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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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中囯之399: 當曆史遺留問題遭遇法律盲點

(2010-09-04 18:43:14) 下一個
中國紅二代討房記:當曆史遺留問題遭遇法律盲點(圖)

2010/09/04 2010/09/04

南都周刊南都周刊
他們是將軍的後代、紅色資本家的後人,都在為上一代房子遺留下來的問題奔走相告。他們是將軍的後代、紅色資本家的後人,都在為上一代房子遺留下來的問題奔走相告。 他們不是釘子戶,不用自製燃氣彈,他們試圖用中國的《物權法》、《拆遷條例》法律手段,理清並不清晰的產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但發現,遭遇到的卻是法律的盲點。他們不是釘子戶,不用自製燃氣彈,他們試圖用中國的《物權法》、《拆遷條例》法律手段,理清並不清晰的產權,解決曆史遺留問題,但發現,遭遇到的卻是法律的盲點。

南都周刊第33期封麵:紅二代討房記南都周刊第33期封麵:紅二代討房記


紅二代討房記紅二代討房記

他們是將軍的後代、紅色資本家的後人,都在為上一代房子遺留下來的問題奔走相告。他們是將軍的後代、紅色資本家的後人,都在為上一代房子遺留下來的問題奔走相告。 而這樣的個體,在充斥著4000多棟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為一個群體。而這樣的個體,在充斥著4000多棟老洋房的上海,更是成為一個群體。

他們不是釘子戶,不用自製燃氣彈,他們試圖用中國的《物權法》、《拆遷條例》法律手段,理清並不清晰的產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但發現,遭遇到的卻是法律的盲點。他們不是釘子戶,不用自製燃氣彈,他們試圖用中國的《物權法》、《拆遷條例》法律手段,理清並不清晰的產權,解決曆史遺留問題,但發現,遭遇到的卻是法律的盲點。

法學專家楊建順說,這是國有化時期的歷史遺留問題,應該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來處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權法》予以解決。法學專家楊建順說,這是國有化時期的曆史遺留問題,應該按照當時的國家政策來處理,不能用如今的《物權法》予以解決。 因為這個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權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因為這個事情涉及的不是物權法,也不是行政法,而是政策。

康國雄說,房子是小事,他隻是想討個說法。康國雄說,房子是小事,他隻是想討個說法。

 而在史家胡同51號,“紅二代”洪晃已經麵臨騰房結局。而在史家胡同51號,“紅二代”洪晃已經麵臨騰房結局。 她的“房事”沒有產權糾葛,隻是,她的所有記憶都在那裏麵了。她的“房事”沒有產權糾葛,隻是,她的所有記憶都在那裏麵了。


【內文導讀】 【內文導讀】

將軍女兒捍房記將軍女兒捍房記

恩賜的產權恩賜的產權

史家胡同51號史家胡同51號

楊建順:不要對未來過於焦慮楊建順:不要對未來過於焦慮

將軍女兒捍房記 將軍女兒捍房記


胥曉琦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高級將領。胥曉琦的父親是新中國第一批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高級將領。 父親去世後,她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和80多歲的老母親會淪落為訪民,為那間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權走上漫漫的抗爭之路。父親去世後,她做夢都沒想到,自己和80多歲的老母親會淪落為訪民,為那間住了40多年老房子的所有權走上漫漫的抗爭之路。

噌噌噌,一個保安從院子門前走過,突然貓著腰加快腳步,消失在視野裏。噌噌噌,一個保安從院子門前走過,突然貓著腰加快腳步,消失在視野裏。

“現在我一拿相機他們就跑。” 56歲的胥曉琦,將20多年記者職業習慣哂玫攪爽F實抗爭之中。 “現在我一拿相機他們就跑。” 56歲的胥曉琦,將20多年記者職業習慣運用到了現實抗爭之中。

另一棟將拆的樓與胥家相隔20米,現在住著一些保安。另一棟將拆的樓與胥家相隔20米,現在住著一些保安。 這樣的事情,胥曉琦說,隻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這樣的事情,胥曉琦說,隻要她在家,每天都在上演。

