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2223: 向消費者傾斜的發展模式

向消費者傾斜的發展模式
作者：呂萬　Micah Rowland　華強森 出處：《麥肯錫季刊》 發布時間：2009-10-12 11:38:41

一個更多地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將會更為高效地配置資本和資源，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長帶來的利益，甚至還會更快地增長
中國的發展模式使其實現了20年的快速增長並幫助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擺脫了貧困，但該模式的作用已經發揮到了極限。早在美國信貸泡沫破裂之前，中國的領導人就認識到，這一高度依賴出口和政府主導投資的舊有經濟模式已經捉襟見肘。隨雷曼兄弟破產而來的全球性衰退卻給了這一模式的缺陷驟然的輕鬆解脫。當出口驟降，工廠關閉，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工失業時，北京推出了600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國有銀行發放的新貸款狂增。
不過，這些拯救措施盡管對於恢複短期增長非常成功，但卻可能加劇使中國經濟首當其衝地遭遇外部需求振蕩衝擊的結構性扭曲。隨著全球危機風浪減退，中國領導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必須釋放消費者支出，以實現可持續增長。提振中國的消費已經提上中國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政策議程。但是，該如何提振消費？又能提振多少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對未來15年中國消費率的3種情形進行了研究：基本情形（沒有提振消費的新措施），政策情形（充分實施已經宣布的促進消費的措施），以及拓展情形（超越當前議程，在經濟結構方麵實施廣泛的改革）。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估計，在基本情形下，中國的消費將會增長到占GDP的39%，僅僅比當前的水平高3個百分點，這使中國仍然嚴重依賴出口和政府主導的投資來實現持續增長。在政策情形下，消費可能占到GDP的45%，仍遠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水平。然而，如果中國領導人致力於拓展情形中所設想的更積極的綜合改革計劃，就能夠在2025年將私人消費提高到占GDP的50%以上（圖表1）。越過這一門檻後，消費率就可能與歐洲和亞洲的發達國家旗鼓相當，讓中國經濟跨入新階段。麥肯錫估計，綜合性改革還會以每年淨增新消費1.9萬億美元的貢獻，進一步充實全球經濟，使中國在全世界總額中占據13%的份額——這比不做進一步努力的情形要高出4個百分點。

實現拓展情形的目標絕非易事。中國領導人必須在多個方麵從政策上持續不懈地進行努力，將鼓勵私人消費的比較直接的措施、國家醫療衛生和養老金製度的根本改革、以及經濟基本結構的全麵改革結合起來。在未來15年，中國可以現實地指望大大提高私人消費在GDP總額中所占的份額。但是，這隻能在如下的情況下實現：政策製定者擺脫當前的發展模式並采取與中國作為一個走向成熟的大型市場經濟體的地位更加適應的新政策、新結構和新機製。這種轉型盡管令人望而生畏，但產生的回報卻物有所值：一個更加穩定和公平的經濟，可以更加高效地利用資源，創造更多工作崗位，使其公民免受外貿的震蕩衝擊，並能以可持續性更高的方式為全球增長做出貢獻。
備受製約的中國消費者
在努力促進私人消費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策製定者麵臨著獨特的挑戰。盡管對於發展中經濟體中私人消費的“健康”水平並沒有一個公認的標準，但是，中國個人消費幾乎從任何指標來看，都可以說是“貧血”。2007年，中國的私人消費總額為8900億美元，中國成為全球第五大消費市場，位居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中國最近剛剛超越該國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之後。但是，相對於中國的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她的消費影響力卻很不相稱。中國的消費占GDP 的比率僅為36%，是美國的一半，歐洲和日本的2/3左右。事實上，中國的消費占GDP的比率在除沙特阿拉伯外的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是最低的，沙特的石油出口占據了經濟產出的很大份額（圖表2）。

