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38: 我的大學 by 岑宇

The write describes Xiamen and XMU very well.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in the article reminded me the golden times in my life, like the Suicide of Monk lover, The poet SuTing and her Taiwan Lover, the story of boys and girls in XMU.

In addition, he has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our generation, named "the 70S" in China.

 

Enjoy the reading and welcome to Xiamen

 

 

我的大學 （岑宇）- -

 

 

                                1、廈門大學

 

我有兩張不同的身份證，一張是廣西南寧，另一張是福建廈門。這是四年大學生活留給我的最真實的印記。照片上的少年時年18歲，體重不足50公斤，他慵倦、邋蹋的麵容完全出自當時殘酷的高考選拔製度。我與其他各省匯聚而來的24位同學一樣，是百裏挑一的天之驕子。我們一起在大學裏學習金融。

 

廈門大學地處廈門島的東端，依山傍海，校園裏陽光明媚，綠樹成蔭，紅磚綠瓦掩映其間，“愛在廈大”是當時全國高校普遍流傳的一句俗語。廈大最獨特的風景是那些數十棟用諸如芙蓉、石井、囊螢、映雪等或婉約或勵誌的名字命名的樓房，芙蓉是男生宿舍，石井是女生宿舍，其它囊螢、映雪、博學則是教學樓，按建成先後分別冠以如芙蓉一、芙蓉二……直至現在的芙蓉十一的序號。解放前建成的樓帶有濃鬱的閩南風俗，是那些方正敦厚，前廊開闊，色彩繁複的紅瓦青石樓，連以整齊清潔的石板路麵。據說廈大和附近的南普陀寺都是陳嘉庚先生炸山填海建造的，炸碎的山石正好是難得的建材。而陳先生節衣縮食捐贈的銀倆也就是以各個樓宇為計量的，所以後來又有芙蓉是他女兒、石井是他女婿的傳言，這也許不僅僅隻是同學間代代相傳的趣聞。

 

廈門市當時正處於全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是四大經濟特區之一。在此之前它是全國聞名的海防重鎮，我在環島旅遊時還能偶爾看到海峽兩岸炮戰的遺跡，再遠就是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被迫強行開放的通商口岸了，而清初時他成為鄭成功囤兵割據的海上孤島。飄搖動蕩的近代史與含莘茹苦的討海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塑造了今天閩南人安於現狀、自滿自足的群體性格。他們富有但迷信，熱情好客卻謹小慎微，勤勞樸實而又精明狡獬，令人不禁慨歎當年血淚斑斑的“小刀會”、“賣豬仔”、“下南洋”的苦難曆程。現在每年中秋或十月十日，海峽上空就會升起繽紛璀璨的煙火；我的二位男女同學來自廈門市也是福建全省最好的重點中學──雙十中學；每天鼓浪嶼上都有人向內地人遊讕花2元錢看一次望遠鏡……所有這一切對異鄉人來講都既陌生又好奇。

 

廈大成立於1921年4月，我記得如此詳細完全是因為入學典禮上，係黨委書記用坦誠嚴肅的口吻誇耀說本校的曆史甚至要略早於中國共產黨。這是所完全按照陳嘉庚的崇高願望和西方教育的標準模式建立起來的私立高等學校，首任校長是獲得愛丁堡醫學學位的林文慶。1990年他的兒子為把父親的遺產捐贈給廈大攜家眷從海外歸來，主人出於禮貌特地主辦了一場學術報告會，隻有我一位學生和十多名教師坐在可容納250人的演講廳裏，聽他用英語介紹我們當時都不甚明了的愛滋病防範措施。我去隻是想從後人身上找到最初那些想用西方優秀的教育傳統改造中國社會的文化精英的遺風。

 

嘉庚先生破產後不得不出售廈大給國家。他到逝世時已一貧如洗，留給我們的隻是一個校董的名份、一條鐵路的遠景規劃和一座氣勢恢宏的海上陵墓。他是那個時代眾多的偉人之一，周恩來總理親自為他擇定墓址和扶靈。

 

