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本文摘自《43位戰犯的後半生》，李永銘 範小方 主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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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月不饒人，蔣介石為了兒子的接班問題，可謂煞費苦心。到台後，蔣看到他的部下親信在解放戰爭中紛紛投降中共，愈覺軍政要員並不可信，傳子之心更加迫切。為了便於長子繼位，蔣介石對黨政部門進行了改革。首先委任蔣經國為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任。1949年8月20日，蔣在台北園山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由唐縱任主任委員。到了1950年，改由蔣經國任此職。從此，蔣經國掌握了台灣最高特務機關。1950年3月，蔣經國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 “中央改造委員會”委員。1964年2月，蔣經國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二級上將。次年升為一級上將。1967年“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為 “國家安全會議”，仍由蔣經國主持。1972年，任“行政院長”，已控製了台灣的黨、政、軍、特大權。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蔣介石在安排長子的同時，也把二陳的勢力打擊殆盡，為自己的長子騰出位子。1950年陳果夫已多病纏身，在政治上如同廢人，陳立夫成為真正頭頭。蔣介石於是把陳立夫放逐到美國。蔣經國接手特務機構後對其進行了整編。中統解散後，軍統被改成“國防部情報局”，主要是搜集大陸“中共的軍事情報”。這時，蔣經國一手抓總政，一手抓台灣的特務總部，成了名副其實的大特務頭子。為了使蔣經國能夠順利地“登基”，蔣介石搞的最大的動作是吳國楨和孫立人兩案。1950年代前中期，美國想在台灣國民黨各派中扶持一文、一武：文的是吳國楨，武的是孫立人。但這兩人都沒有好下場：一個被迫遠走美國，一個被軟禁多年。對此，美國紐約《中報》1988年4月17日發表聲明說：“國民黨退台之初，最具有國際聲望的文武官員吳國楨、孫立人，在‘侯門深似海’的中國官場上，首先充當了蔣氏父子權力重新組合的犧牲品。”而今，吳、孫均已經謝世，但台灣的官民對此仍憤憤不平。
蔣介石把吳國楨和孫立人兩個具有廣泛影響的強人打倒的同時，又把國民黨內部曾經反對過他的人，統統打入冷宮，這樣既可以使他們不致惹是生非，又可以使他們不再礙手礙腳。蔣介石把李宗仁陳立夫逼至美國後，接著又收拾了閻錫山、何應欽和白崇禧等人。
通過清除異己，蔣經國的地位步步高升，掌握了台灣的軍政大權。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為台灣最具有勢力的政治強人。
堅持“一個中國”立場盡管與中共隔海對峙，但在事關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問題上，蔣介石從未改變“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他常常以一種特殊方式，與中共共同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美國人為防止台灣有可能被共產黨收複，美國的西太平洋戰略受到“威脅”，不斷製造所謂“托管”台灣與“台灣地位未定”論。對此，蔣介石總會作出強烈反應。剛去職的前“外交部長”王世傑曾在台灣發表公開講話，嚴厲批駁美國的論點。他說：台灣是“收複失地”，不是“軍事占領區”，中國對該島的內政外交有絕對主權；自1941年中國對日正式宣戰以來，《馬關條約》已經失效，自那時起，台灣在法律上就已歸還中國，到戰爭結束時再從日軍手中實際收回。他要求大家對“帝國主義實現直接或間接控製台灣的企圖”提高警惕。
