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天下無賊》的人,想必大都會記得葛優這句非常經典的台詞。雖然是一句搞笑的話,卻也講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那就是在知識經濟占主導的21世紀,無論是企業還是國家,人才是決定盛衰的關鍵。在全球範圍內爭奪優秀人才,已經變成了各個國家之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以“千人計劃”為代表,中國政府已經高調加入這場人才爭奪戰。打開“千人計劃”的網站,上麵有各種層次的人才引進計劃。中國政府已成了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一大獵頭公司,並且這個公司的重點對象是在海外的華人精英。
“祖國需要你們,祖國歡迎你們,祖國寄希望於你們!”這是“千人計劃”網站上不停滾動出現的一行醒目大字,讓人想起錢學森等老一輩科學家拒絕國外的優厚物質條件,突破重重阻撓和困難,毅然回到新中國的種種感人事跡。
隻不過今天的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當年的中國,一窮二白,而今天的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為重要的是,當年的中國,有博士學位的人屈指可數,而2010年中國就有超過11萬博士生畢業,成為世界第一大博士學位授予國。
既然我們有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培養體係,為什麽還要投入巨資從海外引進各種人才,尤其是在海外的華人?難道是中國的人才需求太大,必須從海外引進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如果是這樣,為什麽我們不麵向所有外國人,而重點是海外華人?抑或是我們自己培養的人才還不夠優秀,必須從海外引進更優秀的人才?這又引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同是華人,為什麽在國內不能成為優秀人才,卻能在海外修成正果?
中國的人才流失之痛
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經曆持續性、大規模的人才流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在2006年就已經成為世界上出國留學生人數最多的國家,全世界幾乎每7個外國留學生中就有1個中國學生。根據教育部的數據,2010年度中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28.5萬。從人才流失的角度來講,出國留學並沒有什麽,關鍵是這些留學人員(不管是公派還是自費)是否在學成後回國。
根據由華僑大學主編2011年8月15日發布的《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從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9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包括國家公派、單位公派和自費留學)總數為162.07萬人,而學成歸國人員總數僅為49.74萬人,約占總數的31%。該報告還指出,目前仍在國外的留學人員有112.34萬人,其中89.29萬人正在國外進行本科、碩士、博士階段的學習或從事博士後研究、學術訪問等,並且主要集中在發達國家。如果按照2009年底以前的歸國比例計算,那麽這112.34萬人中隻有約35萬或將學成後歸國。
當然了,並不是所有的留學人員都滿足“引進人才”的要求。按照國內通行的人才引進辦法,攻讀碩士(尤其是專業碩士如工商管理或公共政策)、博士、博士後或進行學術訪問的留學人員才算是人才。以中國在美留學人員為例,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發布的最新數據,在2010/2011學年,共有157558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其中從事本科學習的占36.2%,從事研究生學習的(包括碩士和博士)占48.8%,幾乎是一半。如果這個比例也基本上適用於在其他國家的中國留學生的話,那麽目前在海外從事本科及以上層次學習的89.29萬中國人中,有一半都在從事研究生學習。這樣算下來,中國目前至少有40萬人才在海外。
由於種種原因,美國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國家。以2007年為例,根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當年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為14.4萬。美國使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年赴美的中國留學生為67723人。這兩組數據表明,每兩個中國留學生就有一個去了美國。剛剛過去的2010/2011學年,在美留學生高達157558人。中國在屈居印度8年之後,從2009年起再次成為美國最大的留學生來源國。
而根據奧克·裏奇大學聯合會(OakRidgeAssociatedUniversities)的調查數據,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獲得理工類博士學位後4—5年內仍繼續居留美國的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國家留學生的居留比例。2002年在美國獲得理工類博士學位的中國學生共2139名,其中92%到了2007年還留在美國。看來,絕大多數留美人才暫時都不想回國。
出國的誘惑
出國留學在中國已經熱了很多年,“享譽”海內外的新東方,既是出國熱的最好見證,也是出國熱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時至今日,留學熱不但沒有退燒的征兆,反而有日漸升溫的趨勢。根據新聞報道,盡管美國的教育考試中心(ETS)這兩年給中國每年增加約5萬個托福考位,但是考位的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考生的增長速度。於是在12月3日托福報名的第一天,出現了“考位黃牛”,他們倒賣考位或者代報名,每個考位最高要價3000元人民幣,而托福考試本身的費用才1415元人民幣。
到底是哪些中國人在出國的熱潮中奮力拚搏呢?與改革開放初期不一樣,現在的出國留學人員絕大多數是自費。教育部的數據顯示,在2010年度,自費出國留學人數占當年出國留學總人數的93%。在自費留學人員中,大多數都是成績優秀、誌向高遠的本科生或研究生,並且很多來自中國的名校。如果他們選擇在國內繼續深造,也會有很多好的就業或深造機會等待他們。為什麽他們卻選擇了出國留學呢?