真正使廈大聲名卓著的是學校最初二、三十年間的畢業生，他們因戰亂流亡海外，也把廈大教育救國的人文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地，他們在台灣擁有人數最多、組織最好的校友會。1989年李遠哲唯獨接受廈大邀請出任客座教授不僅僅因為廈大有全國首屈一指的化學試驗室，他告訴我們：他在台灣讀書期間，一位時常勸戒他毋忘國恥的導師就是廈大三十年代的畢業生。1991年他們回到祖國參加廈大建校七十周年慶典時已白發蒼蒼，德高望重了。那一天我們全班登上五老峰頂，我與同學互贈勉勵，相約百年校慶再歡聚一堂，同飲慶功酒。

 

                                2、莘莘學子

 

我們的宿舍在芙蓉四，8個人住一間約15平方米的房子，當年陳景潤就住在隔壁。那個年代金錢和財富還不能拉開社會等級的差距，人與人之間高度平等，8個人從一開始就成了好朋友。我個人畢生都是某種教育製度的受害者和批判者，我和我的同學除了驚人的學習能力外一無所有。高考製度唯一的優點也許隻是它把一群年齡、智力、經曆上相仿的青少年薈萃在一起，讓他們在共同的生活和學習中既相互幫助又互相啟發，由此結下兄弟般的友誼並最終分道揚鑣。

 

那是激動人心的年代，改革開放帶來先進事物，知識解禁引發學術熱潮，思想解放迎來自由辨論的春天。我拋開課本，如饑似渴地閱讀一切可能找到的外國書籍，奔忙在各個講座報告之間。先是哲學，而後是文學、美學，後來又是社會學、經濟學、曆史，我充沛的青春激情和生命力在語言和知識激發的興奮中逐漸升華起打破權威、反對偶像的幻覺。

 

中山路是廈門市最繁華的鬧市區，我每周去一次那裏的新華書店。十年前書價非常低廉，而我去得最多的還是舊書專櫃。專櫃由一位上了年紀的老頭掌管，負責收購舊書重新標價出售，我幾乎每次都能找到一些好書。現在這個書店裝飾得燈璧輝煌，專櫃也已不複存在了。買書求學的日子過得十分拮據，我曾見過叔本華的《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僅售1.5元，可惜錢不夠，當天回校借錢後再去已被他人捷足先登。畢業後我終於在南寧買到這本書時竟要9.9元，而且還是平裝本。我上大學時僅攜帶一件皮箱，四年後返鄉已多了16箱書籍，連回程路費都還是借的。買完書後最大的樂趣是去廈門當地出名的吳再添小吃店要上一碗蝦麵和一個肉棕，我吃得鼻尖冒汗。

 

我偷過校圖書館每個借閱部的書，為此積累了不少手藝，也曾當作經驗在同學中廣為宣揚。當然偷得最多的還是期刊部，一是那裏有不少新進作家難以成書歸集的的最新作品；二是從電影或時尚刊物偷來的畫頁可以美化宿舍。廈大書店因管理鬆懈我也常常光顧，從未失手。偷書或不時偷些小店的水果絕不僅僅出於生活所迫，它能幫助我在同學中樹立起藐視權威、離經叛道的先鋒形象。那時的青春狂熱得近乎盲目，我陶醉於形式激進、悲愴的魅力竟完全忽略了實質性內涵。

 

十年前的高等教育和十年前中國的社會現實一樣，處於黑暗與光明、改革與保守、傳統與反傳統、東方與西方、計劃與市場激烈交鋒的中心，一批具有現代先進思想及海外歸來的的青年教師開始占據講台。所有這些又與青少年走向新生活的放蕩和狂妄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使校園生活呈現出光怪陸離的人間百態，充滿著矛盾。有的同學目標明確，腳步堅定，或苦讀英語猛攻托福關，或精修課程為考研和畢業分配做準備；有的同學積極參加學生會和各官方社團，在學校的大小社會活動中大出風頭；有的同學注重儀表及修養，瀟灑縱橫情海；有的同學憂國憂民、憤世嫉俗，思想偏激。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都有著以社會先知自居的優越感和雄心勃勃的個人野心，都以為自己是拯救民眾於水火之中的不世天才。他們是中國最後一批極端的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者。

 

