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450: 中共黨內權力的製衡與政治體製改革

美學者：中共內部已出現兩大社會經濟利益集團 明鏡網

中共黨內權力的製衡與政治體製改革

美國普渡大學（凱優曼校區）曆史學教授  洪朝輝

一、 導論：“黎安友轉向和反思”

自1989年以來，西方學者出現了認知中共政權的兩難困境與困惑。

一方麵，他們根據政府統治的理論(The Regime Theory)，認定集權製度必定是脆弱的，因為它的合法性虛弱、過度依賴暴力、決策過於集中、以及個人權力淩駕於製度規範等。1所以，在1989年後，許多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和民主理論家都預言，屬於這種集權製度的中國，將加入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2而且，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在1991年認為，中共走向蘇聯和東歐共產黨解體的命運，隻是一個時間問題，3並在2006年時，他再度重申，中共大規模崩潰的所有要素都已具備，而大限的時間不會是幾十年，而隻是在幾年之內。4謝淑麗（Susan Shirk）在2007年也認為，“中國領導人正在被眾多的恐懼所纏繞，因為他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5

其他政治學學者（如Arthur Waldron，Jeffrey Wasserstrom和Bruce Gilley）等，也加入這一政治“算命”的行列。6尤其是章家敦（Gordon Chang）在2001年，給出了一個中國崩潰的明確時間，即2011年；7Bruce Gilley也認為，從2005年開始，中共的“殘局”（endgame）將開始。8而著名的民主轉型問題專家Larry Diamond，在2006則認為，“中國不可能既維持完全而又封閉的政治壟斷，又維持（統治）穩定。一些（自由的）東西必將出現。這也許不會在10年之內出現，但我很有信心地認為，這將在25年內出現，也許10-15年”。9基於西方研究蘇聯問題的專家，都沒有猜中當初前蘇聯何時崩潰所出現的集體尷尬，所以，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再度尷尬，一些學者就不惜自己一生所積累的學術聲譽，冒險對中共崩潰的時間進行算命。盡管學術風險很高，但一旦預言成真，學術收益也極大。

但另一方麵，根據中國20多年來的發展，以自由派中國問題專家著稱的黎安友(Andrew Nathan)等研究中國政治的西方學者，開始反思當初預測中共政權垮台的誤判。10黎安友表示，一些經典的關於集權體製的西方理論，無法適用於中國，因為中國20多年來的發展已經證明其政權是具有適應和恢複的能力（resilient）。11

針對集權體製能否重獲活力和新生的問題，Talcott Parsons曾經認為，全能的專製製度（totalitarian regime）隻要滿足下列四大條件，是可以適應現代社會並繼續生存下去：一是放棄烏托邦式的意識形態和魅力型的領導人；二是促使大批技術官僚掌權；三是引進複雜和專業的官僚製度；四是減少對個人言論和行為的控製。12而Richard Lowenthal則認為上述的適應性行為，並不能改變全能專製製度的特征。13對此，黎安友認為，在不將專製製度過渡到民主製度的前提下，中共已經完成了上述四大改變。14

同時，根據2002年中共十六大的權力更替，黎安友稱讚有加，認為十六大增加了權力更替的正常性，在提拔政治領袖時，增加了精英而不是派別的考慮，在政權內增加了體製的多元性和功能的專業性，並為政治參與和民眾上訪建立了製度，由此加強了中共在公眾心目中的合法性。借助這些變化，中共就得以更好地適應和生存（adaption and survive）。15所以，黎安友在2009年承認：“天安門事件過去20年後的今天，中國集權專製適應和恢複的能力仍然使人驚訝”，16並認為，研究中共專製製度的適應和恢複能力，也許能夠有助於推動比較專製製度研究的複興。17

尤其是，黎安友開始意識到，中共統治的適應和恢複能力之出現，與中共體製內部權力的平衡存在關係，因為在中共選擇最高領導人的過程中，派別因素的減少，有助於產生能力卓越的領導集體，並在黨內“平衡”地代表不同的派別；而且由於缺少一個或二個控製一切的人物，所以導致決策過程的日趨集體性。18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共內部的派別不再存在，而是他們的權力是在一個“互相平衡”的結構之下運作，並都從中共的曆史中吸取了教訓。19

