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545: 解析中共治藏得失

解析中共治藏得失:從1951到2011 為何花錢不得好？

文章來源: 鳳凰周刊

核心提示：西藏，從來就被中共視為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的地區。毛澤東當年就親自總結出若幹條“西藏特殊論”，認為西藏即使與其他民族自治區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特殊地區。其審慎態度，可以追溯到1952年，解放軍在拉薩創建第一所小學時，都曾被毛嚴厲批評違背了西藏的宗教政策。繼後的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亦反複強調西藏工作的重要性與特殊性。而今日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更因在1980年代末西藏局勢最混亂複雜時出任自治區黨委書記並成功扭轉局麵，而深知西藏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盡管拉薩“3.14”騷亂在大陸人的記憶中依然清晰，盡管達賴喇嘛隔三差五的“竄訪”，讓大陸外交部發言人頻繁表示“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但60年來，中共對西藏不計代價的苦心經營，讓那些即使同情達賴喇嘛的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認，西藏無論是物質成就還是民生提升指數，都取得了驚人成績。最能直觀說明這種成就的莫過於，由西藏進入尼泊爾或不丹境內時，在中國國境線這邊，無論是居民的住房、服飾，還是道路交通基礎設施，都明顯超過國境線的另一側。

另一個或可讓中共反駁西藏是被漢人統治的事實是，中共成功培養了一大批西藏本土幹部。西藏各級官員中，藏族官員的比例，已占到了70%以上。

盡管西藏問題上，國內外依然存在各種隱憂，但相對而言，目前西藏的形勢或許是60年來對中共最為有利也最為主動的時期。

統戰路線與組織路線

許多西藏人習慣於將平措汪傑稱為“解放軍進藏的帶路人”。他是藏區唯一一位自發組織地下學習而成長起來的中共黨員，也是極少數受過高等漢語教育的藏人。這個唯一性，使得無論是解放軍進藏部隊司令員張國華會見達賴喇嘛，還是達賴、班禪赴京與毛澤東見麵，擔任翻譯的，都是平措汪傑。

藏區沒有黨組織，也幾乎找不到懂得漢語的藏人，中共最重要的工作法寶——群眾路線和組織路線，在這種環境中麵臨空前困境。對西藏工作，中共隻有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第三個工作法寶：統戰路線。

鑒於上述特殊性，鑒於西藏長期政教合一的社會形態，中共1951年與當時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十七條協議》，前所未有地在中國版圖內留下來一塊不搞社會改造、不發動群眾的特殊地帶，繼續保留西藏政教合一的體製，並在過渡期內嚴格恪守。

這個階段，實際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在平行控製西藏：一個是由進藏解放軍組建的西藏工作委員會和1956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它承擔過渡政府的職能；另一個，則是聽命於達賴喇嘛的西藏地方政府。

其後成為中共治理西藏最重要的本土力量，一個是以十世班禪為代表的宗教力量，一個是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表的世俗政府高級官員。

達賴和十世班禪這兩位宗教領袖，在政教合一的西藏，具有舉足輕重的權威。但彼時班禪已兩代勢力微弱，十世班禪在解放軍進藏前正避居青海。大軍進藏前，班禪致電毛澤東，表示擁護國家統一，要求盡快解放西藏；而達賴喇嘛當時還在是逃亡印度還是接受中共統一之間搖擺。雖然中共對達賴和班禪的統戰工作同等重視，但誰更親近新政權，一望而知。

1959年，西藏叛亂、達賴出走後，班禪就成為中共西藏統戰工作中宗教界第一號人物。達賴上層叛亂，藏區不少普通百姓參與其中，不能不讓擅長走群眾路線的中共痛定思痛。於是，在百萬農奴大翻身的社會改造工程中，中共放手在西藏底層民眾中培養自己的幹部。

曆任西藏自治區主席的出身，是觀察中共在西藏培養本地幹部成效的窗口。這個必由藏人擔任的職位，第一任是曾為舊時代高官的阿沛·阿旺晉美，繼任者天寶則是四川藏區加入長征紅軍的窮苦出身，之後從多傑才旦到江村羅布則完全是中共由地方一手培養起來的藏族幹部，再之後的列確，是翻身農奴的第二代。

社會改造極大衝擊了西藏的既往社會結構，最大利益受損者自然是僧俗權貴集團。班禪耐不住改造運動中過火和極端行為，遂有了《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中央匯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一文，史稱“七萬言書”。

