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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中囯之485: 一個日本人眼中的北大:它離清華到底有多遠?

(2011-06-18 05:26:31) 下一個

一個日本人眼中的北大:它離清華到底有多遠?

文章來源: 加藤嘉一




在鄰居清華大學剛剛迎來百年校慶的令人歡喜之際,我趁機對母校北大進行一點回想和反思。在未來的時間裏我希望看到的是,清華與北大這兩所中國最高學府能夠共同進步,共同成長,同舟共濟,培養使得中國真正走向世界大國的人才。以人為本,靠人發展。


我在北京呆的時間最長的地方是北大。我的在華生活與北大離不開。感恩北大,沒有北大,就沒有今天的自己。


遇見北大也是一種享受。我已經畢業於北大,卻將繼續享受作為北大人的幸福感。盡管這種享受也帶著壓力。既然我是北大人,就要擔當北大人的責任。適當的努力是必要的。但願有一天能有信心地說北大是我的母校。為了那一天,我堅持不懈地前進。


那麽,在這裏,我表達三點切身的體會。我明確表態,沒有拍馬屁,發自內心的。


其一,北大的國際化水平令人詫異。


北大師生很重視國際交流。北大國際化的程度以及北大學子的國際意識遠遠超出我原來的預期。我當時住的留學生宿舍——勺園無疑可稱為“小聯合國”。北大擁有來自100個左右國家和地區的大約3萬外國留學生,已同近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所大學建立了校際交流關係。


勺園是很多元化的地方,什麽樣的文化、語言、民族都有,大家都努力和諧相處,中英文交叉是交流常態。在勺園,我們都能感覺到英文多麽普及。大家同時努力說中文,水平雖然五花八門,但提高中文水平無疑是共同的目標和願望。大家以各自的姿態努力進取。從2004年開始,每年舉行的國際文化節是各國學生,包括中國學生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平台,是中外溝通、相互理解的過程,大家都是一家人。


北大經常迎接外賓。從國家領導到海外教授,在北大負責國際交流的國際合作部以及各所院係的老師每天都忙於接待外賓。雖然我也知道這是大學行政化的高度表現,但這種繁忙在世界上是罕見的。給人的感覺是,外國領導人隻要來了中國,就會訪問北大——克林頓、普京、希拉克、賴斯、福田康夫、李明博……國家領袖都訪問過北大;各國政治家、高官、著名記者、學者、活動家等經常來到北大。雖然我也知道人家來也是為了拍馬屁,為本國謀利。


北大的國際知名度一天比一天提升。老師們過得很充實——畢竟能夠直接接觸高端人物,增加了對世界的了解,讓世界也了解了自己。更加幸福的是學生,隻要是北大學子,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那些海外人物。雖然直接參加與國家領導人的對話的機會並不均等,你需要刻苦學習,表現得很精彩,但每一個學生都有資格接觸到國際上的最先進的思想和理念。對於成長中的大學生來說,這種機會實在太寶貴。在日本,類似北大的情況絕對不會有的。


在我所歸屬的北大國際關係學院,因為專攻國際關係,老師們經常組織國際研討會,邀請海外各國的著名學者訪問、演講等。我們學生則能夠去聽講座,進行交流,大部分情況下都用英文交流。北大國際關係學院的國際化環境給我提供了許多知識,開闊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人脈。


北大老師和學生也經常出國。訪問學者、國際會議、海外實習、交流項目、出國留學等等,我們有各種渠道出國,加深國際理解,接觸海外事務。北大與世界各國的著名大學簽訂了協議,交換老師和學生、共同主辦國際會議等。北大國際關係學院跟英國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日本的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等學術機構共同設立了雙學位項目。畢業後主動出國讀書的學生也很多,有些學生把北大視為一種跳板,認為“真正的學習”從出國開始。北大在學生心目中已經成為了“接觸世界”的紐帶與平台。原來出國的學生,作為“海歸派”回到母校、繼續教書的也不少。


我在北大讀了4年本科,讀了2年碩士,這6年正好是中國籌辦北京奧運會、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關鍵時期。北大基本上是跟著這一大潮流走的。“走出去—引進來”正是改革開放後中國政府一向奉行的國家方略。北大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實驗者。北大作為中國的最高學府之一,作為有責任為國家的發展培養優秀人才的學術場所,能夠有今天的局麵,即一貫奉行“走出去—引進來”方針,是比較寶貴的。而對我來說,能夠在這一“中外接通”的平台學習、研究,無論從哪方麵看都是有意義的。


其二,北大不是民主、自由的地方。


正因為北大是我母校,就自然對此提出一些問題或疑問,目的是為了發展。沒有批判精神,不可能有進步,北大就退步了。


2008年是北京大學成立110周年,5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來到北大訪問,我代表外國留學生跟他進行了交流。北大為中國社會的發展,思想的進步做出了不少貢獻是毋庸置疑的。北大也培養了許多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等。這些曆史、傳統、文化、人才等都為北大的民主精神、自由氛圍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我在北大走路、上課、研究,確實能感覺到,北大提供的氛圍是比較寬鬆的。但眾所周知,最近一段時間,行政上的限製、製約不斷增多,已經增加到前所未有、無路可退的地步,包括考試規章、論文要求、與行政需求有關的種種規定等。大部分北大學生對此表示反感和無奈。


北大留學生在北京奧運會期間提出,為了辦好奧運會,對乒乓球館以及馬拉鬆路線附近,進行一些管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行政部門為什麽沒有提前與生活在校園的學生們商量呢?管製這一措施對北大學生的正常生活、學習來說,無疑造成負麵後果。那麽,為什麽連打招呼、商量的過程都沒有?如果是我們的國家……


行政部門不提前跟民眾打招呼,按照中國的邏輯,是天經地義的。一旦采取民主的溝通過程,就要走許多過程和環節,進展就變得極為緩慢,而且商量不商量,結果都是一樣的。既然如此,時間也很緊張,就單方麵地進行管製,這是最有效率的。這是北大校方的思維。


我理解領導麵臨的壓力和無奈。他們也沒辦法,隻好這樣做,國家要你這麽做,否則沒飯吃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有理由提出應有的、合理的疑問和要求。北大“決策過程”顯然是高度不民主的,“不民主造成的不自由”,你能輕易接受嗎?至少我是不接受的,也必須得提出意見。我再聲明一次,為的是北大的進步。難道這不是渴望進步的北大人應有的態度嗎?


