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當朱鎔基還在總理任上時,著名經濟學家何新就曾寫信給朱鎔基,質疑他身為總理,卻安排自己的兒子代理美國巨型跨國公司高勝證卷在中國的利益。毫無疑問,朱鎔基父子的這種做法,無異於公開賣國!!
從朱鎔基,朱雲來父子的所作所為就可以看出,現代版“衙內現象”並不止於《水滸傳》裏“高衙內”的胡作非為。另一危害嚴重的特征,就是一些當權者特別是部分高官,通過讓子女經商辦公司,再以自己的權力施加影響,幫助子女大肆撈錢,實現“權力變現”。像報道所說,徐偉花40萬元買到征地,不到一個月,轉手淨賺 130萬元。再如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縱容兒子程慕陽非法經商,江西省檢察院原檢察長丁鑫發利用職權為兒子開辦公司牟利……而程慕陽靠著他老子這棵“大樹”,沒有投入一分錢,用了不到10年時間,就創辦了32家海內外公司,總資產達數億元!這驚人的速度絕對是“前沒有古人”。
事實上,貪官的“衙內”一個個“能力非凡”的在商業領域大把抓錢。甚至是犯了事兒,都能安然享受權力帶來的不當利益,多是憑借其老子的“權力資本”,大做違法犯罪的勾當。而“衙內”們也成為其老子變相受賄、出賣公權的“道具”和“遮羞布”,充當了權力腐敗的同犯。
在法製社會,出現這種在封建社會裏大行其道的“衙內現象”,確是一種悲哀。分析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說到底還是官員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和製衡,為“權力膨脹”留下了空間和土壤。於是,“老子為兒子撐腰,兒子為老子撈錢”、“ 黑老大兒子作惡,高官老爸擺平”的“衙內現象”得以粉墨登場。
這些年,有關部門沒少下嚴禁幹部親屬經商和要求幹部管好子女和身邊人的文件,但落實的效果,往往不盡人意。算算近年反腐中揪出的“家庭窩案”,“貪老子”和“惡衙內”難舍難分、糾纏不清的影子讓人記憶猶新。
究其原因在於,這些文件不是國家法律,缺少約束力,製度上先天不足,使其對腐敗的打擊力度有限,再加上執行中的敷衍塞責,往往流於形式。當然,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官員利益團體不可能自己監督自己,這種損害腐敗官員利益的製度,受到輕視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衙內現象”,是有悖社會文明發展的畸形現象。特別是“衙內們”利用老子的勢力和權力,表現出的斂財和危害社會的“能力”,是與民主與法製建設格格不入的。因此,必須建立遏製家族式腐敗的反腐機製,讓幹部手中的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其本身及配偶、子女的從業狀況接受公眾的監督,避免“衙內”利用“權力資本”侵犯他人或集體利益,隻有這樣,才有利於防治和遏製權力腐敗。
附: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 朱鎔基的兒子去年賺了一億
中國經濟網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漢妮•桑德爾(Henny Sender)
今年1月,當中金公司(CICC)在豪華的曼穀素可泰酒店(Sukhothai Hotel)召開季度董事會時,會上的氣氛遠遠談不上融洽。
美國投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持有中金34%股權,它決意將股權出售。目前,該投行正遭受與美國次貸危機相關的逾90億美元減記。而且隻有當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權 後,中國監管機構才會允許它在華進一步開拓新的業務;另外,摩根士丹利也需要一切可能得到的現金。與此同時,以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之子朱雲來 (Levin Zhu)為首的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層,則決定在與摩根士丹利分手前達成最有利的交易。
中金前雇員、現任裏昂證券亞洲分部 (CLSA)的分析師侯偉(Fraser Howie)表示,自1995年中金公司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宣布成立以來, “中金公司一直是中國自身的一個縮影。”“它是觀察中國的一個鏡頭”。在中國,將商業和政治區分開,通常是不太可能的。