與黎安友的反思相呼應，Bruce Dickson在2006年也表示，“中共並沒有處於頻臨崩潰的危險。。。。盡管中國麵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但它已經不斷地證明自己是能夠適應的（adaptable），並擁有足夠的恢複能力生存下去”，而且，“中共不斷強調提高執政能力，已經說明第四代領導人試圖在不進行根本性的政治體製改革的前提下，尋求自我生存的戰略”。20沈大偉（David Shamebaugh）也認為，“中共仍然是相當的強大和富有恢複能力的製度”，中共所麵臨的問題和挑戰，還不足以展示中共“係統性崩潰的真正的可能性”。21

黎安友反思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它反映了西方一些學者對過去二十年來中國政治認識的基本變化脈絡，也是代表黎安友本人“過去對中共和中國政治改革持悲觀和批判觀點的重要變更”。22首先，他們曾經認為，一個具有恢複和適應能力的政治體製必須具有製約和平衡的機製，而中共是一個集權的體製，既沒有製約，更沒有平衡，所以，中共政權是沒有適應能力的，甚至是不可能持久的。

其次，麵對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共政權不僅沒有崩潰，而且充滿恢複和適應能力的曆史事實，這些西方學者一方麵沒有改變基本的價值和信念判斷，即製約與平衡是一個政治體製生存和發展的前提，這是一個普世價值，不能也不應修正；但另一方麵，他們的觀點中開始出現一個新的學術假設：中共內部也許存在一些具有中國和中共特色的製約和平衡機製。

最後，為了實證研究中共內部是否存在製約與平衡的機製，其中一個切入點就是研究中共九位常委產生的過程，旨在觀察最高中共領導人的產生，是否經過長期的博弈和妥協？尤其是九位常委在擔任常委前和擔任常委後所表現的執政偏好和政策優先，是否代表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集團和特定的區域利益？

對此，Richard Baum認為，“關於列寧主義（國家）轉型的成功例子，是史無前例的。所以，就不存在第二手的研究文獻（可供參考）。這樣，中國和中國政治研究的領域就進入了獨一無二（sui generis）的領地。以前集權製度轉型的例子，已經不足以解釋或預測中國進化的問題。”23

同時，沈大偉列舉了前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崩潰的近70個因素，並比較了蘇東共產黨和中共的異同，試圖找出到底有多少可以置中共於死地的因素。其結論是，在21種經濟因素中，中共隻有六種與蘇東崩潰前類似，占29%左右。在15大政治因素中，中共也隻存在5個，占三分之一。但在11個社會因素、8個文化因素、5個壓製性因素和3個國際因素（排除與中國無關的3個因素），中國分別占了8個（73%）、6個（75%）、3個（60%）和2個（67%），遠遠超過經濟和政治因素。24所以，中共與崩潰前的蘇東共產黨相比，最大的不同是表現在經濟上（29%的相似度），可見經濟是中共不致崩潰的最重要功臣。同時，中共在政治適應方麵的成果顯著，與崩潰前的蘇東共產黨相比，隻有33%的相似度。但在社會、文化、壓製性和國際方麵的因素，都超出了60%以上的相似度。中共的潛在危機主要表現在社會、文化、壓製性和國際因素。

二、建立中共內部權力製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黨務改革和黨內民主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重點，而建立與完善中共高層權力的平衡與製約機製，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中之重，但這一重中之重的可能突破點則是允許和建立黨內派係的公開化、合法化和製度化，旨在鼓勵健康、良性的黨內派係之間的競爭與監督，建立製度化的一黨多派體製。

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存在一個誤區，以為黨內分派是一種負麵的政治腫瘤，因為這是對製度化、一元化和精英合作政治的反動，似乎黨內派別越弱化，製度化民主越有效。25其實，毛澤東早就認識到，“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承認和構建黨內派別體係，既有助於中共獲取活力的新資源，更能強化中國特色的製約與平衡模式。