到了大學最後一年，所有財金係男生都已經知道我有秉燭讀書的習慣，幾乎天天不曾中斷，一直要到深夜二、三點鍾。熄燈後點蠟燭是被學校絕對禁止的，我得以堅持下來完全是由於自己的熱情和固執，當然最後畢業時我替6位同學完成了畢業論文。可以說我現在的治學方法、思維模式和邏輯理念至讀書習慣全部來自那些夜晚，我最終沒有成為課堂上一般意義的好學生。我對此從未後悔。

 

 

                                3、文學青年

 

據我所知，和我同年代的人，隻要稍有些藝術氣息的都熱愛過文學，寫過詩歌。當初和我一起購書、觀看凡·高畫展的同學，96年我們再來到書店時，他隻是遠遠地站到一邊。他告訴我畢業後他把那些書統統捆紮在一起，塞進略顯擁擠的單身宿舍的床腳下。他知道自己再也不會也不應該去讀了。

 

十年前文學是高尚和崇敬的，高曉鬆說過，“那時寫一首詩比現在唱一首好歌更受歡迎。”70年左右出生的孩子還沒有被什麽瓊瑤、三毛、卡拉OK、中國原創音樂所毒害，他們大多參加過毛主席追悼大會，老師講的也都是為什麽說資本主義垂而不朽、腐而不爛，實現“四化”，“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他們沒有太多青梅竹馬的童年、風花雪月的少年，他們的青春期就這樣在祖國改革開放的春天裏，在一夜之間來得遲緩而又洶湧。

 

我最早的思想啟蒙是從文學開始的。或許當時並沒有文學這一說法，人們告訴我說這都是些有礙學業和前途的“課外書”。可正是這些課外書，在那個學業枯燥、思想抑製的年代裏成為每個青年共同的精神食糧。我上大學的第一首詩就是模仿徐誌摩的風月之作，現在看來，當時我們根本無法分清什麽是文學，什麽是生活，我們的感傷仍然是烏托邦社會理想在個人情感世界地延伸，是意氣風發的革命豪情與多愁善感的少年夢囈的畸形混合體。

 

上大學前，我的文學知識僅有一些五四的白話詩和改革之初的幾首朦朧詩，是大學改變了這一切，很快我就開始大量閱讀當時激進青年間私下流傳甚廣的西方作品：《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4冊），《麥田裏的守望者》，《百年孤獨》，《霍亂時期的愛情》、《惡之花》，《罪與罰》、《喧囂與騷動》、《局外人》、《伊豆的舞女》等；尼采，薩特，馬爾克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艾略特，裏爾克，海明威，加繆，卡夫卡，喬伊斯，川端康成、福克納、博爾赫斯成為新經典作家；未來主義，超現實主義，魔幻現實主義，達達主義、迷惘的一代這些西方世界層出不窮的文學運動被奉為時代強音。西方一百年來的文學精粹就這樣以燎原之勢傳遍神州大地，我的創作也迅速超越玩賞風月、多愁善感的起步階段。我以現代派反傳統的詩人麵目橫空出世，連衣著和發型都咄咄逼人。

 

一位台灣富商思慕舒婷的才藝，與她結婚並為她在美麗的鼓浪嶼上置業隱居。結婚後商人重利輕別離，舒婷自己也似乎十分滿意這種衣食無憂的生活。1990年炎熱的夏天裏，我與四位好友數次探訪她在鼓浪嶼中華路14號的家居，均無緣相見，隻能在留言表達崇敬和遺憾之情後悻悻而歸。半年後意外地收到舒婷的來信，她在信中客氣而委婉地表示了自己隻是一介平凡女子，不值得世人這樣追逐尋覓。那一天我在鼓浪嶼書店又買了一本《雙桅船》，盡管我曾強烈批叛過這本書。當時的我已把自己看作《凡·高傳》中烈烈燃燒的向日葵了：“他不能沒有這種比他生命更偉大的東西──創造的力量和才能，那才是他的生命。”（Irving Stone,1945,《Lust For Life》）

 

