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征博引之六十: 真實的印度

真實的印度  鳳凰網

核心提示:2003年底教育部部長周濟到印度訪問，我當時是學生會長，要負責一些接待工作。他問“你講一下你對印度教育的感受”。我說同級別的學校裏，印度的學生大學一、二年級的綜合水平和綜合素質可能要超過中國碩士畢業生。原因有幾點:中國在傳統的文化重視上不如印度，中國的傳統已經斷裂了，印度還有很多的傳統可以供他新一代去思考，他們的宗教文化，可以係統地引領他們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進行係統的思考。印度還有開放的媒體，可以讓他們的新一代接受很多的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點，讓他們的大腦能夠持續地激蕩和深入。

摘自《問診中國》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演講集 花城出版社

主講:陳思

時間:2008年1月26日

人物簡介:獨立新聞人。2004年6月至8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獨立調查和采訪超過200人。在國內外發表30多篇戰地文章。2003-2004年應德裏大學聖史提芬學院哲學係邀請，在係內翻譯及講授以《道德經》為主的中國哲學。

最近10年來，得益於信息技術領域和離岸呼叫中心的成功，印度在世人麵前樹立了全新的形象，但這不應是我們所認識的全部。中國人誤讀了世界，或者是世界誤讀了中國，此類爭論提醒我們，身處全球化時代，我們更迫切需要第一手的觀察維度，理解他國根深蒂固但又變動不斷的政治文化，也借此反省我們未來的建設之路。

中印兩國，同為東方兩大發展中國家，曆史淵源久遠，就隔了一座喜馬拉雅山，互相之間那麽陌生，甚至還帶有一點點曆史的敵意。

兩頭牛在印度新德裏街頭搏鬥。由於牛在印度教中是神聖的動物，在印度一些城市的街頭，牛是隨處可見的。新華社發

印度貧民窟。

中國人對印度的認識，如果僅僅是“髒、亂、差，無政府”的話，那麽印度人對中國的看法可能帶有一些更複雜的東西，這有很多因素的影響。西方媒體的影響是很主要的，印度作為一個民主的國家，在言論自由上是比較放開的，可以自由收看世界上的國際電視頻道，CNN、BBC、半島電視台包括他們的死對頭巴基斯坦電視台的節目。當然，印度受教育的一群大概都是講英語的，對他們影響最大的肯定是CNN和BBC，這些媒體都直接影響印度對中國的印象。

印度的遺產

國有企業非常強大 私營企業受苛刻製約

甘地。

尼赫魯。

1947年印度獨立建國之前，還不完全是一個有著民族性或者是民族特征的統一國家。因此，1947年統一之初，印度感覺上非常混亂，地方各自為政。文字上也不統一，官方語言就有十五種左右，印地語、旁遮普語等等，幾乎每一個邦都有自己的官方語言。在印度，英語稱之為“黏合劑”或者是“膠水”，它把印度這個四分五裂的版圖強製性地黏合在一起。

1947年以後印度的發展為什麽緩慢？先說尼赫魯和甘地他們建國的一些理念。按甘地的理念，他倡議在印度叫“農村合作社”，或者是“自給自足的農村互助體製”，要求整個印度都必須從城鎮回歸到鄉村，城市、工業都是邪惡的，西化的，都不是我們本土的，所以也不可能給我們帶來幸福和繁榮。在甘地看來，印度的獨立就意味著回歸到印度最原始、最本土的東西去。比如說要自給自足，滿足了日常生存和日常生活的物質以後，就開始注重精神上的修為，過一些比較傳統的精神文化生活。盡管甘地在精神修為上達到了很高的境界，但是在國家建設的理念上，跟隨的人確實不是很多，大多數的人還是追隨尼赫魯的理念。

而尼赫魯的理念大致上有兩個方向，第一，印度必須是民主的國家，這跟他個人的經曆，跟他父親、跟他個人在英國的求學經曆有直接的相關。他受18、19世紀歐洲的人文思潮影響非常深遠，他一生對專製製度和集權製度的批判非常多。第二，經濟建設對於一個國家、對於一個民族的崛起非常重要。在國家建設上，他受到前蘇聯選擇計劃經濟從而迅速崛起的經驗影響，選擇了混合經濟這麽一種模式。

尼赫魯的家族是克什米爾地區非常有名的婆羅門，婆羅門一個固有的特質，就是對於經商、利潤、市場這些東西非常厭惡。因為在印度教的傳統裏麵，你屬於不同的階層，你所關注的、你所歸屬的，或者跟你相應的屬性是有硬性規定的。這樣的階層、這樣的特性，導致婆羅門出身的尼赫魯不會去關注這個國家任何產業的真正利潤和成效，他隻要一些產業能夠維持這個國家機器的運轉，能夠讓他獨立起來，不需要外麵的資助，或者是不需要依賴於帝國主義就可以了。

