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80後中國貧窮大學畢業生殘酷人生(組圖) 中國青年報
“蟻族”絕大多數正處於生理旺盛期，渴望同異性交往，在戀人或夫妻方麵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於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無法在婚姻和戀愛的問題上考慮更多，所以大部分畢業生選擇了單身或同居的方式來生活。
“性—愛情—婚姻”的現狀影響了“蟻族”對生活的滿意度，性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影響身心健康。即使有性生活的人，其性生活的質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點和環境的影響。 
鄭章軍在北京市海澱區小月河曾經租住過的億展學生公寓。本報記者 來揚攝
隨著《蟻族》一書漸為人知，“蟻族”這個新詞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有人驚歎：“原來我們就是‘蟻族’！”也有人開始思考：原來還有這麽一群“蟻族”。
學者廉思和他的團隊，曆時兩年，對北京市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多個大學畢業生聚居村進行了調研。“蟻族”這一群體是怎麽形成的，他們的生活狀況怎樣，他們是否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中國青年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廉思。
絕大多數是“80後”
中國青年報：“蟻族”是個比喻，你能否給這一邊緣青年群體畫一個像？
廉思：“蟻族”這個名字是在今年3月團隊的一次討論時提出來的。我在申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時，使用的是“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從名稱上可以看出，這個群體具有三個特點：高校畢業、低收入和聚居。這三個特點使該群體區別於“校漂族”。後者雖同樣也是高校畢業生，但主要以考研為目的，多半散住在學校內或校園周邊。“校漂族”仍會使用自習教室、食堂等高校的部分資源，但我們的調研發現，“蟻族”多半是全職工作的高校畢業生，不再使用高校的資源，住的地方一般遠離高校，且居住方式呈“聚居”狀態。
如果讓我來給這一群體畫像，他們絕大多數是“80後”，收入不高，生活拮據，工作不穩定。具體來說，他們有的畢業於名牌高校，但更多來自地方和民辦高校；拿著1000元左右的工資，租著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兩頓飯，到工作單位要坐兩個小時以上的公交車。絕大多數從事保險推銷、餐飲服務、電子器材銷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處於失業狀態。他們生活條件非常差，缺乏社會保障，絕大多數沒有“三險”和勞動合同。
中國青年報：你的團隊曾對這一群體進行過問卷調查，是否有一些數量上的精確表述？
廉思：根據我們對546份有效問卷的統計，“蟻族”群體的年齡集中在22~29歲之間，以畢業5年內的大學畢業生為主，稅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 1000~2500元。同時，“蟻族”的基本生活消費相對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為377元，飯費為529元，月均花費總計1676元。多數被調查者都處於收支平衡或略有結餘的狀態。
就工作單位來講，“蟻族”大部分成員（89％）任職於私、民營企業；其中有16.5％的群體成員的工作單位性質為個體經營。有32.3％的調查對象並沒有與工作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36.4％沒有“三險”的保障。
絕大多數來自農村或縣城“弱勢階層”
中國青年報：他們大都來自哪裏？
廉思：被訪者絕大多數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河北、河南、山東等地最多，大部分係外地高校畢業後到北京找工作。從戶籍來看，絕大多數人來自農村或者縣城，但多數通過升學取得了城鎮戶口，又以外地城鎮戶口為主。
中國青年報：他們的家庭背景又是怎樣的？
廉思：從群體整體情況分析，“蟻族”中較低階層家庭的子女更多地獲得較低水平的高等教育資源。整體中父親職業階層為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比例分別隻有 3．5％和8.5％，其中管理人員的比例低於全國的該階層比例；家庭年收入在10萬元以上的隻占到8．2％。可見，這個群體是以中下等階層家庭為主，他們的現狀似乎是父輩的再現。同時，從就讀學校質量來看，超過90％的畢業生畢業於非重點大學。
從群體內部情況分析，父輩家庭背景影響子女教育獲得，分化路徑沿著本／專科、熱門／冷門專業、國民教育／非國民教育係列三個維度進行。管理階層、專業技術人員等優勢階層的子女在更高學曆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輩出率更高；而個體、失業退休者以及工人等較低階層的子女在較低學曆（如專科）中的輩出率更高；此外，商業服務業、農民等較低階層的子女在各個學曆中的輩出率都很低。