由於內戰的原因，此時中國已經形成國共隔海對峙局麵。但是，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國共兩黨的根本性共識。人民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台灣，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國民黨蔣介石撤退台灣，雖然立足未穩，也不停地叫囂“反攻大陸”。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地位未定”論受到海峽兩岸不同方式的抵製和鬥爭。
當美國撇開在抗日戰爭中做出最重要犧牲的中國來搞所謂“對日和約”時，蔣介石於1951年6月18日發表聲明，稱台灣當局參加的權利不容置疑，不接受任何含歧視性條款。7月11日美英公布“對日和約”第二次方案，中國仍未被列入簽字國，台灣當局即向美國提出嚴重抗議。9月3日，即舊金山“對日和會”開幕的前一天，台灣當局“外交部長”葉公超再次發表聲明，稱舊金山“對日和會”所簽訂的條約對中國沒有約束力。
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1952年4月28日，迫於美國的壓力，台灣當局接受了同日本“單獨媾和”的方案，與日本政府在台北簽訂“和平條約”。同日，美國宣布“舊金山和約”生效。但蔣介石反對“台灣地位未定”的態度是堅定的，他始終沒有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對於“對日和約”與台日“單獨媾和”，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多次發表聲明，指出美國操縱的“舊金山對日和約”是非法的，沒有道理的。同時指出美國策動日本、台灣締結條約，意在構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威脅，中國人民和政府堅決反對這個條約。
在“第一次台海危機”爆發前後，美國國內某些有影響力的人物就暗中策劃在聯合國搞“兩個中國”。杜勒斯在同台灣當局“外長”葉公超和駐美“大使”顧維鈞會談時，堅持說存在著“兩個中國”，正如同時存在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和兩個越南一樣。他還麵告蔣介石，美國把台灣同中國大陸之間的衝突看成是國際戰爭而不是內戰。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國民黨軍在一江山島和大陳島爭奪戰激烈進行之時，美國策劃的“外島停火”論出籠了。所謂“外島”，是相對於國民黨占領的台、澎以外的中國沿海島嶼的總稱。美國的意圖就是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並爭取達成停火決議。這樣，既不使美國卷入沿海島嶼的爭端，又能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形成“兩個中國”的局麵。在取得英國的支持後，美國將一個被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稱之為“神諭”的停火議案：《停止在中國大陸沿海某些島嶼地區敵對行動》，交由新西蘭在安理會上提出。
台灣當局激烈反對將沿海島嶼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討論以及“停火”的建議。國民黨認為，沿海島嶼爭奪純屬中國內戰，如交安理會討論，可能會在聯合國內出現“兩個中國”的前景，危及到台灣當局的“法統”地位。而所謂的“外島停火”論，等於要國民黨放棄“反攻大陸”，為“兩個中國”的合法化鋪設道路。這些都是台灣當局無法接受的。當美國代表就“神諭”方案等問題與蔣介石會談時，蔣介石堅決反對在聯大討論台海停火問題。