在印度到現在為止，對計劃經濟還非常信奉的人還會經常講這一句話“為需要而生產，不為貪婪而生產”。所以說這個也是印度政府從建國以來的一種理念。

說到印度的混合經濟，一方麵是指國有企業非常強大，同時也允許私有經濟的存在，但是對私有經濟進行非常苛刻的製約和緊密的監控。比如說你可以開任何非政府經濟命脈以外的產業企業和公司，但是任何行動都必須得到印度官方的許可。印度今天的腐敗跟這一個政策幾乎可以直接掛鉤的，就是說你開一個公司，進口一樣東西，開一個商店，要跟人家簽合同了，任何一個環節都要得到相關部門的許可。在他們來說，他們就是尼赫魯理念的最貼心的實行者，就是要打擊私營企業，就是要控製你的發展，就是要控製這種“邪惡的、不高尚的行為在印度國土內蔓延”。所以這些工商部門對私營企業的打擊是不遺餘力的，他們也很樂意這樣做。

官僚貪汙的問題，直接影響了很多潛在的投資項目比如說國外投資，甚至一些基礎的設施無法達成，往往是因為要疏通的這些環節實在太多了，很多人就放棄了。這對於印度的發展是一個非常大的製約。

資料圖：印度計劃向中印邊界部署山地作戰部隊。

製約印度發展的問題

軍費太多 種姓差距仍然存在

製約印度發展的還有另外一個現實問題:1962年中印邊界爭端之前，尼赫魯據說還是一個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者，但是1962年的這一巴掌把他打醒了，以後他就很認真地在軍事和國防上投入更多的資金和時間。因此，印度在軍費上大量投入，加上克什米爾問題的惡化，牽扯了在經濟發展方麵的精力和財力。

在社會文化層麵，製約印度的發展問題還有種姓問題。在中國，你單看一個人的姓和名是不可能知道他是什麽階層；但是在印度，一看他的姓就知道他所屬的種姓，甚至信仰什麽宗教。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他的相貌、膚色和眼神，大概也能夠判斷他的種姓。

印度人的婚禮。

1950年印度憲法頒布，其中一個主要的精神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能有任何的歧視，不能在種姓上有任何的區分、有任何的區別對待。但是現實的情況，按照我在印度這幾年的一些體驗，就是種姓的影響在這個國家仍然存在，並且影響了這個國家幾乎所有的方麵，比較開明一點的人會覺得也許我們現在現代化了，我們對這些古老的東西不是很在意了。在德裏大學，特別是那些最開明的學院裏，大家都可以一起玩，不同種姓如吠舍、婆羅門和薩帝利的都可以一起玩，但如果是低種姓的首陀羅或者賤民的學生就比較困難。在印度，種姓以外的，或者跨種姓、跨宗教通婚的，曆來都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釀成了不少的家庭婚姻悲劇。

尼赫魯時期，政府在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投入的錢差不多，但是這樣造成很大的問題，高等教育的院校畢竟是少數的，基層教育的人數還是更多的，這就造成了基礎教育的落後。印度基礎教育分為兩種，一種是公學，還有一種是私學。公學是，印度的孩子上學不用錢，可以保證你的教學，但書費和文具需要自己買。但是這種情況下給老師的待遇不可能很高，不可能像私學那麽高，所以師資不能保證。

因為印度在基礎教育程度普及方麵的欠賬，這種伴隨種姓問題帶來的人才的浪費是很可怕的。印度有15種官方語言，相互溝通非常困難。印度人口隻有30%的人懂英語，10%左右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如果你教育不是很普及，基礎教育不是做得很好，英語不能像我們的普通話全國通行，那麽在地域之間的溝通、人民之間的交流還是很有限的。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就是當地特色，地域文化會保留得很好，但是現代化程度、地域之間的溝通肯定要弱一點。這就造成了很多資源的配置，或者說地區之間的合作非常有限。

宗教問題也讓印度消耗掉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印度各宗教之間的互相仇恨是非常厲害的，如印度教徒對神牛奉若神明，因為牛是他們所崇拜的神的寵物。但是穆斯林習俗是要宰牛吃，兩者之間的衝突，很多情況下就是因為牛或者是其他宗教聖物而起。印度曆史上很多次宗教的大屠殺都跟這些仇恨有關，每一次類似宗教的問題發生了，政府都要動用很大的資源，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平息下來。

