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98: 2009 中國經濟的進與退

2009：中國經濟的“進”與“退”

崔宇

上小學時，同學之間互送新年賀卡時經常引用一句古話──“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是，前進並不都是好的，後退也並不都是不好的，關鍵在於前進的目標是什麽？如果學習的目標是為了成為“四有新人”，或者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添磚加瓦那也無可厚非；如果僅僅是為了謀個一官半職或者為仕途平步青雲添磚加瓦，那還不如被水衝下來隨波逐流。回想中國近現代，大老粗的軍閥很少賣國，反而是一些有點洋墨水的所謂革命先行者為了爭權奪利以愛國的名義賣國。

道不遠人，古今無不同，萬事無不同。中國經濟的“進”也要有正確的目標。如果僅僅以GDP增長為目標，以擴張權力半徑為目標，那麽前麵就是地雷陣和萬丈深淵，還不如退避三舍。如果以經濟結構調整為目標，以就業為目標，以縮小權力半徑為目標，那麽暫時的放棄就是為了將來奪取更大的勝利。

遺憾的是，2009年中國經濟恰恰走在了不甚正確的前進道路上：一方麵，通過天量信貸支持的固定資產投資貢獻了近95%的GDP增長，這加劇了經濟結構的失衡，由於信貸和投資的慣性，也增加了刺激政策退出的難度；另一方麵，在信貸資金和行政權力“偏向”國有企業的背景下，多個行業出現了“國進民退”的現象，這加劇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惡化。

當然，2009年全球經濟似乎都在逆水行舟，都在進與退之間掙紮。各國都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金融救助方案來挽救實體經濟。這期間必然伴隨著貨幣供應量的超常規增長和政府對市場的更多幹預。比如，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了一倍多；美國在通過“舊車換現金”的刺激計劃“保消費”，第三季度消費對美國GDP的貢獻率依然高達67%左右；美聯儲也在擴大權力，增加對衍生產品市場和對衝基金的監管；美國和歐盟諸國也都對瀕臨破產的企業“國有化”或“準國有化”，還對其高管限薪，這當然也可以看做是一種“國進民退”。

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沒有哪個國家願意放棄增長的目標，甚至有些國家不惜用拙劣的貿易保護主義來保出口保增長。有意思的是，以研究“大蕭條”著名的美聯儲主席貝南克認為，“大蕭條”發生的原因除了僵化的金本位製度外，信用危機也是重要原因。盡管金融機構現有和潛在的客戶的信用依然良好，但許多金融機構在衰退中破產，信用網絡也隨之崩潰，為了自保而拒絕放貸，這也導致1929-1930年間的“小蕭條”演變成了1931-1933年的“大蕭條”。

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一幕信用危機再次上演，隻有中國似乎是個例外。中國銀行業無所顧忌的放貸想必會讓貝南克有“他鄉遇故知”之感。按照他的理論，在經濟衰退期間，讓銀行放貸放貸再放貸似乎是正確無比的事情，中國不僅不應該受到指責還應該成為全球的楷模。

但是，貝南克更關心放貸對就業的改善，而GDP增長是次要目標，因為他深深知道“無就業增長”對企業和公眾信心的損害，正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才讓美聯儲在美國第三季度GDP實現正增長後依然堅持低利率政策。如果天量放貸沒有帶來就業最大化，而是帶來了GDP最大化、帶來了經濟結構畸形的最大化和帶來了腐敗的最大化，那麽這樣的放貸就是值得商榷的，貝南克也一定會偷笑。

當然，貝南克的理論也並非真理，按照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解釋，信貸暴增帶來的GDP和就業增長隻是短暫的人為的繁榮，最終結果是破壞了市場自發的資源配置路徑，信貸資源更多地進入長期項目等“壞的投資”領域，而且，整個經濟將首先遭遇資產泡沫，然後持續劇烈的信貸將導致通貨膨脹加速。

中國似乎正在實踐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理論。2009年中國銀行業釋放的天量信貸更多地集中到了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手中。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地方政府瘋狂搞基礎設施，本身不差錢的國有企業四處圈地，房地產泡沫率先泛起，通貨膨脹預期愈演愈烈。盡管中國有嚴重的產能過剩，這理論上可以吸納過剩的資金（中國的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政策似乎就是在吸納過剩的資金），但資金還是會率先集聚在供不應求的商品上，房地產、大蒜和辣椒等都經曆了泡沫的洗禮。

曆史一次又一次告誡我們，是泡沫總會破滅，無論是基礎設施的投資泡沫，還是房地產的投機泡沫。如果天量信貸沒有帶來就業的最大化，反而讓泡沫集聚，在泡沫破裂後，未來幾年中國銀行係統的壞賬將浮出水麵，中國很有可能經曆與西方國家相反的路徑，即從經濟危機轉向金融危機。

天量信貸的另一個衍生品就是“國進民退”，行政權力支配的信貸資金從國有企業向民營企業的頭上砍去。與美國和歐盟等國金融和汽車等行業出現的“國進民退”不同，西方國家接手的大都是爛攤子，而且在竭力避免參與公司治理，而中國的“國進民退”或者是爛攤子接手好攤子，或者是政府先把好攤子擠壓成爛攤子，然後再接手。不管怎麽說，國有企業都是好攤子或者將其包裝成一個好攤子並不是一個好現象，因為國有企業應該進入市場不願意進入的可能虧損的領域，這也是國有企業之所以存在的理由。

另外，這次金融危機可以看作是對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一次革命（或者說反革命），正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後政府增加了監管權力，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又讓自由市場重新奪回了話語權。這次金融危機後政府也必將在經濟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一次又一次的輪回中，或許表明政府和市場並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走向極端是危險的，他們是朋友或者家人，需要各司其職相互扶持相濡以沫。但對於中國來說，政府扮演的角色夠多了，在政府和市場的再平衡過程中，與西方國家相反，政府應該主動給市場留出點位置。

《聖經》裏有句話：“一代人來，一代人去，大地永存，太陽照常升起。”或許我們要試著體會其中的悲劇意味，一代又一代人隨著年華老去，但世界依然故我。難以遏製的權力是大地，也是太陽，我們在上天入地的權力空間裏躑躅前行。記得上小學期間，在同學之間互送的新年賀年卡裏還經常有這樣一句老話──“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當時並不太理解也不知道出處，後來知道它出自李白的《行路難》，裏麵還有這樣一句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權力行路易，權利行路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