葉公超也拜會艾森豪威爾，向他轉達了蔣介石的三點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希望美國防止“兩個中國”的理論和國際上的這一傾向。蔣介石還電示台駐美“大使”顧維鈞：“對新西蘭在安理會的行動應予以極大的保留，它將引起巨大的疑惑、憂慮和誤解並鼓勵和支持那些正在以‘兩個中國’為目標的人。”台灣當局代表蔣廷黻在聯大發表演講，反對討論“停火”問題，並痛斥“兩個中國”的言論。此後，蔣介石在台北舉行的“國父紀念日”大會上就國際形勢發表長篇講話，強烈譴責在外島“停火”和“兩個中國”的設想，認為這是“荒謬絕倫”的，稱大陸台澎均我土地，中國領土不容任何人割裂，斥責提出此主張的“民主國家”是“不守正義”、“不講公理”、“乘人之危”、 “落井下石”的“自私自利者”。蔣介石還多次向中外記者發表談話，抨擊聯合國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主張，聲稱隻有一個中國，國民黨絕不放棄返回大陸的權利，聯合國應當主持正義。
中國政府也發表聲明，強烈反對對中國主權無理幹涉的“神諭”方案。由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國際舞台上首次公開一致地反對同一個針對中國的提案，這使美國無可奈何，於是新西蘭提案未經審議就胎死腹中了。
事實上，在沿海島嶼問題上，美國和國民黨當局從一開始就存在分歧。在國民黨軍隊從大陳撤退期間，蔣介石多次發表廣播演說和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大陳撤軍是為了增強金、馬防務，痛斥“停火”建議和“兩個中國”的謬論。他強調：大陸、台灣都是中國領土，中國不容割裂；曲解台灣的地位是別有用心的；“兩個中國”的主張“荒謬絕倫”。與此同時，台灣各政要也紛紛發表談話，表明堅守金、馬的決心。美國深感金、馬是一個沉重包袱，為避免卷入中國的內戰，必須讓蔣介石主動放棄金門、馬祖，徹底切斷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聯係。“金馬撤軍”論甚囂塵上。對此，蔣介石在1955年2、3月間多次會見英美記者，嚴厲批駁了“金馬撤軍”及“兩個中國”的謬論。他強調：不論是否獲得美國的援助，都將全力防衛金門、馬祖，一切在所不顧。他還說，如果現在再從金門馬祖撤退，那麽就連小孩子也不相信在防守台灣時他能得到美國的支持；如果他放棄金門馬祖，隻能導致產生進一步的壓力，走向台灣被托管。為了表示堅守金、馬的決心，蔣介石偕宋美齡，登上金門島進行視察。此後，他不顧美國阻止，堅持往金門增兵。到1958年夏，已有1/3的國民黨陸軍被部署在這一地區，表現了蔣介石“防守”沿海島嶼的決心。
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第二次台海危機”時，美國再次逼迫蔣介石撤退金、馬，蔣介石在高雄對美聯社記者發表了針鋒相對的談話，表示堅決反對減少外島駐軍，反對使沿海島嶼的地位有任何改變的做法，聲稱台灣沒有接受“停火”的義務。
在美蔣矛盾衝突中，中國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從10月3日到13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台灣海峽局勢。會議決定，為反對美國分離台灣的陰謀，將金、馬留在台灣當局手中，更符合雙方“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毛澤東還通過“中間人”給蔣介石傳話，對蔣介石抵製美國分離台灣的行動予以高度肯定。毛澤東指出，隻要蔣氏父子能抵製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讚成蔣保住金門、馬祖的方針。
1959年初，美國炮製的一個完整的“一中一台”方案出籠。這個方案與以前美國政府的論調的不同在於，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以“中華民國”代替中國，而準備讓台灣永遠“獨立”出去。同時，也要蔣介石放棄“反攻大陸”的想法。甚至肯尼迪與尼克鬆競選總統的辯論也拿中國台灣“開涮”，利用中國沿海島嶼問題，互相攻擊對方。