筆者曾在2007年10月發文提出，中共十七大所產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經出現了黨內派係的輪廓。26李成在2009年，也提出“政敵團隊”（team of rivals）的概念，認為自從十七大後，中共出現了習近平和李克強雙接班的格局，說明中共內部已經出現了一黨兩派的新活力。27王飛淩也提出，承認黨內有派，既是中共政治現實的反映，也有助於推動自上而下的精英民主政治。28盡管沈大偉對這種黨內派別民主表示懷疑，因為一個列寧主義的政黨已經花費了它們全部的製度生命，嚐試消滅黨內的宗派主義，但他並不排斥一種可能性：即在一黨體製下，創造互相競爭的選民（competitive constituencies within a one-party system）,與香港和新加坡模式類同。29

對此，筆者以為，建立中共黨內合法化、製度化的派係體製首先存在三大必要性。

其一，慘痛和殘酷的中共黨內鬥爭的曆史教訓，提醒目前在位的執政者，應該而且必須為黨為己留一條製度性後路。當林彪在1966年，幫助毛澤東整掉反對派劉少奇時，殊不知，在5年後的1971年，自己死得更慘；當華國鋒幫助鄧小平打倒“四人幫”之後，不出5年，自己也成了黨內鬥爭的犧牲品；同樣，趙紫陽在1986年聽任“元老們”對胡耀邦進行非製度性地整肅，3年後，自己也“銷聲匿跡”，軟禁至死。不斷重複的黨內鬥爭的零和遊戲，應該給在位者一個警示：如果沒有建立保護黨內不同政見者的製度，明天的你和我，都有可能成為昨日的劉少奇、林彪、四人幫、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了避免“殘酷打擊、無情迫害”的悲劇再次上演，需要給黨內持不同政見者一個製度性的生存空間，你可以活，但不一定要他死。

其二，和諧社會和以人為本的國策也要成為一項黨策，必須而且應該落實在黨內，而不是僅僅局限於對黨外弱勢團體的灑淚同情。在理論上，“以人為本”的實質是，隻要是人，不管是好人、壞人、甚至犯人，都需要得到平等地尊重。但在目前，“以人為本”更多地是強調把窮人當作人，而沒有把黨內的政敵也當作人，對他們既不人道，更不給尊嚴。其實，影響和諧社會的要素主要是政治和經濟，關愛窮人隻能促進和諧的經濟社會；隻有善待黨內外不同政見者，才能建設和諧的政治社會。所以，建立具有人性、人道、人本的黨內派係製度，既是中共黨建的必要，也有助於強化國家的“軟”“巧”實力和社會的長期穩定。

其三，黨內有派，能夠最大限度地建立和完善黨內的監督和平衡機製。一個黨能否“偉大、光榮、正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黨內是否存在健康、有效的糾錯機製，而不同派別和不同政見的合法存在，則是黨內糾錯機製的組織保證和製度保障。毛澤東關於黨內路線鬥爭“七、八年來一次”的睿智判斷，深刻表明，中共的政治生態決定了七、八年來一次內鬥的必然性。但這種不斷來一次的根本原因，則是黨內沒有反對派存在的合法土壤，隻能導致黨內定期性地來一次地震。如果存在一個製度化與合法化的派係體製，那麽，黨內的張力就有可能每時每刻得到釋放和紓解，也有可能化潛規則為明規則、化陰謀為陽謀、化無序權鬥為有序競爭，為不同政見的黨員幹部保留知情權、監督權、質詢權和組派權。

除了必要性外，建立製度性派係還存在三大可能性。

一是2000年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吸納資本家入黨、中共黨內出現階級分層以來，30以及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後，中共第四代領導人提出發展新戰略以來，中共黨內已經出現不同利益團體的雛形，為他們的製度化分野提供了組織基礎和思想條件。例如，自2002年以來，胡錦濤提出了與鄧小平和江澤民不同的中國發展戰略，包括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與和諧社會。於是，超常和超速的發展不再是唯一的硬道理，一部分人的暴富也不能贏者通吃，必須為大眾的共同富裕提供分餅的機會。而且，穩定壓倒一切的傳統思維，已難以保證社會可持續地高質量和諧。這樣，不同的發展戰略和思想路線，必然影響和反映在不同的組織路線和人事安排，為黨內派係的出現提供可能。