那是一個才華橫溢、白衣飄飄的年代，我就是這樣結識畢生的好友福建漳州人韓誌斌的。我們在大學最後的幾個月裏熱烈地交談，不分白天黑夜，他是位善良的文學愛好者和理智的詩評人，直到畢業後他的來信仍然充滿摯誠和熱情。他說要在生活中把自己一分為二，象上帝一樣思考，象市民一樣生活，白天黯淡夜晚激昂。他最終沒能走出那個時代的悲劇。

 

 “文學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謊言、最美麗的錯誤嗎？”許多那個年代的英雄人物最終都沒能擺脫噩運。海子臥軌，駱一禾暴斃，顧城自縊，舒婷歸隱，北島、楊煉留洋，劉小波變節，胡河清墜樓，崔健罷演……曾經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被淹沒在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之中。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和犧牲精神成為市場經濟公平競爭、互惠互利的絆腳石；穩定是中國壓倒一切的問題；一位曾受人尊敬的評論家撰文鼓吹卡拉OK包廂裏的歌曲是市場經濟時代的詩歌，英雄無用武之地；我1989年的暑假漫長而孤獨。

 

畢業前一個炎熱的夏夜午時，幾位同學從小酒館裏大醉而歸，又意猶未盡地回來叫上我。我們一行人倒提啤酒，勾肩搭背，沿著芙蓉湖邊走邊喝，吆喝謾罵。其間不知是誰朗誦起我詩歌的片斷，眾人高聲齊和，一路月光如水。那是我大學時代最激動人心的一個夜晚，我對未來充滿了無限的憧憬和新生的希望。

 

                                4、電影和歌

 

電影和流行歌曲是大學生課外生活的主要內容，廈大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天氣晴朗的日子，你可以用收音機收聽到中廣流行網的立體聲廣播，許多人定期抄錄那裏的排行榜曲目；有門路的學生擺攤供應台灣最新流行歌曲的母帶，拷一盤2元錢；學校錄像室常常播放從台灣電視頻道翻錄來的電影和音樂節目，一部片5角錢。所有這些信息在周末時都在學校三家村的公告欄上發布，給我們這些囊中羞澀但精神欲求極高的大學生們帶來無盡的歡樂。

 

電影在那個年代裏是我們了解西方現代文明的唯一渠道。凡放映外國片，特別是奧斯卡獲獎影片一定爆棚，必須提前數小時趕去售票點排隊。我總是和一位同學約好，一個人買票，另一個人就得去霸占座位，大學生們把錄像室的過道擠得水泄不通是那個精神洪荒年代的有力見證。我的同齡人大多有過每個周未提著小板凳或拿報紙滿世界尋找電視機，一集不漏地看完《大西洋底來的人》、《加裏森敢死隊》（前十四

集）的經曆。這是中國曆史上短暫的一幕，但對我們一代人而言卻是永恒、酸楚的成長曆程，是無法與其它人共同分享的童年記憶。在當時那個物資匱乏、教育體製僵化、信息閉塞的年代，電影電視取代了父母和老師教給我們世界、社會、人生、戀愛的最初知識，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我從一本書上摘抄下曆屆奧斯卡獲獎影片名單，按圖索驥，四處出擊，幾年來收益頗豐。多年後我才知道其實象《草原小屋》、《青山翠穀》、《孤星血淚》、《日瓦戈醫生》、《欲望號街車》、《獵鹿人》、《巴黎最後一班地鐵》這樣的影片隻是極少數，與我想當一名導演的理想相去甚遠。我原希望我的電影能夠達到真善美的境界，為苦難深重的人們帶去理想和希望之光。

 

流行歌曲是當時大學生們炫耀自我、渲瀉情感的最外向的表達方式，正是那些平日害羞、拘謹的男生往往成為走廊上、澡堂裏最紅的歌星。廈大女生要回宿舍或去食堂一定得穿過男生宿舍，許多男生就端著飯盒，赤膊光膀地靠在走廊欄杆上，等待漂亮女生從樓下經過。他們衝衣裳單簿的女生唱“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給你一個溫暖的天”；對神態傲慢的女生唱“她以為她很美麗，其實隻有背影還可以，我一點都不在意”

；他們向心儀的女生表白“我很醜，可是我很溫柔”或“隻要你說出口，我統統都接受”；他們肆無忌憚地歌唱、詼諧的暗喻總能引起一片喝彩甚至追隨。我就屬於那種把歌詞背得爛熟以隨時引經據典的奇人，而且不乏知音。