深究根源,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們自己的人才培養體製不具備足夠的吸引力,這尤其體現在研究生教育沒有施行類似國外的全額獎學金製度。中國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絕大多數都是要交學費的,即使不交學費,也得負擔自己的生活費。雖然國家每個月給一定的生活補助,但是在這物價飛漲的年代,無異於杯水車薪。試想一所國內名牌大學的畢業生,辛苦幾個月後申請到國外的全獎,他不僅不用交一分錢的學費,每個月還有足夠的生活費。兩者相比,他是願意留在中國,還是願意去國外?
不具備吸引力的另外一個地方就是,與發達國家相比,國內大學的基礎設施總體來說還相當落後。雖然理工類院校在實驗室等硬件設施上與國外大學的差距已經不大,但是如果考慮整個科研和生活環境,包括圖書館藏書和電子數據庫、體育設施、校園環境、住宿條件等等,我們的大學就差了很多。不說劍橋、哈佛這樣的名校,美國一個普通州立大學的科研和校園環境,我們很多一流高校也都無法與之相比。
細細想來,我們的政府花上萬億元舉辦奧運會、世博會和亞運會,出資上千億元提高中國的國際傳播能力,每年投入幾十億元在海外建立孔子學院,卻沒有一筆投入來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補助,給他們提供一流的圖書館、體育館和校園環境,難怪我們的優秀畢業生如潮水般湧向國外。而現在,政府又要投入巨資把這些曾經在中國接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吸引回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病入膏肓的培養體製
然而,就算當年沒有出國,並且我們的硬環境也和發達國家相差不大,那些已經或即將成為引進人才的學子大多數也不可能取得他們現有的成就。“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這裏麵的更大原因涉及到軟環境,也就是製度的問題。如果不及時、果斷地采取有力措施改革當前研究生教育體製,中國的研究生教育很快就會走向破產。
國內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把碩士和博士教育活生生分開,結果是絕大多數讀碩士的人不是為了繼續進行學術研究,而是為了獲得一個更高的學位以利於找工作。然而現有的碩士教育體製又決定了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學術為重,而非側重職業訓練。結果呢,政府和大學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可是學生學習沒有動力,老師教學也沒有動力。
筆者認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嚴格區分職業碩士(如MBA、翻譯碩士等)和學術碩士,並且把後者盡量與博士教育掛鉤,盡早實現碩博聯讀。換句話說,中國應該走“2或6”的模式,即職業碩士兩年,碩博連讀六年。這樣一來,為了找工作而讀碩士的人就會被分流到職業碩士,而申請學術碩士項目的人大多都是對學術感興趣、有意在碩士畢業後繼續攻讀博士。
與此同時,加大對碩博連讀項目的資金投入,以建立真正有吸引力的獎學金製度。這樣,一來吸引優秀學生(包括外國學生)從事學術研究;二來讓他們在讀書期間(即使結婚了)沒有生活的顧慮,不用成天在外麵兼職以補貼日常開銷。在人才培養上,我們應該牢記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教誨。如果一個學生成天為了學費或生活費而勞累奔波,他/她又怎麽可能安下心來從事學術研究?
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招生改革。如果施行碩博連讀,那麽博士生考試就可以取消,代之以研究生入學考試或者類似國外的研究生申請製。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國情,尤其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人情關係,完全采用國外的個人申請製可能為時過早。即便這樣,入學考試也應該試著進行一係列改革,以有利於從中挑選出最有潛力的學生。
筆者建議,首先並不一定要采取全國統考的形式。各個高校可以自己出題,也可以是幾所高校聯合出題,這樣做有利於各個學校選拔自己最想要的人才。其次可以增加類似GRE的標準化考試,以測試學生是否具有研究生學習所必須的閱讀速度、理解能力、邏輯能力和學術寫作能力。第三,考試成績僅僅作為重要參考,而不是唯一的錄取標準。個人經曆、學術論文樣本、個人陳述、麵試表現等等也應該成為被考慮的因素。總之,在不廢除統考的前提下,改革現有的考試和錄取機製,將有助於真正優秀的學生脫穎而出。
改革的第三步涉及到導師製。現有的博士生導師製絕對是中國特色,很多時候筆者要向很多外國同行們解釋很久,他們才能勉強理解。以導師為核心的招生和培養製度不僅滋長了學術腐敗,也限製了學術創新。每年博士招生考試之前,有多少人在想方設法與導師建立“聯係”?在學習的時候,又有多少學生敢挑戰導師的學術權威?雖然國內已有大學取消了博導製,規定隻要是副教授就可以帶博士,然而這樣“敢為天下先”的學校終歸還隻是鳳毛麟角。取消博導製,並代之以各個院係的研究生招生委員會,同時建立團隊授課、博士資格考試、團隊論文指導等機製,將大大減少學術腐敗,同時拓寬學生的學術眼界並提高論文質量。
改革的第四步就是廢除研究生期間必須發表論文的規定。據筆者所知,發達國家很少有學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間發表學術論文。這樣做的目的一是減少學生的壓力,讓他們專心從事博士論文寫作,二是避免初涉學術的學生為了發表論文而不擇手段。如果有能力發表文章當然更好,因為這會增加你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但是一旦成了硬性規定,就會造成為了滿足畢業要求而粗製濫造,並且衍生出學術刊物要出錢買版麵等等現象。