二是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後，中共內部的派係分野日益清晰。2007年10月，筆者認為中共內部已經出現類似美國民主黨人vs.共和黨人的兩大社會經濟利益集團，而不再是西方普遍接受的改革派vs.保守派、團派vs.太子派、上海幫vs.非上海幫。根據社會經濟利益不同所出現的分歧，中共黨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資本vs.勞動、沿海發達地區vs.內地落後地區、中央大政府vs.地方強政府。具體而言，提倡社會和諧、公平公正、財政傾斜、減輕農負、幹預股市、強調環保、控製房價、照顧弱勢的集團，就是中共內部的“民主黨人”。作為對比，哪些主張“發展就是硬道理”、拆房占地、扶持資本、改善投資環境、減少中央和行政幹預、促進股市和房市自由發展者，更與美國的共和黨人相近。31對此，李成在2007年也認為，現存的政治體製是以兩個主要的派別所結成的“兩黨”（bipartisan）聯盟為特征，一個是精英派(elitists)，一個是平民派(populists)，這樣的體製將導致“政治遊說更具透明，派係政治更具合法性，選舉更具規則和真實”。32中共派係的社會經濟分野已成可能。

三是根據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作為參照，並考察九位常委在擔任常委前後所表現的政策偏好和執政優先順序，就有可能了解九位常委所代表、所側重的社會經濟利益集團。例如，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具有“民主黨人”的情懷，更多的是同情弱勢團體、追求和諧發展。33加上賀國強，因為受製於中紀委書記的職位，決定了他的執政優先隻能是不斷地打擊貪官、抑製特權。34作為對比，習近平、吳邦國、賈慶林，更類似“共和黨人”，他們都曾是最發達的沿海地區的地方首長（包括上海、浙江和福建），（習近平的博士論文也是論述中國農村的市場化35），自然對市場經濟、私有經濟、外資開放更加情有獨鍾，而且傾向弱勢的中央政府、強勢的地方政府，更樂於推動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36至於李長春（主管宣傳）和周永康（主管政法），由於他們的職務要求，決定了他們的優先隻能是維穩，而不是維權，也隻能側重法治和專政，而不是自由與寬鬆，所以，應該也屬於“共和黨人”之列。37而且，中共常委的不同社會經濟觀點已經影響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各級省市政府主要官員的政見歸屬和人事分類。例如，汪洋、李源潮等傾向於平民或“民主黨人”，而薄熙來和王岐山等更適合加入精英派或“共和黨人”的行列。38中共派係的雛形已經出現，這是不以人和黨的主觀意誌而轉移的。

必須指出，無論使用“改革派、保守派”、“團派、太子派”、“精英派、平民派”，還是“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的觀察視角，都應避免強烈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無論什麽派、什麽係，都不存在誰好誰壞之別，它們隻是一個社會經濟急劇分化和發展的必然產物，任何人為和“黨為”地強烈壓製，既違反中共文化運作的規律，又有可能被這些建立在中國社會經濟現實之上的規律所懲罰。其實，這些中共高層的立場與觀念隨時可能發生變動與消長，今天的“民主黨人”很可能成為明天的“共和黨人”，反之亦然，沒有永恒的派別，隻有永恒的利益。

最後，本文想借用一位老同誌講過的一句話，“文化的改變至少需要60年，經濟體製變革需要6年，政治體製變革隻需要6個月”。39此話的真諦在於，目前的政治體製改革不再是能不能和行不行的問題，而是敢不敢和願不願的問題。比較於文化和經濟變革，政治變革見效最大、速度最快，當然政治風險和經濟成本也最高。基於此，在中共黨內建立製度化、合法化、人性化的派係體製，體現了政治體製改革的黨內先行、精英民主、自上而下三大走向，而且，其風險最低、成本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