民主的成本很高昂,也需要時間。然而,行政部門必須提前把這樣那樣的無數管製措施通知給老師和學生,至少讓他們提前做好心理準備,同時讓他們對此措施提出問題和疑問,釋放一下對管製措施的不滿和意見。無論如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搭建一座溝通的橋梁,即使隻是一天、兩天或者是一周,做比不做好。雖然我知道結果不可能改變,但我們更應該關注“過程的力量”。過程的豐富性和多樣性難道不是北大民主的象征,今後應該必須堅持的目標嗎?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綜合國力的提高,社會不安因素、變數的增加,利益、價值的多元化,政府對有影響力的機構的要求和管製必然會增加的。就研究機構而言,從目前中國國內狀況看,學術隻好服從政治。在政治需求和國家利益麵前,學術隻能是次要的。不過,我們要記住政治的開放與學術的進步是相輔相成的。


理解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詞是“規範”。如何規範人民?如何規範單位?如何規範社會?如何規範精神?這些都與國家社會的未來發展和穩定有密不可分的聯係。因此,合理製度的增加是受歡迎的。但另一方麵,就北大而言,曆史傳統上所具有的自由、民主的校風,就是能夠讓校內的老師和學生自由、靈活、公開地展開學習、研究、討論,這種氛圍絕不應該消失。因為,這直接關係到北大學子們“解放思想”。國家的發展需要思想開放的人民。北大是需要提供這樣人才的。那麽,同時做好製定合理的製度與重新培養民主、自由的校風,這是北大在接下來的時間裏需要認真落實的目標。


北大人此刻務必自問自答:我們的位置在哪裏?我們的靈魂在哪裏?


其三,北大大多數學子不是精英。


“精英”(elite)是褒義詞。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社會還是哪一種行業,都有所謂精英,也需要精英。精英對一個社會的發展必不可少。


“精英”必須具備兩個方麵的素質。


第一,潛能。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你是精英,沒有潛能行嗎?我說的潛能包括基本素質、理解能力、知識麵、思考力、分析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創新精神、溝通能力、語言水平等等方方麵麵,這些與所謂“文憑”沒有直接聯係或因果關係。


潛能是一個人能夠主動判斷形勢、理解現狀、積累知識與經驗、尋找機會、調節自己、摸索可能性、改變現狀等的能力。我不覺得對潛能的含義需要更多解釋。讀者朋友們這裏也可以理解為“能力”、“本事”。除非有這些能力,否則一個人很難成為精英。


第二,公共意識。一個人生下來,為自己所在的、所生活的國家、社會做點事,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事。一個人做任何一件事的時候,除了這件事對自己有什麽樣的意義和利益外,同時想著對整個社會有什麽樣的意義和利益,從人類社會進化,甚至生存的角度看,隻有如此,才有價值。


這是不分國籍、不分民族、不分行業、不分性別的。當然,讓幼兒園的小孩兒抱著公共意識是苛刻的,也不現實。我主要指的對象是所謂“成年人”,無論是博士後、大學畢業的、高中畢業的,甚至初中畢業的,都是一個道理。隻要初中畢業,你就完成了義務教育,等於滿足了你作為一名某國公民的義務,接下來讀不讀高中完全是你個人的事,原則上是沒問題的。這和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教育程度是兩碼回事,兩者屬於兩個問題。總之,所有成年人都應該有公共意識,社會更希望大家都有公共意識。


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大多數北大學子不是精英。這裏說的精英是上述兼備“潛能”與“公共意識”的人。有本領的人是有的,而且不少。北大學子都很勤奮,積極。我堅信,北大是“出精英”的地方。


然而,“人才”和“精英”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人才隻不過是為自己歸屬的公司、單位、機構所付出、貢獻。精英則超越自己歸屬的單位,即使沒有歸屬單位,也會為整個社會所付出、貢獻。我說的是行為過程,而不是結果。可想而知,過程是自己的,結果是社會的。哪怕是精英,也不見得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結果,就像亞裏士多德說的,“人是社會的動物”,有些事情沒法由一個人的力量或本事改變。不過,假設有潛能與公共意識的人不斷為社會付出,這一社會總有一天會好起來,我堅信這一點。


北大培養精英的現狀令人擔憂。如何使得大學生具有良好的能力和公共意識,並將兩者結合運用於社會,對中國未來來說正是“大事”。北大學生很有能力,遠遠超出我預期。但許多優秀學生都嚴重缺乏公共意識,隻是為自己著想,隻考慮能賺多少錢,能確保多大地位,為未來走向有多大好處。毫無疑問,這些意識很純然,一個年輕人不可能沒有。但真正做事的精英不僅如此,還要會替社會思考,並且盡力去把自己的事業、思想與社會的動態、發展結合在一起,追求共同的發展。


對於一名精英來說,自我和社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謀求的則是相輔相成。如果北大學子做不到一點,中國的未來將走向令人可怕的方向。我不知道鄰居清華的情況如何。


本文刊登於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第三眼”2011年4月29日,原文標題為“我的北大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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