事實上，中國的消費占GDP比率自1990年以來已經下降了近15個百分點，在這次金融危機之後，還在繼續下降。盡管消費率下降在發展中經濟體中頗為常見，但是，這種下降的範圍和幅度在現代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國，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驅動的全麵工業化期間，私人消費仍占GDP的50%以上。在日本和韓國，在工業迅速發展時期，消費率仍保持在50%以上。
中國消費率低的根源有行為方麵的原因，也有結構方麵的原因 （參見“中國的消費挑戰”一文）。中國家庭的儲蓄能力極其高：中國家庭的平均儲蓄率為其可支配收入的25%，比例驚人；大約是美國家庭儲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事實上，中國的儲蓄率比亞洲作為一個地區的GDP加權平均數還高15個百分點。
節儉的影響是複雜的，在許多方麵是由結構特性所引起的，這些結構特性限製了消費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中國的家庭收入隻占國民收入的大約56%（見圖表3），歐洲的這一比率超過60，而美國則超過70%。有些結構因素會讓收入流向消費者之外的渠道，並阻止消費者消費本來就不大的份額；若不解決這些問題，任何大幅度提高中國消費率的努力都沒有取得成功的希望。

修補社會保障網
導致中國消費者不願意更加自由地花錢的最常見原因，可能是其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許多人認為，中國的消費者之所以過度儲蓄，消費不足，是因為他們缺乏足夠的健康保險，而且不能指望政府或雇主出資的計劃在他們退休後能安享餘生。社會福利計劃和個人消費之間的關係頗為複雜；但是，將健康和退休保護擴展到數以百萬計沒有保險的中國人，從道德上說是勢在必行。從長期看，修補社會保障網將會緩解對於未來的憂慮，並增強消費者的信心。
但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認為，在2025年之前，更出色的健康和養老金保障並不會顯著提高個人消費。在評估其對消費者支出的影響時，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是，由誰來支付費用。如果提高健康和退休金福利是通過更高或更普遍的工資稅來支付——這幾乎是肯定的，那麽，家庭感到需要儲蓄的壓力就會減小；但是，經過扣款之後，他們能用來消費的錢也更少了。因此，擴展健康和養老金保險的主要影響是分配性的，將為窮人提供福利的所需成本轉移到中高收入家庭身上。此外，擴展健康保險的任何努力可能都需要國家大幅增加在醫療衛生方麵的開支，並由此提高政府在總消費中所占的份額。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為這種變革的互惠影響建模的工作表明，總體來看，即使是全麵擴展中國的健康和退休福利的成熟計劃，也不會大幅提高個人消費占GDP的份額。我們估計，這種改進至多隻能將這一份額在2025年基本情形預測的基礎上提高一個百分點。
讓產品易於獲得
采取措施，改進產品和服務，並使之更加容易獲得，可以鼓勵消費，其效果比修補社會保障網要好得多。中國的消費基礎架構並不完備。根據潛在用戶的需求定製的產品太少。而相對於收入水平而言，價格仍然太高：要購買美國工人通過1個小時的工作就能掙到的同樣數量的商品和服務，中國工人需要付出7個多小時的辛苦勞動。中國13億消費者中有一半以上都在農村，在這裏，有組織的零售企業隻提供消費量的18%；而在城市地區，這一比例則為50%。
即使企業已經做好提供高質量產品的準備，中國消費者在貸款購物時，還不會那麽痛快。中國的未償還消費債務為GDP的3%，遠遠低於其他發展中大國的水平，例如，巴西的12%，或俄羅斯的7%（參見附文“迅速變化的中國消費金融市場”）。另外，中國的住宅私有化創造了一個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隻有最富裕的城市家庭才能夠獲得抵押貸款，因此，這種貸款隻占中國新住宅價值的23%，而在美國，這一比例為65%。
同樣地，對於提供大學教育費用的擔憂也推動了中國的很大一部分儲蓄：麥肯錫全球研究院2009年4月對中國城市家庭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這是儲蓄的最大理由，超過了對於醫療費用以及退休生活的擔憂。在中國，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中小學教育費用。但是，調查表明近90%的家庭都希望送孩子上大學，相對於家庭收入來說，這筆費用很高——平均而言，大學教育費用占到典型中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近一半。中國有兩個全國助學貸款計劃，但是，這兩個計劃隻能惠及10%的大學生。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估計，總體來看，通過更容易獲取的更好的產品、讓消費者更方便地獲得消費貸款、以及為大學教育費用提供融資等促進消費支出的措施，可以在2025年將消費在GDP所占的份額提高2.8～4.7個百分點。
