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434: 觀點：世界將沿中國軌道而行

觀點：世界將沿中國軌道而行
 
Niall Ferguson

現在我們是主宰。”我不知道奧巴馬(Barack Obama)最近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首爾峰會時，是否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頭頂上飄浮著的“思想泡泡”裏看到了這樣的話。如果說總統希望看到什麽變化的話，那麽他可以確信——就中國的貨幣政策而言——他所得到的隻是細微的變化。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在中國人拒絕了他應對全球經常專案失衡問題的建議後，可能也聽到了“現在我們是主宰”這句話。美聯儲主席貝南克(Ben Bernanke)為刺激美國經濟而宣布了新一輪的“量化寬鬆”政策後，也受到了同樣的待遇——中國的一位主流評論員稱其舉動是“失控”和“不負責任的”。

“現在我們是主宰。”這句話毫無疑問是我過去兩周以來在中國反複聽到的一個說法。我之所以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並不是因為我在紫禁城旁的太廟參加了那次光彩奪目、堪與奧運媲美的盛大聚會。鍾樂、武術以及女子鼓樂隊的表演是西方遊客預想得到的東西。真正給我信號、告訴我中國同西方的關係發生了變化的，是我遇到的一些經濟學家所表現出的那種輕描淡寫但卻明白無誤的自信。

成思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晚宴上向我介紹了中國希望成為綠色能源技術領導者的計劃。觥籌交錯之際，中國人民銀行顧問夏斌概述了中國推行全麵私有化方案的必要性，“甚至連人民大會堂也不例外。”而來自清華大學的李稻葵則用完美的英語表達了他對中國博士素質的不滿。

你再也找不出比他們更厲害的人來討論當今經濟史上最有趣的這兩個問題了：為什麽在紫禁城建成五個世紀以來，西方不僅控製了中國，而且還控製了世界其他地區？現在西方處於支配地位的時代正在走向終結嗎？

李稻葵和他的共同作者管漢暉在一篇尚未發表的出色的英文論文中批駁了時下流行的一種觀點，即中國在1800年以前在經濟上一直都和西方並駕齊驅。他們指出，明朝時期(1402-1626)中國的人均GDP停滯不前，遠低於工業革命前的英國。當時中國的農業經濟仍然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生產率低下的農耕作業占GDP的90%。在1520年後的100年間，中國人的國民儲蓄率實際上是負值。明朝末期的中國沒有資本積累，相反，它的資本一直都是在減少的。

加利福尼亞大學歐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曆史學教授肯尼士•波梅蘭茨(Kenneth Pomeranz)所說的東方和西方的“大分流”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甚至已故的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關於1700年中國普通百姓的生活水準要比當時美利堅土地上的民眾生活略為富裕的說法，或許也顯得有些過於樂觀了。不過他估計在1600年，英國的人均GDP就已比中國高出60%時，還是很貼近實際的。

在接下來的幾百年裏，中國仍然停滯不前，甚至在20世紀還出現了倒退，而英語國家卻突飛猛進，西北歐國家也緊跟著它們的步伐。到1820年，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兩倍；到1870年，超過中國將近5倍；到1913年，這一比率接近了10比1。

盡管受到大蕭條的嚴重幹擾，但美國並沒有經曆中國在20世紀中期遭遇的毀滅性苦難，包括革命、內戰、日本入侵、再次革命、人為造成的 荒和再再次（“文化”）革命。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將兩國不同的生活成本考慮在內），在1968年，美國民眾的生活要比中國的老百姓富裕33倍。如果按照現值美元來計算，兩國人民生活水準的差距最大時約為70：1。

這曾是根本性的全球失衡，是幾個世紀以來經濟和政治分流的結果。它是怎麽發生的呢？現在結束了嗎？

過去兩年來，在我為自己即將出版的這本新書開展調研時，我認為西方開發出了“其他國家”並不具備的六個“殺手級程式”。它們是：

——競爭：歐洲國家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且在每一個君主國或者共和國裏存在著多個互相競爭的集團。

——科學革命：17世紀所有重大的數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和生物學上的突破均發生在西歐國家。

——法治和代議政製：這一最佳的社會政治體係出現在英語國家，其基礎是財產權和財產擁有者權利在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中的體現。

