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道民風之 九十二:曾國藩故居前的思考

十月紀行之3：曾國藩故居前的思考

1990年代初，一部三卷本的曆史小說《曾國藩》風靡大江南北，以此為開端，中國社會興起了一股曾國藩熱。上至知識名流，下至官場小吏，甚至尚在求學中的莘莘學子，無不以師法曾國藩為時髦。曾幾何時，曾國藩在曆史教科書上還是鎮壓太平天國的劊子手、反動地主階級的代表，在一夜間突然走紅，大有充當萬千人精神導師的勢頭。

十月，湘鄉鄉間荷葉塘秋色迷人。陽光下的塘中荷葉，雖沒有春天亭亭玉立的迷人風致，但充滿了收獲季節時特有的色彩，莖葉間透出少許慵懶。片片荷葉波瀾不驚，秋風吹過，微微點頭，頗有幾分醉人的氣息。建於150年前的侯府富厚堂，稍顯突兀地矗立在村野，仿佛在宣示著一個成功者的得意。

當我走進毅勇侯府的大門，穿過寬闊的庭院，遊覽在布滿褒獎牌匾和自勉題詞、曾經普通人難以涉足、深深似海的侯府時，一個念頭一直在我的心頭縈繞：曾國藩的人生軌跡到底透露出怎樣的時代特征？他的成功，之於時代，之於今日意義如何？他與太平軍之間不共戴天的仇恨該如何解讀？人們對於他和死敵洪秀全的評價為何至今仍有著如此之多的尖銳分歧？

塵埃雖早已落定，下蓋棺之語卻並不容易。透過這座號稱中國第一鄉間侯府，我們或可捕捉到曾國藩及其家族生活若幹斷麵，讓我們得以從曆史幽暗的深處，感受到某種糾結不清的情緒，體驗到一種難以言說的蒼涼。

 

兩個士子的不同“仕途”

 

說起湖南的曾國藩，就不能不提廣東的洪秀全。如果不是洪秀全平地裏弄出個太平天國來，以曾國藩的進取心和能力，有望再繼續在其已經騰達的仕途上更上層樓，但即便有機會進入當朝賢臣之烈，也擺脫不了終老於官場的結局，絕不會像後來那樣，在曆史上天空中閃亮恒久，受人膜拜，當然也曾受人咒罵。

曾國藩和洪秀全，兩人年齡僅相差兩歲零50天，家庭境況也大致相當，都是處於普通農民和縉紳之間。據說，曾國藩的父親曾經過16次科考，最終在50多歲時考上了秀才；而洪秀全這個家境較好的農家子弟，幼年時的聰穎在小山村裏頗有點名氣，以至於同族的人都願意共同出資來培養他走功名之路。

類似的家庭出身，共同的科舉理想，這兩位嘉慶皇帝的子民，雖然遠離千裏，但在人生事業的追求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那就是走科舉之路，取功名，追求富貴榮華。然而，科舉場上的不同遭遇，使他們走上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

1833年，曾國藩在縣試中順利考取秀才，第二年，即1834年在躊躇滿誌中入讀嶽麓書院，並乘勝追擊，於當年考取舉人。1838年，曾國藩在會試中中了三甲，賜同進士出身，而後又在殿試中排名提前。至此，曾國藩仕途的障礙已全部排除，“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這一封建社會所有讀書人的最高夢想，已告實現，擺在他麵前的，是一條康莊大道。

而洪秀全的仕進之路就要坎坷得多。或許是因為他的四書五經讀得不到家，也許是因為他沒有在八股文上下苦功，也許是科場腐敗，總之，這位13歲就被選為童生取得秀才考試資格的他，卻連考四次都沒有跨過功名漫漫路途上的這第一道坎。其中第三次考試時他剛剛23歲，而在同一年齡，曾國藩已經順利掃平了仕途上的第一道障礙。據說，洪秀全生性暴躁，可以想象屢試不中對他的打擊有多大。據說，這一次考試失敗後，他在廣州城裏一病不起，以至要同鄉們花錢請人把他抬回花縣老家。