今年5月底,她在網上公布了一段視頻:視頻的開頭,胥曉琦加上了這樣的一句話:開國將軍胥治中的女兒講述與母親悲慘現狀,將軍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今年5月底,她在網上公布了一段視頻:視頻的開頭,胥曉琦加上了這樣的一句話:開國將軍胥治中的女兒講述與母親悲慘現狀,將軍留下的房子快保不住了。 畫麵中,她在前麵一邊倒退一邊拍攝,小區的保安隊長,帶著4個保安,緊追著她,一路追,一路罵,直到到了胥曉琦家門口時,視頻裏,那個保安隊長還在繼續布置手下:“後麵兩個,前麵兩個,給我接著罵!”畫麵中,她在前麵一邊倒退一邊拍攝,小區的保安隊長,帶著4個保安,緊追著她,一路追,一路罵,直到到了胥曉琦家門口時,視頻裏,那個保安隊長還在繼續布置手下:“後麵兩個,前麵兩個,給我接著罵!”

 胥曉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陽區雙泉堡甲2號院,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家屬院。胥曉琦的家,在北京市朝陽區雙泉堡甲2號院,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家屬院。 她的父親胥治中,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之一,上世紀60年代,胥治中隨供職單位轉為地方幹部,曾擔任原第六機械工業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她的父親胥治中,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被授予少將軍銜的高級將領之一,上世紀60年代,胥治中隨供職單位轉為地方幹部,曾擔任原第六機械工業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 1994年,胥治中去世後,胥曉琦和年邁的母親李靜,就一起住在這個大院的9號樓,一棟獨門獨戶的雙拚小樓裏。 1994年,胥治中去世後,胥曉琦和年邁的母親李靜,就一起住在這個大院的9號樓,一棟獨門獨戶的雙拚小樓裏。


“雙拚”的意思就是兩家一棟樓,你在東邊,我在西邊,各自有門。 “雙拚”的意思就是兩家一棟樓,你在東邊,我在西邊,各自有門。 這棟樓是國防部1962年成立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時所建,當時胥治中為現役軍人,按職務分配,分到了這座小樓的東半邊。這棟樓是國防部1962年成立國防部第七研究院時所建,當時胥治中為現役軍人,按職務分配,分到了這座小樓的東半邊。 而另外半邊,一直由兩個職務級別較低的家庭合住,此後這兩戶人家搬走,現在改成了臨時工宿舍。而另外半邊,一直由兩個職務級別較低的家庭合住,此後這兩戶人家搬走,現在改成了臨時工宿舍。

盡管,胥治中給李靜、胥曉琦母女倆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處破舊漏雨。盡管,胥治中給李靜、胥曉琦母女倆留下的住房,年久失修,到處破舊漏雨。 不過好歹這個房子也讓母女倆有了棲身之所。不過好歹這個房子也讓母女倆有了棲身之所。 但是,一切從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前修建21號樓開始,就變得不一樣了。但是,一切從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前修建21號樓開始,就變得不一樣了。

買不到的房子 買不到的房子

2000年,國家啟動了部級幹部的房改,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部級幹部住房製度改革實施意見》,規定對於享受部級待遇的幹部現住房,“可租可買”,“除四合院、獨立小樓、按照規定規劃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國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認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則上均可出售。” 2000年,國家啟動了部級幹部的房改,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部級幹部住房製度改革實施意見》,規定對於享受部級待遇的幹部現住房,“可租可買”, “除四合院、獨立小樓、按照規定規劃近期需要拆除的住房、國管局和中直管理局認為不宜出售的住房外,原則上均可出售。”

 已經租住在這棟雙拚小樓裏將近40年的李靜,覺得自己應該有購房的權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要求。已經租住在這棟雙拚小樓裏將近40年的李靜,覺得自己應該有購房的權利,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要求。 2001年7月9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以下簡稱國管局)回復第七研究院說,“9號樓等屬於二層獨立小樓,且住房麵積、占地麵積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屬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慮到住房在你院職工住房集中區中,如你院認為可以出售,請在考慮同意規劃的情況下按有關規定執行。” 2001年7月9日,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以下簡稱國管局)回複第七研究院說,“9號樓等屬於二層獨立小樓,且住房麵積、占地麵積超大,按照房改政策,屬不可售公有住房。但考慮到住房在你院職工住房集中區中,如你院認為可以出售,請在考慮同意規劃的情況下按有關規定執行。”


