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其實是比較反感劉曉波的。
原因不是因為他得了炸藥和平獎，也不是他發個憲章，就被人關起來了。
其實俺是反對把他關起來的。
在《漫談中國政治改革》係列中，俺說過這樣一段話：
“第二個，倒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俺如果不找洋人出頭，就被你給打壓下去了。 這個倒確實是一個問題。因為以前中國的外交韜光養晦戰略，搞得一幫子在位子上的人，對友邦驚詫特別敏感。所以一旦有不同意見的人士，大聲鼓噪，馬上就對人家采取保護措施。 又派保鏢保護人家的安全，又要找一個清淨的地方，給人家在裏麵修身養性。 而人家如果一下子，得到洋大人的嚴重關切，馬上又要人家出去放風，到西方極樂世界吃香的喝辣的，繼續忽悠去了 這種做法，當然事實上鼓勵你的內部不同勢力，要跑到外麵去找組織和找領導。而這種做法，自然就會被人罵為內殘外忍，而有悖於一個大國應有的風範。 那麽俺建議的做法，就是正好掉180度。 那就是對內要寬容，對外要強硬。內部的不同意見者，要讓人家說話。對人家說話要有寬容，不要動不動就把人家特殊待遇了。而對外國的幹預，要強硬，不能老讓人家一搭上洋鬼子，馬上就區別對待。 這裏就牽扯到了俺說的，政治改革的第二個原則。”
其實這一段話，就是批評中國政府，動不動就關人，是不對的。
不過俺對他的反感，一個是學術上麵的，因為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全盤西化者。
這裏轉貼一下他的著名的“三百年殖民地”論斷（香港《解放月報》1988年12月號）：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曆史的什麽發展階段?
劉：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必須補課。
問：那麽，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製，因為它麵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麽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曆史變革呢?
劉：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麽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我要引用馬克思“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但曆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麽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麵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紮，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所以按照劉曉波的邏輯，香港繁榮，不是因為中國人民（香港人民）聰明勤勞，而是因為英國人殖民有功。是不是台灣後來的發展，也要歸功於日本人殖民有功（人家日本右翼從來都是這麽認為）？ 還有的關於中國人種低劣的對話，這裏就不貼了。
第二個就是劉曉波在八平方的時候，在天安門的表演。
本來當年那件事，很多有識之士，考慮的是如何在學生和政府之間調停，能夠在讓中國進一步開放的同時，又維持穩定的局麵。
當時是有兩個拐點，一個是在5月19日之前，這個時候，如果能夠做到勸說學生收手，那麽紫陽真人的位置就可以保住。
因為當年盲目的價格改革，導致物價通脹，紫陽真人麵臨下台的危險。但是在學運起來之後，如果真人能夠舉重若輕，把局麵穩住，他的位置將不受到動搖。
因此這個時候的趙派人馬，基本上從開始的鼓動和扇風的行為，改變成為調停和安撫，希望能夠獲得最好的結局。
但是其他希望倒趙的派係和人馬，開始在學生中操作，把整個運動向激進方向演變。
因為隻有運動趨於激進，才可以無法收官。這樣的話，趙是非倒不可了。
然後在519之後，趙派人馬還是希望學生可以撤走。因為鎮壓已成定局，真人本人到了現場，聲淚俱下，希望避免流血。這個時候，大部分趙派人士都是在勸說。
可是有一些人士認為，流血是好事。因為他們認為血流成河，可以導致老共垮台，因此他們渴望流血。當然是流學生和市民的血，不是他們自己的血。
而劉曉波就是在學生們要撤退，避免流血發生的關口，和其他幾個人再次把學生穩在了廣場。
這個是俺比較反感他的主要原因。
當年俺也算是知情人中的一員吧，所以大家隻有扼腕長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