“簾子裏隔著的性”
中國青年報：我們在走訪小月河“聚居村”時發現，許多公寓對外出租的床位“男女有別”。女性居住的樓層入口貼著“男士止步”的告示，但走進一些男性居住的房間，有時會不經意看見床邊的高筒皮靴。
廉思：課題組在調研中也曾遇到在男性宿舍留宿女性的情況，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宿舍裏同時居住四個男人和一對情侶。雖然居住空間隔著簾子，但是性生活的質量以及對他人的影響不容忽視。
調查顯示，“蟻族”中未婚人數占調查對象的93％，在未婚者中有49％沒有戀人。與異性同居的人占到被調查對象的23％，但最近一個月內有性生活的人占到被調查對象的33％。從這些數據對比可以看出：“蟻族”結婚的比例小於與異性同居的比例，與異性同居的比例小於最近一個月有性生活的比例，最近一個月有性生活的比例小於有戀人的比例。
中國青年報：“蟻族”是否存在“婚戀困境”？
廉思：“蟻族”經曆過大學階段，有戀人的比例應該明顯高於大學生群體，但與大學生群體對比分析後發現，該群體與大學生群體在此方麵差距很小。“蟻族”的收入水平較低，社交圈子小，戀愛對象的選擇範圍小，整日忙於找工作或工作，談戀愛的機會也少。如果經濟條件允許，該群體的結婚比例應該比較高，但目前隻有 7％。可見，“蟻族”絕大多數正處於生理旺盛期，渴望同異性交往，在戀人或夫妻方麵得到感情上或生理上的支持和安慰，但由於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無法在婚姻和戀愛的問題上考慮更多，所以大部分畢業生選擇了單身或同居的方式來生活。
“性—愛情—婚姻”的現狀影響了“蟻族”對生活的滿意度，性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影響身心健康。即使有性生活的人，其性生活的質量也要受到性生活的地點和環境的影響。如果長期壓抑，可能導致犯罪，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青春為何停靠“聚居村”
中國青年報：“蟻族”到底有多少人？
廉思：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課題組研究表明，僅北京地區保守估計就有10萬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
中國青年報：在你看來，唐家嶺、小月河等地聚居的“蟻族”是怎樣形成的？
廉思：原因可能有很多。從宏觀原因來看，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很大。另一方麵，“蟻族”的形成也受到就業形勢變化和就業政策調整等因素的影響。例如，我國高校自1999年開始擴招，自2003年起,每年都有較前一年更多的畢業生湧向社會。但近年來，社會對高校畢業生需求的增長速度並沒有趕上畢業生數量增加的速度，同時，畢業生就業的市場需求情況並沒有及時成為專業設置、招生人數劃定的“風向標”，使得許多接受了大學教育但卻沒有一技之長的高校畢業生麵臨就業尷尬的局麵。
中國青年報：他們為什麽要聚居呢？
廉思：現有的“聚居村”所在地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同學、老鄉相對集中，群體間容易形成認同感等。此外，由於環城帶地區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開發利用土地相對較多，開發建設速度加快，就業、創業機會相對較多，加之這些地區大量合法和違法建設的出租房屋，使剛剛畢業的大學生在此落腳成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
中國青年報：說白了也就是房價的問題？目前北京市對外地來京大學畢業生的住宿方麵有無相應的規定，如是否將這個群體納入廉租房的受惠範圍？
廉思：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因為戶口限製，廉租房製度惠及不到該群體。北京市已經意識到相關問題，正在積極地通過立法解決。
他們不應被社會忽略
中國青年報：我們知道，螞蟻的群居是有組織的，工蟻采集食物，兵蟻保衛家園，它們各司其職，都聽蟻後的調遣。但在“蟻族”裏，實際上並沒有一個“蟻後”式的人物，而是各行其是。你怎麽看待這種差別？
廉思：這種差別確實存在，但我們采用“蟻族”一詞來命名該群體，主要是基於兩者之間的共性，而共性是主要的。我們調查的情況是，“蟻族”目前並沒有類似蟻群中蟻後地位的“帶頭大哥”存在，而這也是我們要極力避免的問題。
中國青年報：我們在采訪中發現，聚居村中的大學畢業生不僅是鬆散的，而且是流動的。
廉思：“蟻族”存在“轉折年”現象。“聚居村”是一個流動者的聚居地，主要以畢業三四年內的“蟻族”為主體，第四年後的畢業生人數會大幅度減少，畢業五年以上仍然住在聚居村中的“蟻族”隻占了6．8％。因此，畢業後第三年或第四年是“聚居村”中“蟻族”的“轉折年”。所以，我們應高度關注畢業三四年內高校畢業生的心態和動態，這對於消除社會隱患是相當重要的。
中國青年報：“蟻族”成員平時怎樣表達他們的利益訴求？
廉思：“蟻族”作為“80”後社會群體，對網絡的熟練程度是整個社會中較高的一個群體。“蟻族”在遇到與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的時候，大多會選擇采取行動來進行自身利益訴求，而不會選擇沉默。而且，這一群體大多傾向於通過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但同時，這一群體對於罷工、遊行示威等較為激烈的集體行動方式的讚同程度都較低。
