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帆
處於發展之中的中國經濟在最近的一些事件中被當作是超級大國突然推至聚光燈下。
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未來的進一步發展仍有大量待開發的潛能,不過目前還未成為超級大國。而且,即使中國發揮所有潛能也並不意味著就得到了成為超級大國的保證。盡管中國擁有毋容置疑的規模和資源,但在經濟、體製、社會和外交等方麵仍存在各種各樣值得考慮的重大問題,並且中國需要時間來適應從發展中國家到真正超級大國的轉變。
中國是真正的超級大國嗎?
要很快回答這個問題,答案是還不算是。不可否認,人們會忍不住去觀察中國最近的GDP數據,並很快得出結論說,當中國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中國就成為了一個超級大國。
人們也會很容易沉浸在媒體對中國的報道中,越來越明顯的趨勢也表明一些國家指望中國成為救世主、替罪羊,或兩者皆有,並斷言隻有超級大國才能吸引如此眾多的關注。話雖如此,但深入觀察會發現,中國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解決,這讓我們無法把今天的中國譽為超級大國。
世界已把中國看作是超級大國了嗎?這存在著分歧,但中國在過去十年取得巨大的跨越式發展是毫無疑問的。從G7主導的世界到金融危機後G20主導的世界的過渡中,中國在全球經濟管理中的重要性正逐漸提升。現在有種說法是G2世界,即中國和美國將成為國際體係中的兩個主要國家,但中國對於這種恭維性的地位提升低調處之。
歐盟最近要求中國對其主權債務危機施以援手就是一個例子,這是被國際視為超級大國的成本。作為超級大國,中國被寄希望於為全球援助和安全做出更多貢獻,然而作為一個人均GDP仍列世界99位的國家而言,這一要求值得商榷。在許多方麵,中國還沒有準備好成為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
雖然如此,但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中的超級大國這一點很明確。假設中國繼續保持7%的年均增長速度,而美國今後數年以2%的年均增長率增長,加上人民幣20%至30%的升值空間,那麽中國將在2020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盡管人口老齡化,但中國仍占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若中國人均勞動生產率提升至頂級水平,那麽中國就有了成為排名第一的超級大國所必需的先決條件。
未來30年將是關鍵
未來30年將決定中國是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超級大國還是會因一些障礙使經濟減速。正如中國改革總工程師鄧小平提出的那樣,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兩個30年。頭一個30年是經曆工業化進程,目前已完成──2010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占世界製造業的20%。中國正進入第二個30年,向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向發展。
中國經濟需要從先前以消耗資源和環境為代價的快速發展模式轉變為更可持續發展的模式,經濟發展將更多強調增長質量而非速度。製度安排和提高生產率將成為經濟的兩大驅動力。
中國過去數十年間的三次增長率迅猛提高都是政策推動所觸發的,進一步製度安排將給中國經濟對抗全球經濟減速提供新的引擎。可能的政策改革將不得不觸動貨幣和財政領域最深層的問題,包括形成利率決定的市場機製、改進稅收製度以促進消費和鼓勵中小企業等。
經濟引擎的另一部分來自於技術支持下的生產率提高。目前出口導向型的增長模式專注於低成本製造業,長期來看是不可持續的。截至2009年,中國人均勞工製造業生產率達到了4.98萬美元,而印度為6.8萬美元,如果與那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仍遠遠落後。美國勞動生產率在2010年突破了15萬美元,德國緊隨其後為12.13萬美元,日本為10.94萬美元。
中國與其他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比發達國家低許多。由於核心技術都由高科技經濟體提供,中國隻分享生產鏈很小的一塊,主要集中在低級處理製造業方麵,工人技術不熟練成了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拖累。中國必需依靠技術創新和技術轉讓向高附加值的上遊發展。
中等收入陷阱:一個潛在的危險
如果在接下來的30年裏麵,中國繼續在有利製度安排的支持下有質量地增長,中國將有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超級大國,然而中國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會成為下一個美國還是下一個拉美?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已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淨收入4000至1.2萬美元)但無法進一步提升的國家。拉美國家通常被用來作為這種現象的典型例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於政府沒有製定向高科技或更高附加值產業過渡的政策和製度而無法在價值鏈上有所提升。
兩個衡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是剩餘勞動力開始枯竭和工資水平開始上升。中國似乎走在這條道路上,工資水平上升和城市化率上升意味著廉價農民工供給的減少。而且,人口老齡化也逐漸使可用勞動力總量下降,並增加了工資和社會保障壓力。雖然中國尚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不能成功向價值鏈上遊移動,那麽中國可能會有掉入這種陷阱的危險。
中國準備好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了嗎?