在中國逐漸告別GCD控製一切的時代之際,圍繞中金的爭執反映出中國傳統價值的韌力——如政府關係至關重要,盡管它也表現出資本主義的一麵,但它巧妙 地運用複雜融資,有時還是用來針對其外國合作夥伴。朱雲來和其他人的關係網,幫助中金強大起來,而這些關係現在正成為摩根士丹利麵臨的阻礙。
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十分高興。在幫助中國企業在當地上市方麵,中金當時幾乎享有壟斷地位,這使摩根士丹利獲得了相對於其它外國競爭對手 的優勢。中方,即當時王岐山領導下的中國建設銀行(王岐山如今擔任主管中國金融服務業的副總理)也同樣高興,因為建行也獲得了相對於其銀行業競爭對手的類 似優勢。中金其它合作夥伴包括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estment Corp)和香港地產大亨查懋聲(Payson Cha)。
在王岐山的引薦下,朱雲來於1998年加盟中金,多年來一直保持低調。盡管在早期,摩根士丹利方麵為中金引進高管,但後來形成了一個非正式的管理層, 它越過了摩根士丹利,直接由朱雲來控製。在今年1月份的董事會召開前,中金管理層幾乎完全由中方控製。隨著時間的推移,中方管理層逐漸積累了大約20%的 股權。
他們都得到了不錯的報償:在前麵提到的20%股權中,朱雲來持有多少尚屬未知。但據悉,去年他賺了1700萬美元,高於前年的1000萬美元。相比之 下,中國高層政府官員每年薪酬隻有區區1萬美元。中國知名本土券商中信證券(Citic Securities)董事長王東明的收入,也遠低於100萬美元。
在素可泰酒店召開的董事會上,中金管理層利用摩根士丹利希望退出中金之機,要求獲得更多股份,以提高持股比例。幾位與會者表示,朱雲來在會上保持沉默,但董事李弘(Susan Li)提出了一項股權激勵計劃。她警告,如果該計劃得不到董事會的批準,可能導致大批高管離職。
在她發言後,中金投資銀行部門主管丁瑋激動地指出,中金是建立在管理層的血汗之上的。與會者表示,丁瑋尖銳地問道,至於公司所有者,“他們為中金做了什麽?”此言激怒了香港股東查懋聲。
就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權的努力而言,中金管理層的要求不是個好兆頭。摩根士丹利一直在與一些希望收購其所持中金股權的美國私人股本公司進行談判,其 中包括貝恩資本(Bain Capital)、凱雷(Carlyle)、CV Starr、JC Flowers和TPG。一位考慮收購中金這部分股權的私人股本公司負責人表示,這些潛在買家在擔心“中金是個好公司,但裏麵存在著一些泡沫”。中國內地 股市曾大幅飆升,但已經開始下跌,這些收購集團都不希望支付最高水平的價格。如今他們還擔心,任何買家都將麵對股權立即被稀釋的危險。
朱雲來和中金管理團隊也向潛在買家表達自己的要求,不過方式更為委婉。在與其中一個買家談判時,朱雲來闡明了他的看法:在大多數經紀公司,半數股權由 管理層持有,同時50%的收入作為薪酬。這個第二位潛在買家回憶道:“他表示,這是該行業通常的運作方式,有鑒於此,讓我們談一談合理的方案,因為20% 的比例過低。”
這位買家補充道,作為盡職調查程序的一部分,當他所供職的集團與中金管理層會麵時,在原計劃的四小時時間內,(中金)管理層花費了一個多小時,來陳述他們提高股權比例的要求。
除了要求得到更多股權以外,中金的高管還表示,他們希望與至少一家本土券商合並,同時稱,馬上上市可能是個難題。第二位潛在買家表示:“他們希望達成另一筆交易,這樣一來薪酬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將會降低。”
在得知管理層不願上市後,一家初期參與競購的公司退出了競爭。私人股本公司很少在沒有明確退出方案的情況下進行投資,而最明顯的退出方案就是將中金上市。
摩根士丹利通過這些股權籌資10億美元的希望似乎落空了。以朱雲來為首的管理層擁有相當大的議價能力,這不僅僅是因為隻有出售了這些股權,摩根士丹利才能在中國采取新的行動。此外,正是朱雲來的關係,使得中金公司如此值錢。
代表第二家私人股本公司了解中金的合夥人表示:“中金是一招鮮。”這一招就是將國有企業上市。要想贏得這些企業的承銷及保薦委托,最重要的是與關鍵的政府及黨內官員建立關係——而朱雲來擁有大量的此類關係。一位中金前員工表示:“他去見省領導人時,見的是曾為他父親工作過的官員。他是靠著父蔭賺錢的。”
無可否認,朱雲來建立了一項業務,並為包括摩根士丹利在內的股東賺到了錢。摩根士丹利的初始投資為3500萬美元,現在至少增長兩倍,獲得了豐厚的回報。朱雲來不僅能贏得授權,還知道如何行使這些權力。對如何從國有企業僵死的軀殼中締造出贏利的公司,朱雲來已是一個專家。
“他在這個體係中玩得轉,”朱雲來一位前下屬表示。“如果說這種情況不公平,那是因為這個體係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