第三次考試失敗暗中已經為洪秀全以後人生路的陡轉埋下了伏筆。回鄉後他不但做了一個改變曆史的夢，而且也是此時，他從傳道士那兒得到了一本宣傳督教的小冊子。然而，病中之夢和異邦宗教的衝擊，並未徹底讓這位20多歲的青年徹底放棄博取功名的努力。畢竟，在那個年代，功名的誘惑力太大，而社會主流價值觀從小就對人進行洗腦，要想放棄，並不容易。因此，雖然對於當時社會他已產生了嚴重不滿，但隻不過發發牢騷。盡管對功名之路有點心灰意冷，但還是沒有下決心與其徹底決裂，因此，6年之後，他又一次奔赴廣州的考場（這點與洪仁幹頗相似，洪仁幹在金田起事後甚至還偷偷去廣州考了一次試），最終仍以失敗告終。這次打擊之大，對其心靈創傷之深，估計非洪秀全本人，難以體會。總之，到此時，洪才徹底斷絕了功名之念。

在封建社會，科舉之路就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因此，類似洪秀全這種屢試不第的情況可說是一種普遍現象，換作其它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一次又一次考場挫敗，頂多是忘掉年幼時的豪情壯誌，磨平曾經的鋒芒，回到鄉間，過上半教半耕的生活了。倘若此，就不會有那後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也就不會有他與曾國藩在戰場上的生死博殺。

然而，對於心誌頗高、性情暴躁，又背負著全族人期望的洪秀全來說，要讓他接受殘酷現實，歸於平淡，實在是太難了。或許他還沒有到吸收道家思想來平衡自己儒家抱負的年齡，或許個性桀驁的他字典裏根本沒有“妥協”二字。此時，他甩下一句狠話： “再也不考清朝試，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後要自己開科取士！”然後，他就開始去忙他的拜上帝會的事業去了，也正是從此，開始一步一步地走上了不歸之路。

 

地域環境的催化劑

19世紀上半期，統領中國的主流思想或官方意識形態，仍然是儒家學說。曾國藩和洪秀全，這兩個以博取功名為目標的讀書人，雖然遠隔千裏，最初的價值觀卻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升官發財享受榮華富貴。但是，地域文化的差異對他們走上不同人生路產生了重要影響。

近來研究者普遍指出，曾國藩的崛起，與嘉道之際湖南流行的理學有關。曾國藩曾從理學中學習致世之用的思想，而其一生的成就和作為，又再次在經世致用從思想到操作層麵都推上了一個高峰，對所謂的“湖湘學派”的形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曾國藩重視學習，到處拜訪名師，他強調日常行為的修煉，強調克已複禮，這種嚴格的修煉和學習，對其功名之路的順暢起了很大作用。而終其一生，他也始終踐行這種儒家價值觀，其人生之路被人概括為“拚命讀書，拚命做官”。以至於他的家書，很多也是談如何讀書，如何加強自我修養，如何為人處世這類事情。

和所有傳統文人一樣，曾國藩到了一定年齡也開始“儒道互補”尋求某種心理的平衡，在治軍中，他更是汲取法家思想，但觀其一生，儒家思想仍是支配其行為的主體思想。曾國藩始終是一個衛道士，政治上他捍衛清庭的統治，思想上捍衛儒家思想，而從始至終，在他身上看不到什麽叛逆的思想。

洪秀全則不同，叛逆的個性和科舉的失敗使其逐步走上離經叛道之路。當時廣東對外開放和異邦宗教的傳播，則為他的叛逆由精神上升為行動提供了土壤，為其反社會的“大逆不道”之舉提供了一個發泄的出口。在封建社會科舉史上，像他那樣屢考不中的讀書人如恒河沙數，但在科舉失意之後，毅然決然地搗毀孔子像，洪秀全恐怕是千年來的第一位。而此舉，顯然不僅與洪的個性有關，更與當時廣東地區基督教流行有關。因為，洪秀全的搗毀孔子像之後，並沒有變成一個無神論者，相反，他用上帝的畫像替代之。