 

一天傍晚我在澡堂洗澡，聽見前麵不遠的浴室有人在哼羅大佑的歌。我高聲唱響，兩個人終於越唱越高，其後來洗澡的人也陸繼加入。我們唱《光陰的故事》，唱《未來的主人翁》、《現象七十二變》，唱《亞細亞的孤兒》和《愛人同誌》，聲音響震層樓。那個澡洗得我血脈賁張，酣暢淋漓。

 

崔健是當時大學生們無一例外崇拜的搖滾英雄，視為反叛與自由的象征。1992年他到廈門舉辦巡回演唱會，最便宜的票價也要二十元一張。我們在演唱會開始不久就潮水般地湧向前排，隨著震聾發聵的音樂盡情歡呼、搖擺，有人還點燃衣衫揮舞過頭頂，把音樂廳攪擾成一個狂熱喧囂的大舞台。傳統衛道士們紛紛提前退場，整裝待發的警衛戒備森嚴，可此刻什麽都無法再與自我一旦覺醒所迸發出來的亢奮和激情相抗

衡了。一位女生從台下跳起，把自己印有崔健頭像的T恤披到崔健肩上，崔健不失時機地衝著話筒喊：“我說廈大的女生最善良！”台下又是一陣沸騰的聲浪。崔健是比我們要痞。

 

許多那個時代的名字和歌曲後來都成為我們記憶深處快樂與憂傷的源泉。他們是葉佳修、李壽全、齊秦、黃舒駿、張雨生、鄭智化、蘇芮、齊豫、趙傳、西蒙和加朋克、披頭士、《會有那麽一天》、《張三的歌》、《馬不停蹄的憂傷》、《歸去來兮》、《最後的溫柔》、《別哭，我最愛的人》、《畢業生》、《沉默的母親》、《Yesterday》……我常常驚訝地發現現實是怎樣在生活中一一印證那些歌曲的預言，就象我總能在上下班的路上體會到李壽全“塞車的黃昏，城市無人的雨季”的心情。

 

 

                                5、純真年代

 

廈大西校門一帶是蜿蜒數裏的海灘，我四年大學生活的許多個黃昏就在那裏渡過。我喜歡看日落，後來還喜歡到海邊看書，我把自己年輕時代最唯美、最感傷的詩都獻給了大海和沙灘。每當黑夜來臨，總會有人在不遠處點一盞燭火，總會有清晰悅耳的吉它聲迎風飄揚。那是詩情畫意的年代，我們生活在不食人間煙火的象牙塔裏，就象校園的愛情是純粹精神、純粹自由的。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還屬計劃供給製，他們沒有太多的生存壓力，學業上的競爭也影響不到個人前途，愛情成為他們樸素、單調的求學生活的精神寄托。所有的人都在渴望或等待著愛與被愛，而他們思慕的對象又往往集中於有限的同班同學或老鄉，這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落後：即使有短暫的衝動，真愛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精神溝通的基礎上的。班上少數幾位女生的行蹤總是成為男生熄燈後躺在床上的談資，於是誰與誰，他和她就被反複牽扯到一起。那時的笑話遠沒有現在這般赤裸和下流，因為當時愛情還是教育的禁區和是非之地，大家彼此都知識有限，想象力貧乏。那些最早有些許感性認識和看過錄像帶的同學常常被冠以教授、博導頭銜，成為一室之尊。我們在黑暗中喬裝老練。

 

那個年代連追求女生的方法都必須是大膽、熱烈以及具有轟動效應的。當時大家的競爭地位平等、經濟能力相當、物質手段普遍低下，如何利用有限的物資載體最大限度地表達深情和忠貞這樣永恒的題材是非常需要才華和創意的，你隻有變廢為寶、點石成金。如禮物與花的精妙搭配，時間和金錢的合理配置，表白與承諾的綜合運用，總之愛情必須高於生活，必須有超越世俗之上的浪漫與激情。於是有人在標識廈大水庫入口的石碑上命名“情人穀”，有人在後山的石頭或樹上刻下兩人連筆的名字，畢業前校學生會撥出新建圖書館兩側的空地供情侶種植紀念樹。那時的學生似乎就已經窮盡了歌頌愛情的所有表達方式，使後人在質量上相形見絀。