調整以投資為中心的經濟結構
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保障網得到加強，消費者能更便利地獲得更好的產品和服務，這些都可以鼓勵中國家庭減少儲蓄，增加消費。但是，除非中國能夠逆轉當前的一個重要趨勢，即家庭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額很小而且還在縮小，否則，不能期望其消費率有實質性的提高。而家庭收入要獲得任何大的提高，就需要采取一些有深遠意義的政策變革，改變中國經濟的某些最基本結構。消費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係統性的，它深深植根於那種重視投資勝過重視家庭收入的發展模式，消費率低迷的根本原因並不在植根於文化中的獨特的消費者偏好。
中國目前的增長模式一邊倒地向大型工業企業傾斜，這些企業通常為國有或者國家占主導地位，它們受益於國家控股銀行提供的優惠融資，並享受著相當大的壟斷權。這些特征加在一起，使消費者處於不利地位，並導致就業增長有限。在任何經濟體中，重工業領域中的大企業往往是資本密集型的，與輕工業和服務部門中的較小企業相比，單位產出需要的工人數較少。在中國，重工業的國有製性質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趨勢。這種企業可以依賴從中國大銀行獲取資本的方便渠道，對國有股份不比支付股息，有著充足的資金進行資本再投資。大型國有製造企業往往在其行業中擁有壟斷權，這使得它們更容易抵製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的壓力。
其結果是，形成了一個由資本密集型的製造業巨頭主宰的經濟，這些巨頭企業有著巨大的動力將利潤再投入到更多的工廠和設備，而不是作為股息或工資支付給家庭。中小企業等勞動密集型生產企業以及服務部門不受重視。過去20年裏，在中國國民收入中，企業所占份額從14%上升到22%，而家庭所占的份額則從72%下降到56%。媒體上出現的中國工廠與工人通力合作的形象掩蓋了如下現實：如此巨大且還在迅速擴大的經濟規模所創造的就業崗位實在太少。近年來，盡管GDP以兩位數的速度增長，但就業卻僅以每年1%的速度緩慢爬行。
最終，中國若不能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並支付更高的工資，就無法指望釋放消費者的消費潛力，因此，監管政策必須改變。應該鼓勵銀行支持服務行業以及中小企業，應該改變國有企業的股息政策，並鼓勵發展股市。到2025年，朝著這些方向重組經濟結構的努力可將消費占GDP的份額增加3.5～6.0個百分點。
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中國已經啟動了將經濟重心從重工業和出口轉向服務業和消費品的措施。但是，在擬定的措施和實現的成就之間，在實現的成就與中國的長期潛力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政府推出的刺激計劃，通過巨額的新增國內公共及商業投資來抵消海外對中國商品需求的銳減，已經幫助中國擺脫了全球衰退的立即影響。但是，刺激計劃幾乎沒有向著有利於個人消費的方向傾斜。短期內，刺激計劃隻能帶來相反的效果：其中的89%進入了基礎設施投資，隻有8%投入到支持消費的措施中。
要真正擺脫舊有模式，需要進行艱難的經濟和政治抉擇，而且肯定會遭遇反對。然而，從長期看，這種轉變無疑符合整個國家的利益。與中國繼續沿著當前的道路發展相比，更以消費者為中心的經濟將能夠更為高效地配置資本和資源，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更加公平地分配增長所帶來的利益，甚至還會更迅速地實現新的增長。隨著貿易順差的縮小以及中國消費者為全球增長做出更大的貢獻，對外關係將會更加和諧。在過去的數年中，中國已經展示出為了追求廣泛的全國性目標而迅速進行重大經濟變革的能力，它可以為采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為釋放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而再接再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