結果：一、隻有害處，沒有益處；二、少有益處，多有害處。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會有信息員和特務混跡其中，在這裏我要說，即使是你們，也同樣對國家的明天負有責任。

如果你的工作隻是辦個文、發個照、填個表、抓個賊，那麽你和罪惡的關係並不大，這些工作常常也是維持社會運轉之所必須。但還是希望你能明白，來求你辦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板，是他們給你發工資，是他們在養活你，你要盡量對他們好一點。即使做不到笑臉相迎，至少也不要橫眉立目。你應該遵守規章、履行職責，但不應該惡意地刁難他們。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不要讓他們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們養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而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麵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著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別人的房子、砸別人的攤子、流產別人的孩子、攔截毆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會擁抱他們，隻希望你能保留幾分良知。大作家喬治.奧威爾參加過1936年的西班牙戰爭，在戰場上擔任狙擊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敵軍戰壕裏走出一個士兵，那人光著上身，兩手提著褲子。奧威爾本來可以將他一槍射殺，但他猶豫良久，最後還是放棄了。他說：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怎麽可能是個法西斯分子？當你看到一個兩手提著褲子的人，你怎麽忍心扣動扳機？

這就是“奧威爾的反問”，也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高貴的同情心。在這裏，我要對那些拆遷隊、截訪隊和城管隊員們說：我知道你負有職責，但還是希望你能夠偶爾想起這個“奧威爾反問”，也知道你的上司對你有所要求，但還是希望你能夠珍惜那個良心偶然跳動的時刻。

也許你的心中充滿了正義感，覺得自己是在匡扶正義、保衛國家。但在此之上，還有更大的正義，那就是我們作為人類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麵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樣，有情感、有知覺，有父母妻兒，也有兄弟姐妹。你罵他，他就會怕；你打他，他就會疼；你羞辱他，他就會記恨你；你把敵人埋在腳下，第二年你的腳下就會長出兩個敵人。你所做的不過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沒必要為自己結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職責，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懷中。

江蘇某監獄曾經發生過一出真實的慘劇:有位獄警無故毒打囚犯，那個囚犯說：你管我、教訓我，我可以當你是在工作，現在你動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麽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間的私事。現在我不敢還手，但你記住，遲早有一天你會為此付出代價！幾年之後，這位獄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監獄門口。

我跟你們一樣痛恨這位囚犯的暴行，但還是要說，每位體製中人都該從中吸取教訓。仇恨如刀，請不要把它磨得太過鋒利，否則總有一天它就會倒轉過來刺傷自己。在權力不受約束的世界，在法律虛弱無力的世界，即使你權傾一時，你也不擁有長久的、絕對的安全。今天你讓他躲貓貓，明天躲貓貓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攔截上訪，明天就會有人攔截你。現在我們知道，那些被攔截的人不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級官員，甚至是信訪局長本人。

有人問高僧：如何是善知識？答：慈悲清涼。又問：如何是慈悲清涼？答：如秋水長天。在我想來，所謂善知識，指的就是有恥有格的現代公民，所謂慈悲清涼，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這二者沒什麽用，不會幫你升官發財，更不會讓你在濁世出人頭地，但它卻是我們區別於動物的根本之處。對他人的苦難抱有同情，有時會顯得不夠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熱的時代，就越顯出這些笨人的可貴，正是他們不識時務地抬高槍口、鬆開扳機、停下坦克，人類社會才保住了起碼的體麵和尊嚴。

我們活在一個塵土遮天的時代，政治很髒，經濟很髒，連文化都帶著腐爛的臭味。我們的心本應如秋水長天，但久置灰塵之中，也會變得又黑又髒，並且極為脆弱。我們去郵局寄易碎物品的時候，工作人員會在上麵印一隻紅色的杯子，而在這樣的時代，我希望每個人的心口都有一隻紅杯子，它可以時時提醒我們，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涼之心，它如此珍貴，又如此脆弱，應時時拂拭，勿留塵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