 

若以現在的觀點看，那些同學和老鄉根本談不上什麽美色。但她們是美麗的，無論是在記憶裏還是在開始發黃的照片上。那個時代衡量戀人的標準是清純，是少女氣息的天真與純潔，她們是我們離開母親姐妹後接觸的中國第一批新時期女性。我願向後人推薦關之琳，她在張學友演唱會上翩翩起舞的倩影具有我們那個時代女生的代表性特征。而女生似乎更喜歡多才多藝，憂鬱頹廢且柔情刻骨的男生，很象黃舒駿在《未央歌》中的形象。根據後來的報道，如果王菲不是當年移民香港的話，她應該是我海洋生物係同屆的校友。1991年我們宿舍與她留在廈大的同班同學結為友好寢室，一度交往甚密。

 

校園愛情有許多牢不可破的幫規。比如一位男生向全寢室宣布了他的夢中情人，則其他同學必須自動放棄，另謀出路，這樣許多隱密的戀情隻在我們畢業後才漸漸公開。若喜歡明星則可以不加限製，現代人不會理解我們所謂的喜歡真的就是愛了，不是追星。不久前我在電視上看到葉繼紅，她把腿一直藏在攝影機的下麵，她曾獲中國首屆模特大獎賽第一名。當然還有奧黛麗·赫本、瑪麗蓮·夢露、費雯麗、波姬·小絲、曾慶瑜、鍾楚紅、殷亭如、林芳兵、《飄》、《羅馬假日》、《珍妮的肖像》、《太陽浴血記》、《時光倒流七十年》、《愛情故事》、《天使在人間》、《德黑蘭43年》……

 

那個時代的精神之戀終於沒能走得太遠。1990年一個普通的清晨，一位前南普陀寺佛學院學生因戀愛關係破裂，懷揣兩把屠刀衝上六樓的女生宿舍，向該女生連捅數刀，又用強行卸下的凳腳猛烈抽打女生頭部，直至白骨暴裂，自己也隨即跳樓殉情。我現在的妻子目擊了部分經過，她告訴我人下墜時其實應當是輕飄飄的，象武打片裏表演的輕功，不象有什麽重力加速度。1992年畢業前夕，外係的一對情侶去萬石植物院拍紀念照，女生去撿被風吹落的太陽傘時不幸落水，男生伸手去拉，雙雙罹難。1993年，方琳下嫁泉州，丈夫是她身邊多年青梅竹馬的朋友和崇拜者，百萬富翁，初中畢業文化。1994年許浩中文係的女友畢業，兩人終因不能解決兩地分居的戶口問題在痛苦中分手。許浩，綽號“老二”，全班圍棋、橋牌、托拉機、四國大戰第一高手。1995年，本班留校研究生林學斌因不滿花商在情人節的盤剝，第二天才買花獻上，慘遭閉門冷遇，畢業後負氣出走深圳。1995年我們班上碩果僅存的一對戀人友好分手，李鴻旋即赴美留學，楊榮勝下海經商。1996年秋天，我和同學再回到廈大海濱時，那裏已經是生意興隆、燈紅酒綠的商業一條街了，據說營業額主要來自廈大學生包場卡拉OK為女友慶祝生日，男方的請柬甚至貼到三家村的公告欄上。1997年楊學禹結束在海南、上海等地的漂泊生涯回雲南昆明成親。

 

我將永遠懷念那個愛情至上的純真年代。

 

 

                                  6、尾聲

 

我的大學時代是怎樣結束的？

 

不是1992年的夏天。在一連串渲瀉式的集體聚餐、合影、酗酒、表白、留言過後，我們畢業了。有十位同學遣送還鄉，全班同學逐一為他們送行，每次都在站台上哭得淚流滿麵，包括許多平日疏於交往的女生。從此後人海茫茫，天各一方。

 