個性、科舉經曆以及湘粵兩省文化大環境上的差異，共同造成了曾國藩和洪秀全後來在信仰上的全麵對立。從個性方麵看，洪暴躁、自大，曾理性、克製。從科舉之路方麵看，一個一帆風順，一個極不得意。從地域文化上看，湘省充滿了忠誠的儒家思想，粵省則打開了一扇外邦宗教價值觀的窗，使得矛盾的爆發借著宗教的外衣而行。

 

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對立

隨著時間的推移，曾國藩的儒家思想和經世致用結合得愈加緊密，令其事業日勝一日，而洪秀全卻借用被扭曲了的基督教為武器，全麵地批判孔教，構造了具有邪教特征的拜上帝教信仰體係。他將孔教列為罪惡的根源，曾說“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

日後，曾洪兩人在戰場上相遇，曾國藩言必稱洪楊為 “賊”，而洪秀全則稱曾國藩及整個滿州人、讀孔家書的人、當官的人、地主階層的人為“妖”。一個是殺“賊”務盡，一個是除“妖”不留情。兩人從最初擁有共同理想，到最後在意識形態上陷入尖銳對立。

太平軍的《奉天討清檄文》和曾國藩的《討粵匪檄》將雙方信仰上的對立淋漓盡至地表現出來。太平軍從華夷之辯出發，高舉反滿大旗，宣揚一個天國的理想。“滿洲乘釁，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民人。。。。。。” ，“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

這些充滿戰鬥激情的文字，高舉上帝旗幟，反滿反傳統，對困苦的下層民眾顯然極具鼓動的效果，也在最大程度上引爆了明亡以來潛伏於民間的反滿情緒。

而反觀曾國藩的檄文，避實就虛，不談華夷之辯，將炮火對準太平軍砸壞傳統文化的行為，訴諸人們天下大多數人對於傳統文化的崇敬之情。“自唐虞三代以來，曆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

為了增強已方的戰鬥力，曾洪用各自的信仰來給軍人洗腦，這使得太平軍與湘軍之間的戰鬥極其酷烈。也正因為此，太平洋從興起到滅亡的13年間，發生的戰鬥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史無前例。

 

走出尊貶的陷阱

曾國藩從承辦湘省團練開始，到攻破天京城，徹底絞殺太平軍殘餘，共十餘年。其間經過多場惡戰，贏得不容易。滅“賊”之大功，奠定了他作為同治中興頭號名臣的地位。這種成功，恐怕是他當年苦讀四書五經時不敢想象的。一連串頂級的名號頭銜和褒獎，無聲地訴說著當年曾氏家族的榮耀。位於湘鄉荷葉塘的侯府占地廣闊，其氣派程度讓人吃驚。而思雲館前曾國藩親手種下的榕樹和桂樹（意味著榮華富貴），更是驕傲地顯示著主人已經那個時代讀書人所能達到的最高目標。參觀期間，導遊神秘地對遊客們說，攻破天京後，曾國荃搜羅城內美女和無數的金銀珠寶，用多條船不遠千裏運回荷葉塘。導遊滿懷遺憾地告訴大家，這批珠寶如今落在何處是個謎。

相對於曾氏家族的榮耀，洪秀全集團的結局無疑是悲慘的。洪秀全自己服毒身亡，洪仁幹、李秀成等主要部眾被抓後被迫寫下自白書，最後被淩遲處死。洪秀全在廣東老家的族人，被官兵緝拿捕殺者也不在少數。

從曾洪兩人的最終結局，乃至其後數代之人的興衰來看，曾國藩無疑是成功者，洪秀全無疑是失敗者。然而曆史並非全由成功者所書寫。清末、民國、乃至1949之後，圍繞曾洪的是與非，曾幾度反複，幾度糾纏。