資料圖：蔣經國。
蔣介石堅決拒絕美國方案，並密切關注有關台灣地位與命運的美國人之間的“辯論”。他對美國記者考普萊發表談話，不點名地批評了肯尼迪的觀點，堅決地宣稱，台灣即使戰鬥到最後一人，也不放棄沿海島嶼，哪怕美國不予支持也決不改變這一立場。台灣當局“外交部”還發表聲明，點名批評了肯尼迪。在美國製造的“兩個中國”問題上，蔣介石的態度一向很明確，即堅決反對所謂的“兩個中國”。由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堅定立場，從而使得 1960年代美國曆屆政府所推動的在聯合國實現“兩個中國”的方案始終未能得逞。蔣介石在維護祖國統一問題上，表現出堅定的立場，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蔣氏父子還重拳出擊，堅決地反擊了“台獨”逆流。
“台獨”是美國、日本反華勢力策動、支持的產物，它的產生具有複雜的曆史、社會和政治的原因，它是一股曆史的逆流。蔣氏父子執政期間，國民黨對任何“台獨”的言行，采取嚴厲的打擊鎮壓政策，其武器就是將之繩之以法。台灣當局依據“刑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以“叛亂罪嫌”或“涉嫌台獨”、“破壞國體，竊據國土”以及“顛覆政府”等罪名給“台獨”治罪，並以軍事法庭審判“台獨”案件。典型案例是廖文毅“台獨案”、1960年代最具影響的彭明敏“台獨”案、1970年代的“台獨聯盟”案、基督長老教會案等。這對“台獨”分子是有力的震懾。
對於逃亡海外的“台獨”分子，台灣當局一律“列注名單”，下達通緝令，並嚴厲禁止“台獨”分子入境返台。“台獨聯盟”的大小頭目、先後流竄海外的“台獨”分子200多人均上了“黑名單”。這些人是台灣有關部門重點掌控和“關注”的對象。
在台灣當局的嚴厲打擊下，“台獨聯盟”及其一批流亡的“台獨”分子，在海內外可謂臭名昭著。一般海外華人、台籍同胞，對之嗤之以鼻，其組織始終發展不起來。在美國的“台獨”分子也隻能靠蠱惑和欺騙行事，或龜縮一隅，幹些恐怖、暗殺等黑社會的勾當。
從1940年代中期以後到1980年代末，在蔣氏父子治理台灣的四十多年裏，對任何“台獨”的言行都予以堅決打擊，使一小撮“台獨”敗類在島內無立錐之地，在海外亦處於窮途末路之境。蔣氏父子反“台獨”的立場和行動，堅持了一個中國的立場，維護了中華民族的統一。
此外，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為維護南沙群島和釣魚島主權，進行了共同的鬥爭。蔣氏父子在維護中華民族的尊嚴問題上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油盡燈枯蔣介石到台灣後依然過著大陸時期刻板而有規律的生活。據曾當過蔣貼身侍衛的翁元披露，蔣介石一天的工作、生活安排大致是這樣的：每天早晨6點起床(冬天7點左右)。起床之後，為了不吵醒喜歡晚睡的宋美齡，蔣介石不打開燈，在黑暗中摸出一支鋼筆手電，躡手躡腳地到盥洗室進行洗漱。當蔣介石輕輕帶動門把的那一瞬間，在外值班的警衛就知道蔣已經起床，於是按下電鈴，告訴當班的貼身副官前來服侍蔣介石。
洗漱完畢後，蔣介石在陽台上做自編的一套體操，然後唱聖詩。奇怪的是，蔣介石一唱到“天父”或是“聖哉、聖哉”的時候，他都要麵朝東方行脫帽禮。唱完聖詩後，蔣介石就回到書房靜坐祈禱。靜坐祈禱前，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蓋蓋好，接著給自己上眼藥水，他的眼藥水是特製的，主要起保健作用。點完眼藥水後，蔣介石就開始靜坐。每次靜坐的時間差不多都是40分鍾。
做完靜坐和禱告後，蔣介石就到他的書房裏做“早課”，也就是寫日記和讀報。與常人不同，蔣的日記不是當天晚上寫，而是隔天早上寫，這樣做一是蔣不習慣熬夜，二是早晨頭腦清醒，便於回憶，三是利於對前一天的事進行檢討和反省。他喜歡看的報紙主要是台灣出版的《中央日報》 《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如有喜歡的內容，他就叫他的秘書在吃早餐的時候讀給他聽。