對於“獨立小樓”這個說法,李靜和胥曉琦並不認同,自家的房子隻是占了東邊的半邊房,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小樓。對於“獨立小樓”這個說法,李靜和胥曉琦並不認同,自家的房子隻是占了東邊的半邊房,並不屬於嚴格意義上的獨立小樓。 於是她們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購買現住房。於是她們多次向研究院要求購買現住房。

2002年9月,政策出現了鬆動。 2002年9月,政策出現了鬆動。 國管局印發《關於發放購房補貼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在“不可售公房”的定義中,去掉了“獨立小樓”。國管局印發《關於發放購房補貼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意見》,在“不可售公房”的定義中,去掉了“獨立小樓”。 於是,母女倆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過去,第七研究院依舊答復說不可售。於是,母女倆再次向第七研究院提出購買現住房的念想,但是3年過去,第七研究院依舊答複說不可售。

從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價已經處於攀升階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單價從4066.7元漲到了6725元。從2002年到2005年,北京的房價已經處於攀升階段,商品住宅每平方米平均單價從4066.7元漲到了6725元。

對不上點的規劃圖? 對不上點的規劃圖?

2005年,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旁邊,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號樓。 2005年,第七研究院決定在9號樓旁邊,建造一座高35.4米的21號樓。

施工隊在21號樓的施工現場,貼出了一張局部施工圖。施工隊在21號樓的施工現場,貼出了一張局部施工圖。 胥曉琦才發現,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胥曉琦才發現,自己家所在的位置,居然是一片空白。 空白是什麽意思?空白是什麽意思? 如果是保留建築,那應該是一個方框﹔如果是擬拆除建築,應該是方塊邊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隻有一個可能,這裏本來就什麽都沒有,竣工後也將什麽都沒有。如果是保留建築,那應該是一個方框﹔如果是擬拆除建築,應該是方塊邊上打叉,如果是空白,那隻有一個可能,這裏本來就什麽都沒有,竣工後也將什麽都沒有。


這讓胥曉琦感到奇怪。這讓胥曉琦感到奇怪。 2006年,她去北京市規劃委申訴,表示擬建21號樓的北牆,距離北邊永久性建築即20號和20B號樓,分別為52米和48米,這中間事實上並不是空地,而是位於此地麵的9號和8號樓。 2006年,她去北京市規劃委申訴,表示擬建21號樓的北牆,距離北邊永久性建築即20號和20B號樓,分別為52米和48米,這中間事實上並不是空地,而是位於此地麵的9號和8號樓。 當年5月,北京市規劃委回復說,“現您所反映的問題為拆遷問題,您所居住的9號樓為擬拆除建築,故許可証規劃總圖中未進行標注。建設單位應按規定予以拆除。”當年5月,北京市規劃委回複說,“現您所反映的問題為拆遷問題,您所居住的9號樓為擬拆除建築,故許可證規劃總圖中未進行標注。建設單位應按規定予以拆除。”

但既然是拆遷問題,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胥曉琦認為,規劃拆遷前,公有住房應賣給個人,再進行拆遷。但既然是拆遷問題,按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胥曉琦認為,規劃拆遷前,公有住房應賣給個人,再進行拆遷。 胥曉琦想不通,既沒有賣,也沒有拆,怎麽能開工呢?胥曉琦想不通,既沒有賣,也沒有拆,怎麽能開工呢? 她開始采取行動阻止蓋樓,要求先拆遷,後施工。她開始采取行動阻止蓋樓,要求先拆遷,後施工。 2006年11月,施工隊終於寫下保証書,答應在胥與甲方達成協議前,不會動工。 2006年11月,施工隊終於寫下保證書,答應在胥與甲方達成協議前,不會動工。 這個保証很快被單方撕毀。這個保證很快被單方撕毀。 2006年11月18日,施工隊突然來了上百名工人,將9號樓圍住,強行開工。 2006年11月18日,施工隊突然來了上百名工人,將9號樓圍住,強行開工。