——現代醫學：包括熱帶疾病控製在內的所有19和20世紀的醫學進步都由西歐人和北美人做出。

——消費社會：發生工業革命的地方不僅擁有提高生產力的技術，還會對更多、更好、更便宜的商品產生需求，而這種需求是從棉織服裝開始的。

——職業道德：西方人最早將更廣泛而密集的勞動和更高的儲蓄率結合在一起，從而促進了資本的持續積累。

這六個“殺手級程式”曾是西方取得優勢地位的關鍵。我們這個時代的故事——可以追溯至日本的明治時期（1867-1912）——就是“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最終開始下載這些程式。這一進程遠非一帆風順。日本人搞不清楚西方文化中哪些是關鍵要素，所以他們最後把一切都照搬了過去，從西方的服飾和發型到對外國進行殖民統治。不幸的是，他們建造帝國的時期恰好是帝國主義的成本開始超過其利益的時候。而亞洲其他大國——特別是印度——在錯誤的前提上浪費了數十年的時光，它們認為蘇聯開創的社會主義製度優越於以市場為基礎的西方製度。

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東亞國家追隨日本效仿西方的工業模式。從紡織業和鋼鐵業開始，沿著價值鏈向上攀升。這時，它們對西方程式的下載也變得更具選擇性。競爭和代議政製在亞洲的發展中並未發揮重大作用，相反，亞洲國家更關注科學、醫學、消費社會和職業道德（那裏的新教徒人數比馬克斯•韋伯(Max Weber)預想的要少——韋伯發現，新教徒更具有資本主義精神。他們傾向於學習經濟、金融、理工科、醫學等等，在社會上從事的職業也多是收益較高的職業，賺錢欲望旺盛[譯者注]）。如今，新加坡在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競爭力排行榜上位列第三。香港位列第11位，接著是台灣（第13位）、韓國（第22位）和中國（第27位）。從曆史上來看，這大致也是這些國家推行經濟西方化的先後順序。

現在，中國的人均GDP是美國的19%，而在30年前經濟改革之初，這一數字僅為4%。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早在1950年的時候就達到了這個水準，台灣在1970年、韓國在1975年也先後達到了這一水準。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公布的資料顯示，新加坡現在的人均GDP比美國高21%，香港與美國大致持平，日本和台灣比美國低大約25%，韓國則比美國低36%。隻有蠢人才會打賭中國在未來幾十年不會沿著同樣的軌跡發展。

中國的工業化革命規模最大、速度最快。在26年的時間裏，中國的GDP增長了10倍。而英國在1830年後花了70年的時間才實現了4倍的經濟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資料，中國占全球GDP的份額（按現價計算）將於2013年超過10%。高盛(Goldman Sachs)進一步預測說，中國的GDP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正如它最近超過了日本一樣。

然後，從某些方麵看，亞洲世紀已經來臨了。中國在全球製造業的份額在過去10年間已經超越了德國和日本，並即將超越美國。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早已坐上了世界超大型城市的頭號交椅，孟買緊隨其後，而美國的城市卻都望塵莫及。

沒有什麽比隱隱逼近的美國財政危機更能確定無疑地加快全球經濟力量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希臘因為債務收入比高達312%而早已陷入絕境。但是根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資料，美國的債務收入比已經達到了358%。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預計，聯邦債務需要支付的利息將從目前占聯邦稅收收入的9%上升至2020年的20%，2030年的36%和2040年的58%。唯有能夠印製世界上最主要儲備貨幣的“過度特權”給了美國喘息的機會，但是這種非常特權正在受到來自中國政府越來越多的攻擊。

對於很多評論員來說，美國聯邦儲備局(Federal Reserve)重啟量化寬鬆政策似乎是要點燃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奧巴馬總統9月份在紐約宣稱，如果“中國人不采取措施”停止對其貨幣的操縱行為，“那麽我們還有其他的手段保護美國的利益。”中國總理溫家寶迅速對此作出了回應，“不要壓人民幣升值……中國出口企業將大量倒閉，工人將失業，農民工將返鄉，社會很難穩定。如果中國經濟和社會出現問題，將會給世界帶來災難。”

這樣的你來我往像一出皮影戲——中國一種用人物剪影來表演故事的傳統戲劇。實際上，當今的貨幣戰爭是發生在“Chimerica”——我這樣稱呼中美聯合經濟體——和世界其他國家之間。如果美國不斷地印刷貨幣，而中國仍能有效地讓人民幣緊盯住美元，那麽雙方都將受益。印尼、巴西等國家將遭受損失，它們實際的貿易加權匯率自2008年1月以來已經分別上升了18%和17%。

