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貴族有貴族的風流，武士有武士的風流，而僧人也自有一番風流。日本民族善於吸收外國文化，更善於取舍，對於佛教也是趨利避害。日本人既要享受做和尚的好處，也要保存人欲，一個民族的禁欲文化主要來自其民族的原始宗教、民族的傳統道德，在日本既找不到禁欲的民族宗教，也沒有形成禁欲的道德傳統，因此，日本盡管引進了印度和中國主張禁欲的佛教，但他們在守色戒方麵並不能堅持很久。
自聖德太子公元600年遣使來中國求法，直接從中國輸入佛教之後，日本的貴族官僚紛紛建寺出家，於是官場的汙穢進入了這本來應該清靜的世界，有時候佛教竟成為統治人們、迷醉和欺騙人們的精神鴉片，寺院成為政治鬥爭的避難所。道鏡事件之後，日本朝廷為了擺脫寺院和僧侶對政治的控製，一邊遷都平安，一邊整頓佛教，解除了山林修行之禁，日本的山嶽佛教因此發展起來。新興真言宗的空海和尚(774—835年)曾嚴格要求他的弟子隱身山林，嚴禁門下的和尚接觸女性，更嚴禁女人上山入寺。但此時，酒色財氣早已熏染了日本的佛教，而且禁欲畢竟不適應日本開放的民族性，所以持戒難以持久。日本人吸收外來文化盡管一開始是不假思索地全盤吸收，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就要加以選擇甚至改造了，讓它日本化，符合日本人的人性。佛教的色戒是與日本人的民族性根本衝突的，到平安時代中後期，以天台宗延厲寺為中心的日本佛教各宗派寺院再次控製政治、影響政權，寺院不僅擁有享有巨大特權的“不輸不入權莊園”，而且豢養了大量的僧兵，這些人名為和尚，實乃光頭武士，其跋扈連朝廷的武裝力量也沒奈何，談何守色戒、不近女人？
佛教密宗是縱欲的，因為它吸收了印度教性力派的“大樂”思想和實踐，密教的流行使佛教從禁欲走向縱欲。空海的真言密教雖在日本大行其道，但其後來流行的原因可能與祖師的初衷相左。佛教是禁止弟子娶妻生子的，談論這樣的問題至少說明持戒不堅，但當時日本的僧人、尼姑談婚論嫁、議論風流瀟灑的比比皆是，比如日本中世著名的隨筆作家吉田兼好，本來是一個和尚的他卻在隨筆集《徒然草》一書中總操心這樣的問題:
不用說，埋頭家務治家有方的女子，實在不值一提。生了孩子，一心珍愛孩子，令人厭煩。男人死後，女的入庵為尼老氣橫秋的樣子，即使是男人死後也令人掃興。
不管是怎樣的女子，朝夕相處相見，就沒了吸引力，也就厭煩起來。作為女的來說，被丈夫討厭，又不能離去，會處於懸在半空的境地吧。因此，住在另外的地方，男的時常去女人的住所宿夜，即使是經年累月依然是斷不了的情侶吧。男人突然來訪宿夜什麽的，女人一定感到新鮮吧。
吉田兼好是一個天生的和尚，據說他8歲的時候就曾向父親請教“佛為何物”。雖然他有如此早的覺悟，卻在31歲的時候才出家，大概是在體驗了婚姻生活之後才這樣做的，不然他何以喜歡思考那樣的問題。
雖然10世紀末的高僧源信(942—1017年)極力向日本人宣揚無性欲要求的淨土世界，講了許多犯淫戒受處罰的駭人聽聞的故事，並記錄在他的《往生要集》中，本想借此規範越來越不守色戒、越來越墮落的日本僧人，結果又如何呢？那些被邀請到宮廷講經的高僧或被請做貴族家裏的護持僧們，總是愛利用一些講經的機會向宮女或貴族女性調情。後來源空(1133—1212年)等和尚雖然在源信的理論基礎上創立了日本的淨土宗，確立了新的戒條，可源空的弟子卻仍有不少人犯淫戒，其中影響很大的是住蓮、安樂兩弟子和宮廷的宮女私通之事。他們犯戒之事在《寓管抄》一書中有記載。
住蓮與安樂這兩個和尚每當按照中國淨土宗高僧善導流傳的法儀修“六時禮讚”時，總是伴之以哀婉動聽的曲調來念佛、唱誦，他們那充滿磁性的聲音不僅讓寂寞的深宮曠女們著迷，也因此受到尼僧們的皈依。最後連宮妃白拍子龜菊，即當時被稱為“院小禦所女房”的女官，或稱為“伊賀局”的那個女人，以及“仁和寺禦室”的禦母，即道助法親王的母親，後鳥羽上皇的妃子，被稱為“坊門局”的貴婦人，都與他們有秘密往來。住蓮與安樂甚至外出夜宿不歸，無疑是去走訪女人了。《皇帝紀抄》中記載說，源空的弟子“密通貴賤並人妻、可然之人女”。當時日本皇子出家即稱法親王，他們竟然偷情到天皇的頭上，朝廷再也無法容忍了，終於在建永二年 (1207年)二月下令，禁止專修念佛，並命令把住蓮、安樂二人處以死刑，把他們的師傅源空流放到土佐國(今高知縣)，並令其還俗。