不是1993年秋天，妻子同班也是同宿舍的女友朱敏月向廈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她利用身為證券公司交易員之便挪用顧客資金炒股，在過了近一個月驚恐萬狀、心力交瘁的日子後，終於徹底崩潰。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根本不能與市場荒謬、無情的變動規律相比，自首的第二天股市就大幅反彈。敏月最後因認罪態度良好以及沒有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得以寬大處理，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她是學校裏唯一為我與妻子祝福的同

學，臨行前送給我們一支赭色的英雄依金鋼筆作紀念。 

 

也不是在1994年的海南，我乘出差機會與楊學禹在異鄉土地上重逢。我們抽金橋，灌啤酒，操閩南俚語，我們衝進舞廳唱《光陰的故事》、《閃亮的日子》、《告別的年代》、《鹿港小鎮》，跌跌撞撞地相互挽扶回到酒店。臨別前他抱住我：“岑宇，下次見麵一定不能這樣子。”“那該是什麽樣子？”“我不知道，反正不是現在這個樣子。”說完他轉身離去。我們的最後一麵不歡而散。在學校裏，他大理白族，我廣西壯族，他總嚷著鬧民族獨立，說少數民族要團結成多數民族。

 

我的大學時代是怎樣結束的？“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征，一個轉折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曆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Morris Dickstein,1977,《Gatesof Eden》）

 

我們出自一個已經宣布破產的教育製度，我們在陽春白雪、風花雪月的校園文化中成長，又帶著改造世界的貴族理想和個人野心走向社會。80年代中後期是中國向市場經濟急進過渡的斷裂帶，與前人相比我們是牧歌似的傳統計劃體製的絕唱，享受著最後一次公費教育的福利；與89年後入校的學生相比我們又是市場經濟的前奏，以血肉之軀試驗世態炎涼。我們身上同時兼具了極端與浪漫、叛逆與唯美、騷動與懷舊、狼與天使、英雄與市民、上帝與猶大的諸多矛盾，我們被急速飛轉的曆史橫腰劈成兩半。

 

1992年以後發生的許多事都與那個時代的精神和理想格格不入。就在我們讀書期間，中國一夜之際湧現出成千上萬的大款和成功人士。他們是些曾經被教育體製淘汰在你身後又被時代浪潮高高托舉的人物，他們是時下聲名顯赫的改革者和社會主流。價值顛倒黑白，標準指鹿為馬，你發現你再也不能靠才華和能力去贏得尊敬，不能僅憑創造力和想象力就生活得更好，工資對你微簿而且恥辱。理想回歸現實，尊嚴服從需要，我們大勢已去。我們剛步出校園就被剝奪了時代精英、社會棟梁的光環，迅速分化，“有人在大白天裏彼此明爭暗鬥，有人在黑夜之中借酒澆愁”。（羅大佑，1983，《現象七十二變》）

 

 

一代人走入社會從曆史的水平線上就此消失。

 

 

我的大學時代是怎樣結束的？

 

 

1996年的春節因寒流南下顯得特別的寒冷而冷清。妻子給我送來午飯，她叮囑說裏麵已預留了一份給同事就走了。作為那個時代的同路人，我們鼓勵過，也爭吵過，我對她說了同事是個節儉的人我們一起吃單位發的年貨就好了。我與同事邊吃邊漫不經心地搭扯家常，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麽。過了一會，想她該回到家了，我抬起頭。我心事重重地從櫃台欄杆間向外望去：天空中陰雲密布。就在那一瞬間，我腦海一片空

白，什麽也想不起來。

 

 

我的大學時代結束了。

 

 

 

                                     初稿：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二時十七分

 

 

                                     定稿：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三時五十分

 

 

                                            於廣西南寧市葛麻村東坡96號203室

 

 

 

 

 

【後記】我曾經讀過一篇報道：越戰結束後，美國大兵在越南留下了近兩萬名混血兒童。終於有一天，這些孩子發現他們是這樣的不合時宜，他們跑回家去，拚命用肥皂搓洗自己的黑皮膚，直至傷痕累累──他們想把自己洗得和別人的孩子一樣。我也是這樣一個躲在角落裏拚命洗刷自己時代烙印的黑孩子。

 

 

我把本文獻給文章所提及的人與事。曆史和時代虧欠他們的，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回憶和才華去補償。（岑宇，一九九八年七月四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