胥曉琦說,當時近80歲的母親和她,還有鄰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連夜去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上訪,要求與第七研究院談判,說,“你們蓋樓可以,要先拆遷我們。”但結果,被信訪辦的人攔在大門外的傳達室內。胥曉琦說,當時近80歲的母親和她,還有鄰居家的老人及子女一起,連夜去中國船舶重工集團上訪,要求與第七研究院談判,說,“你們蓋樓可以,要先拆遷我們。”但結果,被信訪辦的人攔在大門外的傳達室內。 胥曉琦的母親跪在地上哭著求信訪辦的人,不要把他們從這個家趕出去時,信訪辦的人大聲叫喊:“我管不著,你們愛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去!滾出去!”並帶著保安在寒冷的冬夜,從零點開始,大開門窗凍兩位老人。胥曉琦的母親跪在地上哭著求信訪辦的人,不要把他們從這個家趕出去時,信訪辦的人大聲叫喊:“我管不著,你們愛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去!滾出去!”並帶著保安在寒冷的冬夜,從零點開始,大開門窗凍兩位老人。 胥曉琦的母親在那裏呆了一天一夜,連氣帶餓、連凍帶無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醫院急救。胥曉琦的母親在那裏呆了一天一夜,連氣帶餓、連凍帶無法休息,突然抽搐、昏迷,被送到醫院急救。

交涉無果的情況下,2007年年初,與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鄰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復議。交涉無果的情況下,2007年年初,與胥家有相同遭遇的鄰居,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複議。 胥曉琦說,政府的回復是,“規劃沒有問題,竣工的同時拆遷。”胥曉琦說,政府的回複是,“規劃沒有問題,竣工的同時拆遷。”

但2007年21號樓竣工後,第七研究院並沒有提竣工後拆遷的事,而是一再發出選房通知,以“房改”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邊的安置房。但2007年21號樓竣工後,第七研究院並沒有提竣工後拆遷的事,而是一再發出選房通知,以“房改”為名,要求胥家搬到旁邊的安置房。

 胥曉琦去看了安置房。 胥曉琦去看了安置房。 “我家的麵積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內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還得公攤麵積,這太離譜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當年12月則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達每平方米15454元。 “我家的麵積是297平方米加上20平方米自建,安置房的套內僅209平方米,相差100多平方米,安置房還得公攤麵積,這太離譜了。”2007年1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為每平方米10563元,到了當年12月則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該月北京商品房銷售均價達每平方米15454元。


胥曉琦認為,按照國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製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應該不低於原住房使用麵積,拒絕搬遷。胥曉琦認為,按照國管局2006年9月的《住房製度改革政策解答》,安置房應該不低於原住房使用麵積,拒絕搬遷。 “再說了,那個樓明顯一看質量就達不到部級幹部樓的標準,牆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再說了,那個樓明顯一看質量就達不到部級幹部樓的標準,牆皮手指一碰就掉了。”

於是,胥曉琦再去規劃局上訪。於是,胥曉琦再去規劃局上訪。 規劃局回復說,院方一直沒有報竣工驗收。規劃局回複說,院方一直沒有報竣工驗收。 這與“竣工同時拆遷”,形成了一個死結。這與“竣工同時拆遷”,形成了一個死結。

那些“無緣無故”的謾罵和毆打,也從這時候起,變成了家常便飯。那些“無緣無故”的謾罵和毆打,也從這時候起,變成了家常便飯。 “你知道為什麽連居民都來罵我打我嗎?”胥曉琦說,“我不走他們就不會報驗,不驗收,所有這幾棟新蓋的樓,就都沒有房產証。” “你知道為什麽連居民都來罵我打我嗎?”胥曉琦說,“我不走他們就不會報驗,不驗收,所有這幾棟新蓋的樓,就都沒有房產證。”