但是，現在誰從這種夥伴關係中獲益更多呢？由於中國當前的總產值比危機前增長了20%，而美國的總產值現在仍比危機前的水準要低2%，答案似乎一目了然。美國的政策製定者可能會念起“他們需要我們，正如我們需要他們一樣”的咒語，然後擺出預言家的姿態提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那句“經濟上的同歸於盡”的名言。然而，中國人早已製定了計劃，以降低對美元儲備積累和補貼出口的依賴。這種策略並不是要按西方帝國主義模式來統領世界，也不是要將中國重建為“天朝上國”——亞太地區各國來朝的宗主國。

如果要我對中國新的宏偉戰略加以總結，我會用中國方式把它歸結為四個“更多”：更多消費，更多進口，更多向海外投資，更多創新。在每一個方麵，經濟戰略的變革都將帶來巨大的地緣政治紅利。通過更多消費，中國可以減少它的貿易順差，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和它的主要貿易夥伴、特別是其他新興市場的關係會變得更加親密。最近，中國取代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汽車市場（年銷量達1400萬輛，而美國的年銷售量為1100萬輛），而且未來幾年內中國汽車市場的需求預計將會增長十倍。按照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的說法，到2035年，中國的能源消耗將占到全球的五分之一，比2008年的消耗量增長75%。世界煤炭研究所(World Coal Institute)預計，中國2009年煤炭的消耗量占世界總消耗量的46%，而鋁、銅、鎳、鋅的消耗量也接近這一水準。去年，中國使用的粗鋼數量是歐盟、美國和日本的總和的兩倍。

這些資料為上述和其他商品的出口商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中國已經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市場，2009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額占到其出口總額的22%。中國購買了巴西12%和南非10%的出口商品，同時也是日本和德國高端成品的大買家。中國曾經主要是低價製品的出口國，如今它足足占據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五分之一，成為了別國產品最具活力的新興市場。這也為中國贏得了朋友。

但是，中國人有理由對變幻莫測的全球商品價格感到緊張。不然的話，他們應該對過去幾年來巨大的價格波動做出怎樣的反應呢？所以，他們更多地向海外投資是有道理的。僅僅在2010年1月份，中國就向世界上的75個國家和地區的420家海外企業進行了價值24億美元的直接投資，其中絕大多數是亞洲和非洲國家。投資最多的領域是礦產、交通運輸和石油化工。如今，中國的運營模式在整個非洲都很好地建立了起來。典型的交易是利用對高速公路和其他基礎設施的投資換取對礦藏和農業用地的長期租賃，而不過問人權問題和政治腐敗。

不斷增加對海外自然資源的投資，不僅是減少中國受美元貶值影響的多樣化戰略，而且至少還可以增加中國的金融力量，特別是通過其龐大而富有影響力的主權財富基金。另外，它還使中國宏大的海軍擴張計劃變得理所當然。用東海艦隊(East Sea Fleet)副司令員、海軍少將張華臣的話說，“隨著中國經濟利益的不斷延伸，海軍希望更好地保護運輸線路和我們主要海上航線的安全。”中國已將南海列為其“核心國家利益”，並且計劃在巴基斯坦、緬甸和斯裏蘭卡修建深水港。

最後，與認為中國隻配當“加州設計”產品生產線的觀點相反，這個國家正在不斷地加強創新，有意成為諸如世界領先的風力渦輪機和光電板等產品的生產國。2007年，中國申請新專利的數量超過了德國。這是東方崛起大趨勢的一個部分。2008年，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專利申請數量之和首次超過了西方。

“新生”力量對“沒落”力量造成的困境總是令人痛苦的。為了抵製德國的崛起，英國付出的代價的確太過慘重；而當它默默地成為美國的小兄弟時，情形就要容易得多。美國對中國是該遏製還是該適應呢？民調顯示，普通美國民眾和總統一樣不知該如何抉擇。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一項調查中，49%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不希望中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的主要超級大國”，但46%的受訪者持相反的觀點。

許多西方評論員都認為，蘇聯解體之後，適應一個新的全球秩序非常困難。（現在誰還能毫不畏縮地記起關於美國超級強權的討論？）但是，冷戰持續了40多年，蘇聯從未在經濟上有可能超過美國。我們現在正在經曆的是西方主導世界500年的尾聲。這一次，不論從經濟上還是從地緣政治上來講，來自東方的挑戰真真切切。

北京的先生們可能現在還不是主宰。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們不再是學徒了。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是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曆史學教授和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工商管理學教授，其新著《文明：西方與其他地區》(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將於明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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