給予洪秀全予以至高評價的第一人是孫中山。孫中山故居離洪秀全故居不遠，從小接觸過流散的太平軍士，孫對洪秀全崇拜備至，曾自稱“洪秀全第二”。不過，孫中山頭腦異常清醒，他推崇的是洪秀全的民族主義，即瘋狂的排滿精神。對於其政權的封建性和意識形態的邪教性，有著清醒的認識。孫曾說，太平軍有民族、無民權，有君主、無民主。後來的國民黨早期的主流意識形態，大致也是推崇洪楊的。比如蔣介石，一方麵他非常推崇曾國藩的治兵之策，曾親自增補《曾胡治兵法》，作為黃埔軍校的教材，另一方麵，他對於洪楊的革命精神也是高度讚揚的。

對曾國藩的評價方麵，也幾經反複。在清末的部分知識分子雖然不滿洪楊的毀名教之舉，但對於曾國藩為滿州人出力，屠殺漢族同胞的事，也是頗為微詞的。然而，國民黨後期的意識形態發生了逆轉，一改褒洪貶曾，轉而貶洪而褒曾，其中的原因在於隨著共產意識形態由北方蘇俄傳來，蔣介石及社會上一些人認為其有與拜上帝有同樣的邪教性，視其為我中華傳統的至大威脅。

對曾與洪的評價涉及到多重衝突，既有中外文化的衝突，也有階級的衝突，更有國內滿漢之間的衝突。不同的人乃至不同的政黨，往往從一已之利出發，尊一方而貶另一方，其所選擇性引用的論據，似乎都能自圓其說。正如一百個人眼裏有一百個哈姆蕾特一樣，中國人看三國，也總是無法擺脫尊劉貶曹，或尊曹貶劉的對立式思維。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一書中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為曾國藩翻案，為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馮友蘭的話，恰好道明了困撓人們的對立思維。

然而，曆史有時要比這種二元對立複雜得多，動機和結果也常常呈現出矛盾之處。洪楊之禍的最直接正麵後果，就是將漢人的反滿情緒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為辛亥革命成功創造了條件。而曾氏之衛道，在當時混亂不堪之局勢下，亦為一必然。如果洪揚政權在全國成功，也不可能創造出一個比滿清更好的統治。從維護名教出發收拾洪楊，就今天而言，並不是什麽進步的旗號。曾個人事業上的成功，或許為其後期開展洋務作了一點準備，但就製度和文化變革而言，予社會進步並無其它推動之功。

曾國藩和洪秀全，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末期的兩個死對頭，盡管生前在成與敗、榮耀與恥辱上存在著宵壤之別，但兩者都不代表新的文明。從本質上看，它們都是封建倫理和封建製度的維護者，自始至終，他們都是為了實現他們少年時代致力於科舉時最初夢想，區別在於，一個走傳統之路並獲得成功，一個走叛逆之路，在到達高峰後跌落深淵，區別不在於目的和性質，隻在於道路。

如果明白這一點，我們就大可不必將二者對立起來。這場封建社會末期的蘊含著多重矛盾的慘烈鬥爭，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前的一次矛盾的大暴發。如果明白這一點，那麽也就可以跳出馮友蘭先生的二元對立陷阱。

今天，不管你是遊覽因一句“獨服曾文正”而保存完好的湖南湘鄉荷葉塘的富厚堂，還是參觀因尊為農民起義領袖而得以複原的廣東花縣洪秀全故居，穿過曆史的時空，我們如能跳出一時政治的功利性評價，走出曆史二元對立論的陷阱，那麽我們看到的或許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深重傷痕。

 

曾國藩和洪秀全，個人或有得失，但誰成誰敗，都掩蓋不了這場鬥爭的悲劇性，它隻是一場民族的悲劇，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