56歲的胥曉琦和她83歲的母親李靜還在為這間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奔走。 56歲的胥曉琦和她83歲的母親李靜還在為這間住了40多年的老房子奔走。 母女倆中間放著胥治中的遺像。母女倆中間放著胥治中的遺像。 攝影_劉浚攝影_劉浚


開國將領、原第六機械工業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胥治中的住所。開國將領、原第六機械工業部第七研究院黨委書記胥治中的住所。 攝影_劉浚攝影_劉浚

拉鋸戰 拉鋸戰

從此以後,每天早上,胥曉琦晨練必帶三樣東西:錄音筆,攝像機,相機。從此以後,每天早上,胥曉琦晨練必帶三樣東西:錄音筆,攝像機,相機。 她晨練的強度也和別人不同,“買菜都跑著去”,在社區健身角的太空漫步機上練腿力,動不動一練就一個小時。她晨練的強度也和別人不同,“買菜都跑著去”,在社區健身角的太空漫步機上練腿力,動不動一練就一個小時。 她給記者秀肱二頭肌,“摸摸”。她給記者秀肱二頭肌,“摸摸”。 記者一摸,比一般的小夥子都結實。記者一摸,比一般的小夥子都結實。

談到這些保安,胥曉琦說,“昨天剛跟他們打了一天。”她抱出一尺多厚的材料,裏麵有相當一部分是這裏少數居民和保安,麵向鏡頭作勢欲打的照片。談到這些保安,胥曉琦說,“昨天剛跟他們打了一天。”她抱出一尺多厚的材料,裏麵有相當一部分是這裏少數居民和保安,麵向鏡頭作勢欲打的照片。 胥曉琦說,2007年,蓋21號樓施工隊的工頭也曾經打傷她,把她摔成了腰椎骨折。胥曉琦說,2007年,蓋21號樓施工隊的工頭也曾經打傷她,把她摔成了腰椎骨折。 例如,去年年底,一個女居民無緣無故打罵她,並把她打成輕微傷。例如,去年年底,一個女居民無緣無故打罵她,並把她打成輕微傷。

在胥曉琦的資料袋裏,有關糾紛的照片多得數不勝數。在胥曉琦的資料袋裏,有關糾紛的照片多得數不勝數。 因為糾紛,幾年來她光報警就報了七八十次。因為糾紛,幾年來她光報警就報了七八十次。 這些糾紛大多“無緣無故”,對方往往動不動上來就打,上來就罵。這些糾紛大多“無緣無故”,對方往往動不動上來就打,上來就罵。 曾經做過記者的她,專門買了錄音筆、相機、攝像機,以便隨時拿出來記錄証據。曾經做過記者的她,專門買了錄音筆、相機、攝像機,以便隨時拿出來記錄證據。


“她有病。”國都保安公司的保安隊長躺在床上,輕鬆地對記者解釋著罵人的事。 “她有病。”國都保安公司的保安隊長躺在床上,輕鬆地對記者解釋著罵人的事。 這位姓李的山東人,來這個小區已經9年了。這位姓李的山東人,來這個小區已經9年了。 “她先罵我們的人,我那是還擊。她經常路過門口就罵'狗保安'!根本沒有任何原因,我們的保安都被她罵走4個了。” “她先罵我們的人,我那是還擊。她經常路過門口就罵'狗保安'!根本沒有任何原因,我們的保安都被她罵走4個了。”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物業主任於學東說,自己也看到了網上的那些帖子,隻付之一笑,“顛倒黑白”。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物業主任於學東說,自己也看到了網上的那些帖子,隻付之一笑,“顛倒黑白”。 “你去小區裏隨便抓個人問問,看看人家怎麽說她。現在大家壓力都那麽大,我們物業有那麽多事要忙,哪會有空專門去跟她作對?”他不認為保安隊長的做法過火,卻表示了一定的欣賞,他說,自己有“傲骨”,如果碰到胥曉琦,也一樣會把她罵得“狗血淋頭”。 “你去小區裏隨便抓個人問問,看看人家怎麽說她。現在大家壓力都那麽大,我們物業有那麽多事要忙,哪會有空專門去跟她作對?”他不認為保安隊長的做法過火,卻表示了一定的欣賞,他說,自己有“傲骨”,如果碰到胥曉琦,也一樣會把她罵得“狗血淋頭”。