看過當天的報紙後，蔣就吩咐副官和侍衛為他準備早餐。副官推著一輛可折疊的餐桌，放到蔣介石所坐的沙發前，他就坐在沙發上進餐。蔣介石是非常重視飲食的，他吃的食品非常的精致，而且是中西結合。蔣介石的廚師是不好當的。既要天天變換花樣，又要照顧他的牙口，還要兼顧風味和營養，讓他吃得舒服稱心。蔣介石特別喜歡喝雞湯，所以廚師每天都要為他準備一隻老母雞。不管是中餐還是晚餐，至少要有五道菜，菜肴通常是二葷三素或三葷二素。除此之外，蔣介石還特別喜歡家鄉浙江的一些小菜。
吃完早餐後，蔣介石就動身到“總統府”去辦公。他每次出行要動用大批的軍警為其“保駕”，風光依舊。蔣介石每次外出，經常有同一類型的小汽車四五輛組成的車隊同行，以防不測。車隊經過的各道口所有的紅綠燈裝置，一律開綠燈。但在中山路北段，有一處通往基隆、宜蘭、蘇澳的鐵路公路平交道，每天火車來往頻繁，在經過這段平交道時，必須停車等候，對蔣介石的安全構成威脅。於是有善於拍馬屁者向台灣省主席嚴家淦建議，希望在這一地段建一座公路天橋。嚴家淦深諳為官之道，立即下令建橋。橋建好後，許多市民想在橋下做點小買賣，但有人認為這對蔣介石的安全會構成威脅。嚴家淦認為，既然建橋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考慮“總統”的安全，於是下令不許在橋下設攤營業。蔣介石對嚴家淦此舉很高興，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嚴主席深謀遠慮，殊堪嘉獎。”蔣介石一般是每天上午10點鍾左右開始到“總統府”辦公。他上班的內容不外乎是接見外賓或者召見部屬討論公事。下了班，他就直接回官邸吃午飯，然後再睡個午覺。午覺睡好後，他就習慣性地在院子裏散散步，下午就在自己的家中辦公。其實也就是看看報紙，剪貼一些自己喜歡的報道，頂多再處理幾件比較緊要的公文。到了下午4點鍾左右，如果宋美齡願意的話，蔣介石就和她一起到台北的近郊去兜兜風，然後再回來吃晚飯。
蔣介石到台灣後的夜生活十分的單調，一般都是在家裏看看電影。其實這多少也是受到宋美齡的影響。宋美齡喜歡看各式各樣最新版的中外電影，並且經常被影片中的故事情節吸引得廢寢忘食。蔣介石則不然，到了睡覺的時間，他一定會叫暫停，等第二天接著看。
晚上睡覺之前，蔣介石會習慣地靜坐祈禱40分鍾左右，再散步片刻，然後才回房間睡覺。
1972年3月，蔣介石做了前列腺手術，後轉為慢性的前列腺炎，健康狀況從此一蹶不振。
就在這一年5月，第五屆“國大”召開，蔣介石第四次“當選”連任“總統”。20日，蔣介石到陽台上接受20萬民眾的歡呼。台灣電視公司擔任實況轉播，該公司副控室在“總統”接受歡呼的畫麵轉到“副總統”的特寫時，屏幕下端居然出現電視連續劇的對白字幕：“大哥，不好了……”對於這樣一個大喜日子來說，真是大煞風景。事後，台灣當局即派人調查。
資料圖：蔣介石與蔣經國。
陽明山一次意外車禍，對蔣介石的身體造成極大的傷害，此後更是疾病纏身。蔣介石自己有一次也十分苦惱地對前來探望他的一位老部下說：“自從這次陽明山車禍之後，我的身體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不但腿不行了，身體也不行了。”時隔不久，蔣介石又因便秘導致肛門肌肉侵蝕，經曠日持久的治療，吃盡了苦頭。 1974年12月，也就是小蔣任“行政院長”的第二個月，蔣介石因感冒引起肺炎，隨即住進榮民總醫院。次年1月，發生心肌缺氧症，經緊急搶救轉危為安。後腹部不適，心髒功能欠佳，血液循環不暢，又陷入危機。“4月5日下午8時1刻，病情進一步的惡化。醫生發現老人脈搏突然轉慢，當即實行心髒按摩及人工呼吸，並注射藥物等急救，一二分鍾後，心髒跳動及呼吸即恢複正常。但四五分鍾後，心髒又停止跳動。於是再實行心髒按摩、人工呼吸及藥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髒雖尚時跳時停，呼吸終未恢複，需賴電擊以終止不正常心律，脈搏、血壓已不能測出。至11時30分許，蔣公雙目瞳孔已行放大，急救工作仍繼續實行……但回天無術。”
為了便於蔣經國培植自己的親信，建立自己的軍政幹部體係，1950年9月，國民黨在蔣介石的指示下，專門建立了一所軍政幹部學校。該校標榜信仰“偉大領袖蔣介石”和“青年導師蔣經國”，其真正的目的是為蔣經國時代做準備。