印度地方各邦的民主選舉中，實際上也常被地方官員利用種姓和宗教的天然區分來達到選舉目的。因為婆羅門在印度的各鄉鎮都是天然的代表，因為占印度人口大多數的印度教徒從出生到死亡，都需要婆羅門的祝福和祭祀活動。婆羅門在絕大多數的印度教徒眼裏，都是高貴而神聖的。在印度采取了民主模式以後，各地的婆羅門也就很自然地成為了各地區的民意代表並且印度國會的大多數成員都是婆羅門。

多年苦讀後，終於迎來了大學畢業的一天。手中拿的是成績單。

中國能從印度學習什麽？

對於印度的這種混亂的狀況，常常被認為是失敗的民主製度，很多印度人，特別是共產黨員，甚至認為印度是不是要實行更加中央集權的專製統治模式才更有利於這個複雜大國的發展。印度有很多很優秀的人才，對於印度的發展，有識之士提出過很多很高明的辦法，可以說世界上最好的政策都有人提到過了，甚至有學者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是問題就在於實施的效率上。很多人都很羨慕中國政策的實施力度和速度，也有很多人希望能夠盡快效仿建立經濟特區，但是十幾年過去了，這些還是在討論當中。但是從1947年甚至更早一點的情況來看，印度在獨立後采取一黨專政和獨裁體製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因為獨立運動的領導者尼赫魯和甘地兩人對於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是非常強烈的，他們在英國求學期間，對英國的議會製民主製度非常熟悉和推崇。

雖然獨立前，尼赫魯-甘地的個人政治理念特征讓印度無法實行中央集權製度，但是後來尼赫魯-甘地家族在印度幾十年的家族統治實際上還是形成了所謂的尼赫魯-甘地王朝，從尼赫魯本人開始到他女兒英迪拉·甘地到拉吉夫·甘地，現在的索尼婭·甘地和正在崛起中的拉胡爾·甘地，這個家族領導著國大黨帶領著印度從一窮二白的基礎走到了今天。這幾十年中，他們有所有建立家族式專製統治的可能和機會，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國大黨從尼赫魯時期的一黨獨大、多黨競爭的局麵，到今天遍布全國幾百個大小政黨，此起彼落的壯觀場麵，尼赫魯-甘地家族的寬廣心胸和對民主的推動作用可說是功不可沒。

我經常跟印度人講，中國的精英和印度的精英所關心的東西恰巧是相對的。已經有了民主的印度，他們想要的是發展和經濟；已經有了經濟發展的中國，中國精英們想要的是民主和人權。這兩個國家如果能夠拋開一切的敵意，拋開一切的障礙，能夠互相合作和支持，互相學習的話，這將會是兩國人民之福。這一次辛格總理訪華，溫家寶總理引用了印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一句名言“中國和印度應該互相學習、互相進步，而不是互相地比較和互相地對立。”

2003年底周濟部長到印度訪問，我當時是學生會長，要負責一些接待工作。他問“你講一下你對印度教育的感受”。我說同級別的學校裏，印度的學生大學一、二年級的綜合水平和綜合素質可能要超過中國碩士畢業生。原因有幾點:中國在傳統的文化重視上不如印度，中國的傳統已經斷裂了，印度還有很多的傳統可以供他新一代去思考，他們的宗教文化，可以係統地引領他們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進行係統的思考。印度還有開放的媒體，可以讓他們的新一代接受很多的各種各樣的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觀點，讓他們的大腦能夠持續地激蕩和深入。

可以肯定地說，印度實行了民主製度以後，保證了人權，他維護了很多少數和弱勢群體的權益，保持了媒體的開放，言論的自由。實際上，印度的學術成就、藝術成就，甚至政治理論成就都非常高，這都是直接相關的。

而在公民社會自我完善方麵，印度也有值得借鑒之處。印度有很多的誌願團隊，NGO組織非常發達，各種類型的NGO都有。2005年的南亞大海嘯，印度敢說不需要其他外來的資助，原因之一就是因為印度的NGO團隊太強大了，有一個團隊從德裏出發要到南方去，公布一個熱線電話號召大家報名，這都是需要誌願者自費參與的，我隻是遲了十幾分鍾打過去，可人家說已經人滿了。在校的學生很多是扛著包袱立刻下去了，反應非常神速，跟中國民間社會對待災難的態度很不一樣。即使那些在街邊流浪的住貧民窟的人，每到需要的時候，很多的誌願團隊會去幫助他們，來自政府的幫助反而是很少的。

圖為印度首都新德裏街頭，警察用水槍驅散參加抗議的古賈爾人。 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