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房改辦副主任林楚平說,安置房的多孔磚和保溫層是國家強推的,不存在一捅一個洞的情況,“我也住這兒,貼上去保溫效果很好。”他說,9號樓按國家政策,屬於不可售房,研究院收回房子也隻能拆掉,何況小樓必須拆掉,21號樓才能報驗。中國船舶重工集團第七研究院房改辦副主任林楚平說,安置房的多孔磚和保溫層是國家強推的,不存在一捅一個洞的情況,“我也住這兒,貼上去保溫效果很好。”他說,9號樓按國家政策,屬於不可售房,研究院收回房子也隻能拆掉,何況小樓必須拆掉,21號樓才能報驗。

胥曉琦的回應隻有兩個字:“撒謊。”她帶記者來到安置房的外牆,親自徒手撕下一塊牆皮,質問說:“國家會推薦這樣的東西?”胥曉琦的回應隻有兩個字:“撒謊。”她帶記者來到安置房的外牆,親自徒手撕下一塊牆皮,質問說:“國家會推薦這樣的東西?”

不過,取証上的進展,卻是個意外的收獲。不過,取證上的進展,卻是個意外的收獲。

2010年5月,胥曉琦向規劃局申請信息公開。 2010年5月,胥曉琦向規劃局申請信息公開。 她拿到規劃圖一看,一切與施工隊5年前貼在工地上的那張“示意圖”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原來的空白處,曾經不見了的9號樓,被人用鉛筆畫了上去,成了“保留建築”。她拿到規劃圖一看,一切與施工隊5年前貼在工地上的那張“示意圖”一模一樣,唯一不同的,是原來的空白處,曾經不見了的9號樓,被人用鉛筆畫了上去,成了“保留建築”。


於是6月,胥曉琦一紙訴狀,把北京市規劃委告上法庭,指規劃委規劃許可証違法。於是6月,胥曉琦一紙訴狀,把北京市規劃委告上法庭,指規劃委規劃許可證違法。 她始終要為自己居住了幾十年的房子討一個說法。她始終要為自己居住了幾十年的房子討一個說法。 她說,“我這樣'黨的喉舌'─記者,都被們欺壓成這樣,更可見老百姓受的是什麽樣欺壓了!”她說,“我這樣'黨的喉舌'─記者,都被們欺壓成這樣,更可見老百姓受的是什麽樣欺壓了!”

她的代理律師任佳慧說,“起訴的目的不可能是拆除21號樓”,但她希望此舉能促進胥家住房問題得到比較公正的解決。她的代理律師任佳慧說,“起訴的目的不可能是拆除21號樓”,但她希望此舉能促進胥家住房問題得到比較公正的解決。

相關住房問題的規定 相關住房問題的規定

1.領導幹部遺屬的住房問題? 1.領導幹部遺屬的住房問題?

答:(1)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偶,騰退原住房後,可承租或購買一套部級幹部麵積標準的住房。答:(1)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配偶,騰退原住房後,可承租或購買一套部級幹部麵積標準的住房。


(2)已故部級幹部配偶,可以依照承租或購買一套不超出已故部級幹部麵積標準的現住房。 (2)已故部級幹部配偶,可以依照承租或購買一套不超出已故部級幹部麵積標準的現住房。

(3)提高房租增發補貼後,已故離休部級(含)以上幹部配偶承租部級幹部住房的,在⑴、⑵條規定的住房麵積標準以內的新增租金,超過配偶本人租金補貼的部分可免交。 (3)提高房租增發補貼後,已故離休部級(含)以上幹部配偶承租部級幹部住房的,在⑴、⑵條規定的住房麵積標準以內的新增租金,超過配偶本人租金補貼的部分可免交。

2.已故部級幹部的子女能否購買住房? 2.已故部級幹部的子女能否購買住房?