時值毛澤東提出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這個被指為“宏觀上肯定，具體上否定”的建議被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很快，有了“班禪叛國集團”，最終班禪在文革爆發後入獄。

文革期間，西藏本土的紅衛兵狂熱參與“破四舊”，造成一場文化浩劫。而年輕一代與宗教開戰的決絕，則證明了中共階級鬥爭學說，在這個宗教滲透到日常生活每個細節的特殊社會，同樣有神奇之效。

文革結束後的1977年，班禪獲得自由。當時的撥亂反正，令中共在西藏的本土政治資源麵臨極大尷尬。重獲自由的班禪在藏區擁有極高聲望，而中共從運動積極分子中培養出來的本土幹部裏的不少人，被班禪視為“投機鑽營分子、地痞、流氓無產者”。

尤令中共尷尬的是，文革時被一風吹的宗教熱情重新燃起。各地重建寺廟的熱情高漲，班禪所到之處萬人擁戴。甚至當時中央與達賴接觸後、達賴代表團回國時，當地政府原以為長期批判的達賴會遭遇老百姓的無禮舉動，孰料竟出現萬人空巷的歡迎。

劇烈的轉折，使得西藏從1980年代初開始，進入局勢最不穩定的震蕩期。然而，比騷亂頻生更為嚴重的問題是，西藏當地官員無所適從。

最終，從民間到管理層的混亂和失序，導致騷亂不斷，1989年3月5日的拉薩騷亂則是其頂點。這種局麵由時任西藏自治區書記的胡錦濤不動聲色地扭轉。統戰路線與中共自身的組織路線此消彼長的情勢，自此在西藏終結。

1951-1978：軍人建藏

西藏社會發展遠遠落後於內地的境況，注定由內地漢族官員長期扮演中共治藏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中共進藏之初。

中共建政之初，在各地建立基層政權中，軍人都扮演最重要角色，大批軍人脫下軍裝就地轉業成地方官員。而以西藏特殊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堪當發動社會改造和建立政權重任的，也唯有軍人。

解放軍進藏後，西南軍區副參謀長張經武以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書記的身份進行自治區籌建工作。1956年籌委會成立後，又從各地抽調5700餘名軍人入藏。

1950年，毛澤東在決定派遣軍隊入藏時，曾考慮到西藏環境的特殊性，提出入藏部隊可定為三年一換，以鼓勵士氣。但在當時的經濟和技術條件下，三年一換完全不可能做到。軍人就地轉業後，甚至最後把在內地的家屬也接到了西藏，由此，有了第一批在西藏高原出生的漢族孩子。

從1951年至1960年代中期，解放軍先後有10萬餘人入藏。直到1970年代中期，在西藏的2.4萬各級官員中，大多數是軍人出身。

自1965年後，不再有軍人為了地方建設被係統性抽調入藏。但此時軍人依然在修築道路等基礎設施中扮演西藏建設中的特殊角色。彼時，大陸技術落後，物資力量貧弱，在藏區修築道路，能依恃者隻有軍人的犧牲精神。其間解放軍為此付出的生命代價，比任何一地都來得更為慘烈。

西藏自然環境特殊，內地生長的漢族人長期居留會造成何種生理和心理影響，正是這些軍人在建藏經曆中用自己的身體代價總結試驗得來。

隨著這批進藏官員曆時日久，西藏特殊環境對健康造成的惡果開始顯現，心髒病、肺氣腫、高血壓等普遍發生。加上他們家人分離，中共開始注意到從內地抽調漢族幹部入藏，有別處完全不同的巨大成本和代價。1965年後，從內地抽調官員入藏的安排近乎停頓，除了文革期間政局混亂，中央無暇仔細深究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外，這亦是原因之一。

其後果是，這批人長期無人替換，變成“獻了青春獻子孫”的一代人。這批人中留下來成為地方幹部的，也是中共60年來援藏幹部中付出犧牲最大的群體，不少人從1951年一直待到1978年。

此一時段的內地援藏官員，在西藏建設史中被賦予特殊地位，但其工作難度遠大於後來者。

雖然期間有交通、郵政、通訊、氣象、地質等發展建設項目以及文革期間的“小三線”工程，但他們這一代人的任務主要是改造西藏社會。不過，在1959年之前，為做好對達賴集團的統戰工作，中央有“兩個全局”、“兩個決不能”、“四個事關”之類的嚴厲戒條，在改造西藏運動中建功心切者往往動輒得咎。在西藏特殊社會的現實與他們所受的政治教育之間，他們往往兩難。

