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突然出走美國駐成都領事館。雖然最後的結果是“自行離開”，但是一個位高權重、叱吒風雲的人物做出如此極端的行動，仍然令人不免瞠目結舌。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不說是絕無僅有，也是屈指可數。
然而這個事件令我感興趣的是一個怪異的角度：當王立軍，在重慶乃至全國如此高調的打黑“英雄”，如此率性而為，全然無視可能出現的震蕩時，他的心理狀態到底如何？延伸出來而言，有些高級官員，當他們率性而為，無天無地無百姓無政治的時候，他們的心理狀態是如何的？他們毫無曆史感麽？
曆史感並不同於曆史觀。曆史感乃是對於個人在曆史中的評價問題。文天祥耳熟能詳的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無非說的就是曆史感的問題。而在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文化中，曆史感乃是從政的一個重要的標準，所以比幹觸柱而死，方孝孺不奉詔而誅十族。
近日重讀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裏麵談到毛澤東的兩位大秘，田家英和李銳，在私下裏曾經起意要進諫“主公”（他們對毛的私下稱呼）“不要百年之後有人來議論”，尤其有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露斯大林的事實在前，其實說的也是曆史感的問題。
毛澤東和華盛頓都是開國之主，並且都在建國之後成為全民愛戴的領袖，一時無倆。但是在他們各自的身後，他們所執行的政策，所製定的規則，所留下的聲名，卻大相徑庭。生前各自顯赫，身後評價如此迥異，不免令人嗟呀。然而如此結果，曆史感雖不是最終的決定性因素，但頗能夠說明他們各自行事的標準所在。
2002年的美國普利策獎得主是約瑟夫•埃利斯所著的《建國兄弟：革命世代》。埃利斯詳細考察了建國那一代的幾個主要人物在立國之後的一些重大事務中的表現，重點恰恰在於批示那一代看起來光輝燦爛、親密無間的戰友之間在政治、曆史認識上的齟齬和明爭暗鬥。
在建國不久之後，建國的一代人已經逐漸轉化成為兩個不同的政治派別：以傑佛遜和麥迪遜主要構成的共和黨人和由漢密爾頓、亞當斯為首的聯邦黨人。這兩個派別的人逐漸構成了後來的民主黨和共和黨。
他們的主要分歧在於，傑佛遜和麥迪遜堅信，革命的目的不僅僅在於建立一個統一的共和製國家，更重要的在於要把《獨立宣言》中的“人生而平等”變成為一種政治現實；而聯邦黨人則認為，人人平等隻是一種政治信念，真正的政治實踐中，基於平等之上的貴族政治，才是人類長治久安的根本。
奇異的問題在於：雖然“國父”華盛頓在理念之上是和漢密爾頓有親緣關係的（漢密爾頓一生都自認是華盛頓的弟子和扈從），但是，他卻完全遊離於兩個派別之外。當兩屆總統任期滿了之後，他立即隱居自己的弗農山莊，幾乎一生再不過問政事。
這個秘密在埃利斯的另外一本著作《閣下：華盛頓傳》中終於可以找到答案。那就是華盛頓一生都在小心翼翼地維護自己在身後的聲譽，以至於任何有可能折損於此的行動，他幾乎都置身事外。在獨立戰爭即將結束之時，為了避免被屬下“黃袍加身”，他辭去軍職；在兩屆任期滿了之後，為了避免被人詬病“戀棧”，他迫不及待發表了《告別演說》，宣布從此不再過問政事；在臨終前，他遣散了莊園所有的奴隸。甚至，為了不令後人在對他的研究中發現對自己聲譽不利的線索，他遺命夫人銷毀所有的個人書信。埃利斯如此評價道：“他知道偉大的光榮來自於後世的裁判。如果你期望在後代的記憶中一直生存下去，你就必須有足夠的自信把最後的審判留給後世。而他的確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