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研究生培養體製改革,高校的科研管理也應該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現行的科研管理體製,嚴重阻礙了創新性科研的發展,並且導致各種腐敗。科研已經成了高校裏麵除了後勤之外最容易滋生腐敗的地方。
首先,現有的量化管理隻會導致濫竽充數,而不是創新研究。國內各個高校在職稱評審的時候,每個崗位每年(或者一個評審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論文,並且在特定類期刊(SCI,SSCI,CSSCI等等)上必須發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詳細的規定。當然,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這些規則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評審的標準易於把握,並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減少職稱評審中的腐敗。然而,這樣做的最大惡果就是讓很多教師不能潛心從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過各種手段發表文章和著作。於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種收錢發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種出版資助。
職稱評審的另外一個要求就是項目,並且項目還分成各種等次,從最高的社科基金和國家自然基金到各種省部級項目,最後是橫向合作項目。沒有申請到一定級別的項目,或者是該項目沒有結項,那麽職稱評審的時候“後果就很嚴重了”。通過項目提高科研本身無可厚非,有了項目,就可以有資金購買設備、招收博士生或者雇傭研究助理。然而項目的最終目的是出成果,要麽是科技成果,要麽是學術文章。如果沒有項目也能做出成果,那當然皆大歡喜。這並非“癡人說夢”,因為很多人文社科類研究不需要大的投入,研究者本人完全可以承擔相關成本。然而一旦成為硬性要求,很多人就不得不成天通過各種渠道“跑”項目,包括請客送禮等等。這就是為什麽很多項目的最終成果讓資助單位也羞於啟齒,為什麽科研管理成了高校腐敗的重災區之一的原因。
科研管理改革,首先是廢除對項目(尤其是人文社科類專業)的要求,改為在同等條件下,有項目的優先晉升,這樣既鼓勵大家申請項目,同時又減少了各種“豆腐渣”項目。其次是廢除量化評審模式,代之以嚴格的校外專家(甚至國外專家)盲審和內部專家小組評審相結合的方式。美國很少有高校像中國這樣施行職稱評審上的“科學管理”,但是這並沒有造成美國教授的整體水平低下。因為在美國高校裏,如果讓學術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長遠來看會毀掉一個院係或者學校的聲譽,從而造成生源減少、生源質量差、同行評價低等後果。這就是為什麽美國高校的終身職位如此難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學術上最忌諱的就是“大躍進”。一個人是不是可以晉升,不在於他的成果有多少,而在於成果的質量和影響。一個人可能一輩子就寫一本書或幾篇文章,但是這可能就足以確立他的學術泰鬥地位。中國學者發表的科研論文總數已經世界第一了,但是,我們敢說,我們的科技創新也是世界第一嗎?
科研管理改革還需要廢除當前一些限製師資發展的規定。比如,在很多外語院校,教師必須在外國語(包括文學和語言學)類期刊上發表文章才能算科研成果。全國普通高校外語類教師共有122646人,而這方麵的期刊全部加起來也不超過100種。就算每本期刊一年發表200篇文章(這個數字肯定是高估了),一年也才2萬篇文章。如果每個老師一年發一篇文章的話,也要五年才能發完。麵對這種情況,我們應該放寬要求,鼓勵外語院校的老師在相關專業的期刊上發文章。外語老師對很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文化、曆史等有著比較深入的了解,鼓勵他們中的一些成為國別研究和國際問題研究的專家,既緩解了師資過於集中的局麵,同時又促進了另外一個學科的發展。
再回到“錢學森問題”
各種各樣的人才引進計劃,似乎都表現出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求賢若渴”的時代。這些計劃的出台的確反映了政府對人才的高度重視。然而,沒有好的硬件和軟件,這些當年背井離鄉的學子,再次回到祖國的懷抱也不一定會定居下來。物質上的誘惑隻是一時的,人才引進需要的是心靈上的忠誠和歸屬。僅僅靠優厚的物質條件來吸引人才就成了“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最為重要的是,留學人員歸國後,如果麵對的還是當前的研究生培養和科研管理體係,也很難在國內複製出像他們這樣的優秀人才。結果是我們引進了大量人才,卻不能夠培養類似的人才。這樣我們永遠會處於被動的局麵。
喬布斯的死,在中國引發的不僅僅是哀思,還有反思。為什麽我們的科研論文世界第一,卻沒有喬布斯這樣的人才?這個問題,和前幾年引發熱烈討論的“錢學森問題”一樣,關注的都是人才問題。既然討論的是人才問題,並且錢老是新中國第一批回國人員,就把錢老臨終前的話,作為結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