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又受創於歐元區債務危機,發達國家正為重獲增長動力而竭盡全力。在這樣的全球經濟環境下,G2世界的說法在被人們討論,認為美國和中國將是國際體係中的兩個超級大國。最近一連串事件加快了中國在國際體係中地位上升的速度。所有這些都戲劇性地發生在過去三到四年裏,而發達經濟體一般要經曆數百年時間才能達到這一階段。換句話說,時間似乎還太快了點。
從國內來看,中國正尋求在30年時間裏走完美國花了一個世紀所走過的道路,即從工業化、重製造業的社會轉變為更專注技術和勞動力生產率的社會。這是一個跨越性的目標,要完成它就必須從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轉變為內需推動的增長模式。這是一個大膽的任務,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這麽做。如上所述,有利的製度安排和生產率提升加上高科技發展和轉移是成功的關鍵。
從外部來看,中國的崛起和不同發展階段的轉變將意味著管理對外事務的重點也將發生改變。由於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和利益越來越大,在過去數十年間奉行的“不幹涉”外交政策在處理國際事務中日益顯得不靈活。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1世紀初因“走出去”政策而開始迅猛上升,到2010年達到了602億美元,約為世紀之交時的60倍。隨著中國持續對外投資,與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差距在縮小。由於外匯儲備持續上升並超過3萬億美元,中國在尋求海外投資的機會。中國在大宗商品投資方麵特別有興趣,例如,在非洲和拉美的累計投資額分別超過了130.3億美元和438.75億美元。
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政策製定者會有不同的規劃。從崛起到獲得超級大國地位的過程中,中國在全球範圍的利益和影響力都會提高,這將有可能使今後的外交政策導向發生顯著改變。
分析美國從最初時的孤立主義到後來門羅主義的曆史性演變,我們可以理解一個國家在向超級大國水平崛起的過程中,其外交政策是如何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和海外資產數量而發生改變的。
在1823年門羅主義推出之前,美國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以中立性和孤立主義為基礎,這是由於美國當時海外利益較少並且經濟和軍力實力較弱。門羅主義最初在1823年推出,當時美國仍是一個新生的經濟體,門羅主義幾乎是純粹的防禦性政策,旨在打消歐洲對北美和南美殖民的念頭。門羅主義宣稱,歐洲列強在未來對美洲的任何侵略行為都將被視作對美國的威脅,其本質是希望歐洲列強不要來碰美洲,用以交換美國不幹涉歐洲政治和現有殖民地。美國外交政策的這一發展階段或許類似地反映了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的態度──由於海外利益相對較少,焦點主要放在保護國內利益上。
20世紀初,美國逐漸崛起成為超級大國。當時,“羅斯福推論”對門羅主義加以了補充,擴展了門羅主義的原始意義,並聲明美國有權使用軍事力量將歐洲的統治排除在拉丁美洲之外,並有權在拉美國家內部出現“明目張膽的長期惡行”時進行幹預。這被許多人認為是美國脫離原先防禦的姿態進而轉向更主動爭取地區霸權的宣言。更重要的是,這標誌著美國積極維護自身在國外利益的外交政策轉變。此時美國人均GDP大約為4000-5000美元,並借助強大的製造業基礎設施建設完成了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這一時期的美國國外利益也迅速增長。
最後,美國在冷戰結束後作為由高科技和熟練勞工所帶動的全球最大經濟體成為了最有影響力的超級大國。當美國影響力和國外利益在全球不斷擴張的同時,門羅主義背後的意識形態實際就是保護資產和利益的需求,這種意識形態導致美國越發激進地幹預全球事務,到今天亦是如此。
作為一個崛起中的經濟和軍事強國,西方國家對中國表示出擔憂,尤其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就職後一直推動加強海外軍事力量的政策。一份名為“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ce)”的分析報告於2012年1月6日發布。在這份報告中,美國將其經濟與安全利益同包括西太平洋地區和東亞乃至印度洋和東南亞在內的區域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很顯然,美國軍事戰略轉而更加關注中國,而不是本地區的其它國家。
隨著中國海外利益的增長,加上西方和鄰國的擔憂和恐懼,中國外交政策作出改變的跡象已經逐步顯現。對中國來說,在新的國際架構和環境之下為其新地位建立一套全新的外交策略以麵對新的挑戰和機會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
進行交流與新的外交政策同等重要。近期由於對中國快速崛起的擔心和恐懼導致的南海地區和邊界的緊張形勢有增無減,其中的問題包括貨幣估值和貿易爭端等經濟關係、不斷增長的軍費以及環境問題和國際關係等。中國將從改善交流以推動合作和外交中受益,而這可以通過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種形式來進行。做到這些之後,中國將會獲得更多戰略夥伴,並減輕其它國家對其崛起產生的擔憂。
總之,在可以真正發展成為最高級別的超級大國之前,中國需要時間在經濟、製度、社會和外交上繼續進行改善和調整。如果一個超級大國的發展可以比作是人的成長,中國很可能隻是處於“青春期”階段。中國還沒有完全長大,未來將不可避免地經曆一些成長的煩惱,但中國正走在一個真正超級大國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