1959年之後，他們終於得以放手大幹，對西藏政策由審慎穩健變成大刀闊斧。相比內地，西藏的傳統社會在他們看來顯然是個更為反動封建黑暗的社會。然而，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中，他們的工作難免被批評為“過左”。

整整一代人的付出，似乎不斷遭遇來自組織的否定和拋棄。這也是後來在80年代初西藏漢族官員人心浮動、無所適從的原因。

1979-1993，輪換進藏

文革結束後，西藏建設問題被重新提上日程。對西藏，此時的政治口號是“中央關心西藏，全國支援西藏”。中共對西藏政策，是加快西藏經濟發展，幫助西藏地方建設。“援藏”一詞正式出現，別於此前的口號。“援藏幹部”、“援藏項目”等名詞應運而生。

與此前相比，西藏政策的特征是物質上的“強力援助”。除了加大對西藏的財政補貼外，還有43項中小型工程。

由是之故，幾乎被中斷多年的內地抽調幹部赴藏再度興起。1983年，國務院又決定由四省對口支援西藏，定期抽調援藏幹部形成機製。鑒於此前的進藏幹部，一旦進藏便等於終身駐藏，對其造成極大傷害和不公的問題，後來內地向西藏輸送幹部的機製被確定為輪換進藏。那些紮根西藏十餘年的漢族幹部終於有機會回到內地。

1979年8月，文革後第一批援藏幹部近3000人趕赴西藏，這是西藏幾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到1980年代中期，前後約6000餘人參與援藏。

但是，此時援藏幹部雖名為輪換進藏，但對援藏時間並未形成統一而明確的規定。而且這些援藏幹部的隸屬關係屬於西藏地方，援藏經曆是否會成為將來仕途的加分的激勵機製？在當時，中共尚未就此形成像今天這樣係統而明確的援藏幹部任期製和升遷規則，援藏幹部指標並非是一項值得爭取的機會。

同期伴隨援藏幹部入藏的，還有從內地抽調的數百名醫生、教師等技術援藏人員，與官員相比，他們的西藏工作時間有3年即回的明確規定。

這一時期的援藏幹部，為西藏帶去不少建設項目，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西藏建設的欠賬，但在1980年代中期，輪換援藏機製中途頗有波折。

當時一些西藏本土幹部認為漢族幹部在西藏的權重太高，加以文革期間西藏各級政府表現過左，胡耀邦在1980年6月視察西藏時，認為應當尊重當地感受，撤出大部分漢族幹部，隻保留15%。這不但讓那些長期駐紮西藏的漢族官員得以返回內地，亦使剛到西藏的援藏幹部，大多很快收拾行囊重回內地。

那一撥撤離潮中，約有2萬餘名漢族官員回到內地，連同其家屬，則有8萬多人，中央為此花費了1.6億元。但隨著官員撤離，各地醫生、教師、技術工人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隨著這股風潮紛紛撤回內地。故而，像孔繁森這種一次次入藏、熱誠不減奔忙不休、最終以身殉職的官員，就在當時顯得格外罕見。

技術人員的大批離去，對西藏社會造成極大衝擊。譬如因為會計回到內地後，財會製度混亂，有的縣委機關連工資也發不出，一些醫院醫療器械無人會用，連手術都沒法做。

胡的講話，對各民族地區都有一定衝擊和影響。當地少數民族官員和漢族官員整體上對此態度明顯有別，亦對1980年代西藏社會的看法評價相去甚遠。但此後在各地引起一係列社會震蕩，則是不爭的事實。

1989年拉薩事件後，西藏人心不穩的局麵被迅速扭轉。派出援藏幹部繼續成為中共治理西藏的重要手段。

除“直接式”援藏之外，各地從1985年起積極通過開辦西藏班（校）為西藏培養輸送建設者和管理者。2007年3月在南昌舉辦的全國內地西藏班（校）校長會議透露，截至2006年底，全國已有20個省市辦有西藏班（校），覆蓋了從初中到大學所有辦學層次，先後培養學員1.43萬人。他們在優先考入相應大學後，還會被優先發展為中共黨員。

定期輪換援藏

1994年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強化了內地對西藏的援助。對口支援西藏的省份由4個變成14個（首批10年），最重要的變化，是明確了援藏幹部的任用機製：分片包幹，對口支援，定期輪換。它不但使援藏幹部進藏、出藏的渠道順暢，預期明確，也因中組部提到援藏幹部時，有援藏期間表現好的幹部，同等條件下可以優先提拔使用的精神。援藏，第一次被配備了使之可期的激勵機製。