源空後來被朝廷赦免，死後隨著淨土宗在日本的盛行，他被奉為教祖。新興的淨土宗教主源空的主張不同於平安初期真言宗的教主空海、天台宗的教祖最澄，後兩人都禁止女人進入他們所特別劃定的界線之內，源空的淨土教義不排斥女人，他與弟子在傳教中也積極吸收女子入夥，甚至鼓動一些宮女妃子跟他們出家入教。源空在流放土佐的途中都還不忘向遊女(妓女)說教，勸她們出家。
12、13世紀的貴族女人是很容易被高僧引誘的，就是在11世紀時也是如此。像日本曆史上著名的才女清少納言、紫式部那樣的女人，一旦選進宮中就被剝奪了與其他男人相見的自由，她們經常能見到的隻有被請進宮中誦經作法的僧人或下級的侍從。所以在她們的眼中，這些光頭和尚都是高貴、優美、頗有風度的，她們的日記中有許多對高僧身姿的讚美。
平安後期以來，一些日本僧人蓄有妻室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淨土真宗的創始人親鸞(1173—1262年)就蓄有妻室。親鸞9歲投天台宗出家，在日本天台宗的本山比叡山修學達20年，思考如何達到解脫的方法，到建仁元年(1201年)終於下山找了一個女人做妻子，體驗解脫之道。而親鸞最出名的一個妻子竟然是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惠信尼，惠信尼本是日本越後國豪族三善為教(屬地方上的武士)之女，親鸞流放到越後之後大概是借傳教之名“走訪”了她，於是正式結婚。親鸞可能還不止有一個妻子，在日本佛學界至今還有二人說乃至三人說的爭論。親鸞和尚和惠信尼等一共生了6個小和尚和小尼姑，全家在日本關東各地傳教，他們的子女後來大多成為一寺的住持或一派的長老，其中最有名的數小女兒覺信尼。
覺信尼自關東回京都之後，曾侍奉當時的太政大臣久我通光，擔任他的女房(女官的名稱)，稱“兵衛督局”，後來與親鸞的從兄日野信綱之子日野廣綱結婚，生下了光壽(出家後稱覺惠)和女兒光玉。廣綱死後她又嫁給了小野宮禪念，生了維善。親鸞的子孫也都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結婚生子，成為日本有名的和尚世家。由覺信尼掌管的東山大穀親鸞廟堂到覺惠的長子覺如手上改為本願寺，此後又經過一代一代的血統相承，逐漸發展為日本真宗內勢力最大的本願寺教團。其實與親鸞大約同時代的天台宗僧人俊寬、澄憲，真言宗的良快、法印，報恩寺的道琳，淨土宗源空門下的聖覺、隆寬等名僧都有妻子，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受到朝廷和幕府的尊敬”。
時至今日，日本的和尚怕沒有不娶妻生子的了，我在日本留學的那個佛教大學，許多教授都是和尚，大都生兒養女，他們或者是大寺院的理事，或者自家經營小寺院。該校一些學生家裏經營一個寺院，畢業就回去繼承家業，當和尚做住持，不用找工作。
除了娶妻之外，在日本封建時代的和尚們還經常包養情婦。井原西鶴在《好色一代女》一書中就說，江戶時代的“寺院香火很盛，有的寺院卻藏汙納垢，養著供和尚玩弄的化裝成小童的姑娘，而且概不避人耳目”。該書的主人公好色一代女，一次化裝成一個流浪武士通過一個幫閑的介紹拜訪一個寺院的住持，認識之後便一起大吃大喝，此時“從廚房裏飄來的葷腥味一直不斷”。飯後，好色女與好色的和尚便商量妥貼，“每一晚上的過夜錢是兩步金子”(步是當時的一種計量單位)。好色一代女按照這個價碼，轉遍了各山各宗派的廟宇，最後發現，“沒有一處寺院不歸於女色之道這一宗一派，沒有哪個寺院的和尚沒有破色戒”。雖然井原西鶴的記錄未免誇張，卻也說明了一些事實，因為該書基本上是有原型的。後來，一個寺院的住持對好色一代女特別癡心，為了省去重新找女人的麻煩，於是和她“商定三年的合同，合同期內給三貫銀子”，好色女就這樣成了這個寺院住持的姘頭。好色女還發現，寺院的香火越盛，進的錢越多，和尚們的行為就越放縱。當時的和尚們白天僧衣僧袍的倒也一本正經，但是一到了晚上就換上短外衣，打扮成醫生模樣去逛妓院。有的雖未去逛妓院，也是因為在自己的寺院裏修造了藏納女人的地方，比如在自己的寢室一角挖一個深洞，安一個從外麵看不見的細長窗戶以便透光，頂板上培土偽裝，牆壁建有一尺多厚，免得泄露說話的聲音。女人白天就被關在這裏麵，晚上才到和尚的寢室裏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