答:在京中央國家機關部級幹部夫婦在廳字[2000]4號文出台之後去世,現住房不符合出售條件的,可與子女協商,調配一套可售部級幹部住房,以部級幹部夫婦的名義購買,再由子女按規定繼承。答:在京中央國家機關部級幹部夫婦在廳字[2000]4號文出台之後去世,現住房不符合出售條件的,可與子女協商,調配一套可售部級幹部住房,以部級幹部夫婦的名義購買,再由子女按規定繼承。

部級幹部在廳字[2000]4號文出台之前去世,其配偶在此之後去世的,以其配偶的名義購買現部級幹部住房,再由子女按規定繼承。部級幹部在廳字[2000]4號文出台之前去世,其配偶在此之後去世的,以其配偶的名義購買現部級幹部住房,再由子女按規定繼承。

部級幹部及其配偶均已去世,子女不能購買。部級幹部及其配偶均已去世,子女不能購買。


3.拆遷出租的公有住房,如何給予補償? 3.拆遷出租的公有住房,如何給予補償?

答:根據《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號)的規定:答:根據《北京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87號)的規定:

拆遷出租的公有住房,被拆遷人可以通過協議收購房屋承租人依法享有的公房使用權或者對房屋承租人進行安置的方式,與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賃關係,由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拆遷出租的公有住房,被拆遷人可以通過協議收購房屋承租人依法享有的公房使用權或者對房屋承租人進行安置的方式,與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賃關係,由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給予補償。

 被拆遷人提供的安置房應當在規劃市區內(在規劃市區外的房屋拆遷除外)、並且使用麵積不低於原房屋使用麵積的,雙方應當重新訂立房屋租賃合同,並繼續執行本市規定的租金標準。被拆遷人提供的安置房應當在規劃市區內(在規劃市區外的房屋拆遷除外)、並且使用麵積不低於原房屋使用麵積的,雙方應當重新訂立房屋租賃合同,並繼續執行本市規定的租金標準。

來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網來源: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網

出處: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住房製度改革政策解答(2006-9-1)出處: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住房製度改革政策解答(2006-9-1)


上海灘最大的花園洋房寶慶路3號,產權官司一打就是五年,曾經鬧得滿城風雨。上海灘最大的花園洋房寶慶路3號,產權官司一打就是五年,曾經鬧得滿城風雨。 攝影_王溶江攝影_王溶江

由於大量証據的湮滅,對於原私房業主的後人來說,仍存在著懸而未決的狀況。由於大量證據的湮滅,對於原私房業主的後人來說,仍存在著懸而未決的狀況。 但那麽多年過去,更復雜的現實是一大批老洋房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漸漸具有了等同於業主的資格,他們討要起權利來,又該怎麽辦?但那麽多年過去,更複雜的現實是一大批老洋房的“七十二家房客”也漸漸具有了等同於業主的資格,他們討要起權利來,又該怎麽辦?

“盛家的後人都陸續搬走了。” “盛家的後人都陸續搬走了。”

上海長寧區新華路329弄32乙號,剛退休的樊左觀光著膀子,指著屋門口的銘牌,向來者介紹自家居住的這座老宅的過往。上海長寧區新華路329弄32乙號,剛退休的樊左觀光著膀子,指著屋門口的銘牌,向來者介紹自家居住的這座老宅的過往。 銘牌上記載:這棟建於1930年的英式喬治王風格洋房,原是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盛宣懷之子盛重頤的宅邸。銘牌上記載:這棟建於1930年的英式喬治王風格洋房,原是中國近代著名實業家盛宣懷之子盛重頤的宅邸。

 門拱挑出的晾衣架上卷拂著衣物,標識著這棟歷史保護建築“被占領”的姿態。門拱挑出的晾衣架上卷拂著衣物,標識著這棟曆史保護建築“被占領”的姿態。 退休工人樊左觀已經在此居住了八十多年。退休工人樊左觀已經在此居住了八十多年。 1958年,他隨嶽父偏居於盛宅西廂的兩個半房間,分別是當年盛家的鍋爐房、金魚房,以及從正廳裏隔出的半間堂屋。 1958年,他隨嶽父偏居於盛宅西廂的兩個半房間,分別是當年盛家的鍋爐房、金魚房,以及從正廳裏隔出的半間堂屋。


