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這個被中共指責為八九年六四風波的始作俑者，4月6日去世。同日，王丹、吾爾開希等因六四而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人士發表聲明，希望中共允許他們“回國看看”，試探當局在事件過去近23年後的態度。六四平反的話題，近年一直沸沸揚揚，甚至傳出總理溫家寶在為此積極運作。但分析人士指出，平反的最大羈絆之一是對異見者、“敵對勢力”的擔憂始終困擾中共。
至方勵之的去世，鄧小平在當年“反自由化”中點名要求開除黨籍的三個人：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先後都已離世。而為六四事件定性的鄧本人也於1997年逝世。1989年發生的六四事件到今年六月已過去了23年。4月6日，在方勵之去世的當天，王丹、胡平、王軍濤、吾爾開希、吳仁華和項小吉6名流亡海外的中國民運活動人士，發表名為“我們希望回國看看——致中國政府的公開呼籲”的聯合聲明，希望中國當局允許他們“回國看看”。他們在聲明中呼籲當局能夠順應曆史潮流，放棄因為政見不同就不許回國的舊做法，以各種有效的方式允許民運流亡人士回國看看。聲明最後表示，願意本著公開、誠意的原則，就此問題與內地有關部門對話，討論具體的解決問題辦法。
據報道，王丹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不會對回國一事“過分悲觀”或“過分樂觀”。對會否接受有條件的回國，王丹說現時不是談條件的時候，亦沒有人就此事接觸他。
據稱在公開信發出的前的4月2日，有海外網站刊出文章，聲稱溫家寶“最近”提出，六四學生流落海外20多年，一直不能獲準回國，甚至在父母彌留之際也不能見最後一麵，父母去世也不能回國奔喪，“這是很不近人情的，也是很不人道的。應該讓他們回國，探親訪友，回家看看”。文又引述溫說，共產黨應該最講人情，且學生中絕大多數數是愛國的，有些人和六四並無關係，“隻是在海外批評了我們工作中的錯誤罷了，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該文章還說，溫家寶不滿一些駐外使領館把批評中國政府的人劃為另類，動輒取消護照、不給延期、不發簽證等“敵視一切的做法太左了”，又說“海外敵對勢力肯定是有的，可是它也僅僅是一小撮人，不要把善意批評我們缺點的人，都說成是海外敵對勢力”。分析人士指出，姑且不論以上溫家寶的話是真是假，但中共在所謂平反六四的問題上的確最顧慮海內外異見人士會借此興風作浪。
分析人士提到，通常被認為中共不願平反六四原因有幾點，如首先是因鄧小平定性。有些人認為鄧小平曾經對此有批示，不好處理。但毛澤東當年不是也批示過不少東西嗎，還不是被曆史糾正過來，也沒有讓他的偉大有所降低。鄧的功過也已經被曆史所證實，不會因個別事件有所改變。其實如果能夠以更寬容的態度去麵對這些曆史，正好說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除了經濟的成就之外，還能讓新一代中共領導者更能夠寬容麵對曆史，以及它的過失。再有，有人覺得一些當事人還在世，會牽扯到“追究責任”。但隨著時間的久遠，這一顧慮已經有很大的淡化，特別是鄧小平的故世，使這個問題的重要程度大大降低。於是，平反六四與“維穩”的關係就成為當前中共高層最大的羈絆。
分析人士舉例說，其實細想一下，六四事件同中共以前所經曆的反右、文革等曆史事件也沒有太大不同。六四也是曆史的悲劇。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如方勵之、王丹等，對事件的發生、發展起著一定關鍵的作用，就好像當年“亂來”的紅衛兵。方勵之這些人的觀點曆史地看有些偏激和幼稚，但當年紅衛兵不是更偏激更幼稚？對國家造成傷害不是更大嗎？二者的不同在於左右。但事實是，右毀國，左亦毀國。中共可能認為國家後來的建設驗證了這些異見者的觀點錯誤，但當年紅衛兵以及今天在台上的不少人在某些時期，包括六四和文革，不是也犯過錯誤嗎。曆史錯誤應以曆史的前進去認識和處理，這是一個唯物主義者應該知道的，共產黨的領導者也應該認識到這一點。
分析人士說，多年來中共對異見人士始終抱有一種近似偏執的警惕，把他們當成“敵對勢力”的主要成分。這在海外的輿論界一直是感到難以理解的。因為無論是在國內理論界曾名噪一時的方勵之、嚴家其、王若望、王若水、蘇紹智，還是學運精英王丹、王軍濤、柴玲，以及被西方譽為中國民運先驅的魏京生，完全沒有形成“勢力”，更不要說成“氣候”。他們中的很多人也隻是在理論上試圖同中共論戰。隨著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良好發展，這些人也都不得不承認中共的成就，就連方勵之也承認中國今日的人權狀況好了很多。這使他們在海外更難有作為。異見人士、民運分子在變化在分化，但中共的認識卻死守固見，不敢有絲毫轉圜。生怕沒了“敵對勢力”，在維穩上“刀槍入庫，馬放南山”。認為六四一平反，就等於摘掉了“敵對勢力”頭上的“緊箍咒”，就會由得他們折騰。應該說在這一點上，中共思路中的“唯心”成分多於“唯物”成分。
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鄧小平之所以能夠開改革開放之先河，創立了中國的新曆史，他最強調的就是“實事求是”。在中共曆史上，毛澤東一直被讚揚為“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他也是因為能“實事求是”。當年文革結束後，中共將“實事求是”推至“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在對待六四事件也應該秉承這個態度。中共在處理六四事件中並非沒有錯誤，甚至有很大的錯誤。江澤民上台後將事件的定性已有所修正。江在上海的處理手法就同北京很不同，既有鐵麵講原則的一麵，也有防止擴大化，盡量實事求是處理問題的一麵。鄧當時選江接趙紫陽當總書記，也是對江處理“民運”的“上海模式”的肯定。事實上，中共並非沒有修正。在過去的二十多年，已經有不少六四人士，包括李錄已經都回到過大陸，而蘇紹智還被允許在北京定居，也就表示這裏是有空間的。
平反六四，或修正六四的處理，還是矯正六四的錯誤，分析人士認為名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做些事情真正化解矛盾，而不是人為劃線：隻要提出修正六四，或要“平反六四”的就是“敵對勢力”。在其它方麵中共其實是有範例。例如， “胡溫體製”並沒有因為西方反華政客一直以“人權”壓中國就回避，而是旗幟鮮明地提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執政思路，中國的人權情況好轉了，中國的社會發展也更進步。可見關鍵是思維的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