據統計，1994至201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機關及中央企業分6批共選派4742名援藏幹部，支援完成西藏經濟社會建設項目4393個，總投資133億元。

對保證援助項目的可持續性而言，同一行政單位自行選拔固定指標的官員到對口支援單位，使得前後任的經驗和項目更容易傳承。對受援當地而言，由於援藏幹部是以人帶項目帶經費的機製，地方政府自然求之不得。

正是這種定期輪換援藏機製，取得了較以往更好的效果。到了2001年的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議後，已擴大為17個對口援助西藏的省區，其對口援助關係被繼續延續10年。此次會議後，17家央企也參與到對口援助中來。

此前，援藏內容仍舊主要是人的輸入——援藏幹部需要充當各種“說客”，想盡辦法為援助地拉項目、找資金。1980年代援藏幹部孔繁森在官方的宣傳材料中，也能夠找到他在內地熟人圈內要錢要物的描寫。

因為拉資金、項目的功能性角色，眾多援藏幹部甚至被要求常駐內地，或隻能頻繁地往返在長途奔波上，很大程度限製了援藏幹部進入本地治理的架構中。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後，新援藏政策要求不僅要定下援藏資金規模，而且各項目要寫入各省市援藏五年規劃，援藏幹部從此無需再跑要項目。

不過，直至目前，多數援藏幹部也沒有從招商引資類的角色中位移出來。其工作重心基本上是圍繞著項目的內引外聯，牽線搭橋，擔當受援地方與支援單位之間的溝通者。

援藏幹部三年的輪換時間，無疑使其較易保持帶著熱情來、帶著熱情走的狀態。不過在西藏當地，亦有令人意想不到的微妙心理攀比。

在援藏幹部內，不同地方、部門派出的援藏幹部待遇差別極大，如東南沿海某些富裕省份，援藏幹部每年光招待費就有幾十萬元，自然令人眼紅。而那些屬特殊曆史造就的長期在藏漢族幹部，對援藏幹部這一新群體，更易產生心理失衡。他們將自己比喻為“無期徒刑”，援藏幹部是“有期徒刑”，“憑什麽在西藏隻待三年，回去就封官進爵？”

這些人的感觸，除待遇和個人健康蒙受損失外，主要源於在西藏和內地都遭受冷落。在西藏，因為地方官員的任命必須通過人大選舉，基層漢族幹部在得票上明顯競爭不過藏族幹部，仕途無望；他們的配偶也隻能解決西藏戶口，無法落實工作，很多家庭長期兩地分居；而在內地，他們的孩子升學、就業、購房都沒有特殊政策，享受不到任何便利。

由於民族隔閡，藏族幹部在歡迎援藏幹部的同時，也有一種排斥心理，反映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就是“援藏的”這一歧視性稱呼。援藏幹部在基層調研時，碰到這種說法自然並不愉快。

西藏幹部隊伍中，還有一批基層聘用幹部。他們大多是1980年代初大批漢族幹部內調後，因幹部嚴重不足而向社會公開招聘的一批鄉鎮工作人員，為數約2000人。他們長期在最基層工作，個人沒有土地、草場等基本生活資料，除了一點補助性工資（僅為同等公職人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沒有直接的經濟收入來源。公務員應該有的社保、醫保等福利，他們也享受不到。很多人解聘後，生活非常困難，甚至成為扶貧對象。

“辦好西藏的事情，幹部是關鍵。”中共西藏經略60年，組織建設日趨完善，據悉，中組部正在起草製定《援藏幹部管理條例》，目前正內部征求意見，可能在明年10月份出台。

（參考專著：《經略西藏：新中國西藏工作60年》，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學者王小彬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西藏，從來就被中共視為具有特殊戰略地位的地區。毛澤東當年就親自總結出若幹條“西藏特殊論”，認為西藏即使與其他民族自治區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特殊地區。其審慎態度，可以追溯到1952年，解放軍在拉薩創建第一所小學時，都曾被毛嚴厲批評違背了西藏的宗教政策。

繼後的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亦反複強調西藏工作的重要性與特殊性。而今日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更因在1980年代末西藏局勢最混亂複雜時出任自治區黨委書記並成功扭轉局麵，而深知西藏問題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中共經略西藏60年，在不同的曆史階段，指導方針政策出現過劇烈反複，有傲人成就，亦有深厚經驗教訓。可以說，兩者都是令中共西藏政策益發成熟穩健的一筆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