雖然這一群體目前參與集體行動的傾向不高，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沒有參與集體行動的傾向，也並不意味著如果任由這一問題擴大，他們未來參與集體行動的傾向依然很低。
在相對剝奪感強烈，生活滿意度低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采取措施改善中國高校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的生活狀況，任由其不滿情緒累積，那麽，未來各種怨恨高度積累、疊加達到集體行動的臨界水平時，一旦出現某一特定事件，在特定情境下，大規模的集體行動可能就會發生。
中國青年報：他們希望政府或社會提供哪些方麵的幫助？
廉思：29.27％的受訪者把“平等的工作機會”作為希望政府提供幫助的首選，其次是“住房政策的傾斜”和“平等的戶口政策”，其他方麵有“醫療政策的傾斜”、“職業技能的培訓”和“充分的就業信息”。
“蟻族”的奮鬥
正在蓄能的光子
曾在唐家嶺租住的狄群，本科就讀於北京一所高校，學的是經濟，他在找工作時很快發現，所學的知識根本用不上。狄群隻能從電話銷售做起。這份工作底薪每月 1000多元,做得特別辛苦才能賺到兩三千元。工作內容就是周而複始地拿著客戶資料打電話，這讓狄群逐漸感覺枯燥。他幹了9個月後辭去了這份工作，花了1 萬多元參加培訓班學習了手機係統編程。2008年11月結束培訓後，狄群在一家外企找到了工作。
鄭章軍（化名）三年前本科畢業時，和5名同學來到了這裏。每人半年1350元,住進了布局如同大學宿舍的億展公寓。一周前他剛搬到位於五道口的新住處。五道口的房租比小月河的高，鄭章軍得做更多的私活兒。他的弟弟成為他們村裏的第四個大學生，今年考上了天津師大。家裏雖然經濟條件尚可，但鄭章軍還是主動攬下了給弟弟交學費的責任。“我告訴他，在學校主要學你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專業課不掛科就行。”作為過來人，他當然希望弟弟少走彎路。
像狄群、鄭章軍一樣的“蟻族”主要是畢業五年內的大學生，剛接觸社會，處於為夢想奮鬥的初期。他們中多數被調查者認為，高等教育對其一生起到重要甚至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您所經曆的高等教育在以下哪些方麵有所缺失”一項的回答中，接近六成（59.2％）的被調查者提到了“專業技能的培養”，另有46.6％的被調查者認為“社交能力的培養”也是高等教育缺失的一個重要方麵。相應的，許多被調查者表達了希望考取職業技術資格證書的意願，課題組將其總結為“對實用化教育的強烈需求”。
據調查，四成左右的受訪者有“充電”計劃。當被問及是否準備攻讀更高的學位，近四成的受訪者表示出了相關意向，而對於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則有更大比例（41.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正在準備考取。
在張冉等深訪員看來，狄群他們的生活都很不容易。“蟻族”把青春停靠在唐家嶺、小月河、馬連窪等“聚居村”的階段，像是正在蓄能的光子，一旦蓄足能量，他們就會向高一層的社會軌道躍遷。
從來沒想過要放棄
2009 年7月，23歲的葉尚海（化名）離開求學4年的長沙來到北京。這個來自河北邢台學計算機的小夥子在天通苑的同學處蹭住幾天後，在上地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並開始找房。有同事住在唐家嶺，說那兒的房便宜，葉尚海拜訪同事時來到了鄧莊子的一處大院：15平方米的單間，每月房租450元，水費10元，網費40元，取暖費另交。他就在這個2000多人的小村子裏住了下來。
葉尚海第一份工作月薪2000元，轉正後可以拿到2500元，但他在轉正前一天辭職了，並在上地找到一家公司，待遇相仿，但平時有活兒做，可以學些東西。
他對未來的規劃很清晰，如果繼續留在北京發展，就多學點技術，以後自己開個軟件公司。雖然才來北京3個多月，但他對未來很有信心。
2008年秋，蘭州某校新聞係女生馬林林隻身來到北京，在擠進無數場招聘會，網投100多份簡曆之後，一家廣告公司接納了她，不過每月隻有1800元的薪水。
第一份工作“每天的任務就是做表格、打電話、寫軟文。”不久，馬林林換了一份工作，月薪2500元，在一家項目服務的網站做網絡編輯。但半年多來網站沒有任何效益，老板心急如焚，不停地變換運營模式——“今天是項目融資、明天改成大眾消費網，最近他又要讓我們這些編輯挨家挨戶做市場調研。我簡直要精神分裂啦。”上司指揮棒的頻頻搖擺，讓馬林林無所適從。
但馬林林還是希望紮根北京，從來沒想過要放棄。“蘭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她也不想回東北家鄉的縣城，“回去什麽也幹不了，找工作還要托關係。”
“我感覺他們的天空是灰藍色的，雖然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還是有向上的力量。希望是他們自己給自己的。”探訪員杜韻竹說。
在《蟻族》一書中不乏“再多的困難我也不會回頭”、“人活著，就要不停地往上走”之類的自我鼓勵。
《蟻族》主編廉思在該書的“後記”中寫道：“住在‘聚居村’裏的‘蟻族’正在以實際行動詮釋著‘奮鬥’的真正含義。剛畢業的他們麵對生活顯得捉襟見肘，但是這些能直麵現實、接受現實的年輕人具有強大的精神動力，他們有自己的理想，而且正在積蓄力量為實現這些理想奮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