1975年4月5日11時50分，蔣介石壽終正寢，終年88歲，台灣按傳統計歲法宣布為89歲。4月6日，長子蔣經國親自撰悼詞，以示哀念：“天上的主啊，請垂聽我的呼聲！
“我父親蒙你的恩召，這是他老人家偉大一生的最高潮，這是光榮的勝利，因為他已經衝破魔鬼對他的一切困撓、壓迫、刺激和侮辱，我們感情上的損失固大，但我們不能為了自己的悲哀而影響了他老人家的光榮。”
蔣介石之死，使蔣氏全族和許多國民黨官員十分悲慟。這天晚上，台北上空雷電交加，傾盆大雨，蔣經國稱為風雲異色，天地同哀。很多黨政要員聯想認為，美國可以放棄阮文紹和他的越南土地，同樣地，一個沒有蔣介石的台灣，前途將極為暗淡。
蔣介石病逝後，台灣當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表示對蔣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並規定4月6日起，曆時一月為“國喪”期，停止一切娛樂。4月9日，蔣的靈柩移入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謁遺容。
就在4月9日這天下午，經過蔣經國的允許，張學良攜趙四小姐前來吊唁。張學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視著雙眼緊閉的蔣介石。在呼風喚雨、叱吒風雨六十年後，這位中國曆史上一代強人終於永久地泯滅了。張學良難免要想到自己同這位逝者之間的恩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居然近五十年的時間是受著蔣介石的支配！先是支配他的政治生涯，接著支配他的個人命運，支配他的自由生死。他的生命因蔣介石的存在而完全改變了自己的軌跡！他抬起頭來，看看自己寫給蔣介石的挽聯：
關懷之殷，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仇讎
為了這副挽聯，張學良足足想了3天。這16個字又豈能道白他與蔣介石之間的恩恩怨怨。
4月16日是蔣介石的入殮日，由嚴家淦“恭讀祭文”。此時蔣介石身穿長袍馬褂，覆蓋青天白日旗，隨其遺體入殮者，有蔣介石所獲得的三枚最高勳章：“采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國光勳章”，以及四本經常閱讀的書：《三民主義》 《唐詩三百首》 《聖經》 《荒漠甘泉》。台灣當局為了祭蔣“升天堂”，還施行了基督教儀式。儀式後，將其靈柩由國父紀念館移到台北之南，60公裏外的桃園縣慈湖。沿途，當局發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在靈柩所經過途中跪地“迎靈”；商店停止營業，建築物的顏色一律改塗成素色；交通路口均搭牌樓，各家要掛挽額，失修的馬路一律要整修。此外，還要求民眾在大典鳴炮的時候，在原地默哀3分鍾，可謂“隆重至極”。
蔣介石的遺體在做了防腐處理後，一直停放在慈湖“行宮”，供人們前來參觀。台灣當局為了永遠紀念蔣介石，並把他奉為反共的精神領袖，又於 1976年10月耗費巨資修建了一座“中正紀念堂”。“中正紀念堂”內矗立著一尊重約公噸的蔣介石坐姿銅像，在正廳兩側的大理石壁上刻著兩句蔣介石的話： “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紀念堂下層還陳列著蔣介石的遺物、文獻和喜歡讀的書籍。台灣當局還在其他地區建造了一些紀念館或鑄刻了一些銅、石像之類。
蔣介石在孤獨、淒涼、失望的絕境中，帶著遺恨過世了，遺蛻浮厝海島之上。正如他生前所說的那樣：“唯有主的同在可以消滅孤獨和憂愁。”這可以說是他晚年心境的寫照。
1975年4月6日，國民黨中常委召開會議，決定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4月28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開會，修改黨章，保留總裁名義，設主席，並推薦蔣經國為主席。從此，蔣經國就成了台灣名副其實的第一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