這棟帶花園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盛家老宅,目前住著八戶人家,比起上海4000多棟老洋房,平均每棟被十餘戶人家所“割據”的現狀,甚至還顯得寬綽有餘。這棟帶花園占地近2000平方米的盛家老宅,目前住著八戶人家,比起上海4000多棟老洋房,平均每棟被十餘戶人家所“割據”的現狀,甚至還顯得寬綽有餘。

200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將徐匯區大三角地區及建業裏、盧灣區思南路47、48街坊、長寧區新華路211─329弄等8處地區,正式列為歷史文化風貌街區和建築,進行保護與整治的試點。 2003年12月,上海市政府將徐匯區大三角地區及建業裏、盧灣區思南路47、48街坊、長寧區新華路211─329弄等8處地區,正式列為曆史文化風貌街區和建築,進行保護與整治的試點。 在這些歷史文化風貌街區裏,像樊左觀這樣的“租客”,與原業主後人合居的老洋房還有好幾棟。在這些曆史文化風貌街區裏,像樊左觀這樣的“租客”,與原業主後人合居的老洋房還有好幾棟。 32號的斜對門,17號,現今還居住著房子的主人──上海棉紡織業大王薛福生的後人。 32號的斜對門,17號,現今還居住著房子的主人──上海棉紡織業大王薛福生的後人。 樊左觀說,“還經常可以看到老太太在小區裏走動。”樊左觀說,“還經常可以看到老太太在小區裏走動。”

據十多年前便參與操辦老洋房置換的洋房掮客徐建國介紹,薛福生老宅早在1946年時成交價就達到120萬美金,到1958年公私合營時收歸公有。據十多年前便參與操辦老洋房置換的洋房掮客徐建國介紹,薛福生老宅早在1946年時成交價就達到120萬美金,到1958年公私合營時收歸公有。 “現在,它通過落實政策,還給了薛家的後人,但也隻還了其中的五間,有兩間迄今尚被他人占用。” “現在,它通過落實政策,還給了薛家的後人,但也隻還了其中的五間,有兩間迄今尚被他人占用。”

類似薛家這樣的洋房後代,因索要洋房產權而起的爭端,在上海4000多棟老洋房中並不鮮見。類似薛家這樣的洋房後代,因索要洋房產權而起的爭端,在上海4000多棟老洋房中並不鮮見。 但是更復雜的是,像樊左觀這類的一大批老洋房的“租客”,也開始為產權確認傷腦筋。但是更複雜的是,像樊左觀這類的一大批老洋房的“租客”,也開始為產權確認傷腦筋。

弱勢的“房二代” 弱勢的“房二代”


在徐建國看來,薛家後人重新得到新華路故宅的部分產權,一方麵是借了新華路211-329弄被劃為“歷史保護街區”的東風,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薛家後人在美國擔任大法官,“有領導訪美期間,親自出麵指示要對他們家'落政'。”在徐建國看來,薛家後人重新得到新華路故宅的部分產權,一方麵是借了新華路211-329弄被劃為“曆史保護街區”的東風,另一方麵則是因為薛家後人在美國擔任大法官,“有領導訪美期間,親自出麵指示要對他們家'落政'。”

“有影響力的人家更容易得到相關方麵的支持。畢竟,上一代捐給國家,下一代反悔了,很難找出有力的証據,雖然2008年頒布的《物權法》給了'房二代'底氣,但老房子本身的產權不明晰,在確權和具體的法律適用方麵都存在麻煩。”徐建國解釋說。 “有影響力的人家更容易得到相關方麵的支持。畢竟,上一代捐給國家,下一代反悔了,很難找出有力的證據,雖然2008年頒布的《物權法》給了'房二代'底氣,但老房子本身的產權不明晰,在確權和具體的法律適用方麵都存在麻煩。”徐建國解釋說。

相比薛福生後人,居住在上海盧灣區思南路61號的薛篤弼後人嚴圭容就沒有這麽好的邭飭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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