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30: 世間再無煤老板？

煤老板——這個全中國最能體現暴富奇跡的群體——正在經曆“天堂”到“地獄”一樣的轉變。山西省所有登記在冊的中小煤礦都將被兼並。由於其在全國煤老板中占據絕對比例，因此外界普遍認為，作為一個群體，煤老板將退出曆史舞台。在這個存亡交替的一瞬，本報記者先後三進山西，目睹了三晉大地上演的一係列隱秘糾結的博弈，目睹了煤老板最後時刻的悲歡沉浮、各施手段。而煤老板並不會全軍覆沒，它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千萬、億萬富翁變成財富以數十上百億計的煤炭大亨，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從幸存者中誕生。

過頰即空。

不惑之年的煤老板遲章如此感慨。

9月12日，淩晨兩點，汾河之濱。他取出一小片沉香木，掰一絲碎屑嵌入中華煙裏，一種據說能鎮定安神的暗香隨煙霧浮動在酒店房間。

平素很不喜歡出門的遲章已經3個月不曾回家，終日奔走在山西、北京等地。手機不時會響起，有陌生人問價：“幫你搞定，出多少？”

遲章和其他煤老板一樣，正處於命運的十字路口。今年4月，山西出台“10號文”，為了消除此起彼伏的礦難，保護資源，一輪曆史上最大力度的煤礦兼並重組改革正式推進，三晉大地上所有登記在冊的兩千多家中小煤礦，將逃不過被國有化的命運。

這幾年不斷撩撥人們神經的“煤老板”，會不會隨著整合的進行而成為正在消失的曆史？

這是一個空前但難以絕後的群體，他們中有不會寫自己名字的農民，有貨真價實的經濟學博士，有遠道而來的冒險者，有轉身下海的教師與機關幹部，有各種背景各種身份的淘金者。

命運讓他們中的一些從石頭中淘出了金子，命運又把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

但是他們並不會因此而完全消失。記者在山西采訪近兩周，無聲的博弈正在當地低調卻激烈地上演。而經由一次次“火焰山”之後，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板，搖身變成以十億百億計算的煤大亨。

最後時刻

這是決定每個煤老板命運的最後時刻。

9月初的山西，雖然秋雨乍寒，卻從白天到夜晚都四處升騰著一種隱秘的熱氣。

按省政府的計劃，以7家山西省國企為主的大家夥們將在這個月接管煤礦。而眼下，意向性的框架協議才基本簽訂完，真正談成價格的，100個礦中攤不到1個。

與煤有關的政府官員們幾乎天天下鄉。在一些基層，著急的官員們將兼並主體和還沒簽訂框架協議的煤老板們拉到一起，不簽不讓走。還有的地方，誰不簽，稅務局就馬上出動去查賬。

國有煤炭企業的人每天早上7點就忙著給雇用的律師們打電話，催問頭一天的談判進度。猛然吞下太多煤礦，以至一時之間找不到人管理的國企開始登報招聘礦長。

一場大規模的煤焦反腐也在同時進行，一批官員受到處理，據聞還要一個一個項目地查，官員們從此再無人敢出頭替煤老板們說話，無論是利益攸關，還是出於同情，或是為了反映現實以推進工作。

而煤老板們，從浙江、福建、海南、雲南等四麵八方飛回山西，沒日沒夜地投入這場決定他們命運的談判。

他們每天穿梭在各個豪華酒店，挨個與各色人士會麵，隨時打算奉上禮金——擔心有時太厚不便攜帶，有些車的後備箱裏會備著麵值是人民幣十倍的歐元。他們的電話時不時會響起，不斷會有自稱誰家親戚的神秘人士詢問是否需要幫助。

一輪輪談判，正在煙霧繚繞的辦公室、會議廳、酒桌或KTV中進行：有和評估公司談的，希望能被評估得盡可能地高一點；有和外資談的，希望借著外資的身份獲得某種庇護；有人和國有企業談，希望能早點見著現金；有人和兼並主體談，乞求被對方整合；有的在和村裏談，搗鼓著村民上去跟國有礦鬧騰；有的在和其他煤老板談，希望能將產能迅速提高到90萬噸，再去整合別人（10號文規定隻有產能達到90萬噸／年的礦井，才能去整合別人，整合兼並完成後單井產能也必須達到90萬噸／年）；有的在和周邊的小煤礦談，希望能借機抄底收購一些小礦，再打包賣個更好的價錢……

此時的山西，一位煤老板如此形容：“從桌上談到桌下，從這張桌子談到那張桌子，從這個屋子談到那個屋子……”

有人喜氣洋洋告訴記者“這下好了”，也有人連聲長歎甚至想自殺。能想象或者難以想象的各種花樣，都在這裏找到了一個巨大的試驗場。

關閉的大門也在被一點點地擠開。有人跟兼並主體簽訂了陰陽協議，可以在大企業正式進駐改建礦井前繼續開采，所獲利潤算作對此前低價的某種補償；在有的地方，達不到90萬噸／年的礦井地方政府也允許保留。

不過更多的人還是在死命扛著，盡管不賣就不能複產，不能複產每天至少要花費一兩萬——“停100天也就是百來萬，但合同一簽幾千萬可就沒了！”

一些煤老板不光要為談判花心思，還得為此刻的每一個晚上動腦筋，“開工的開關一拉，就是白花花的幾十萬。”

山西絕大多數煤礦停產已久，以致連當地企業都不得不去外省買煤，煤老板們早就已心急難耐。在煤礦就要轉手的前夜，開工成了心照不宣的隱秘號角。“白天不行就夜裏，前半夜不行就後半夜。”一位煤老板告訴記者，如果每天能出3000噸煤，每噸賺100塊，就是30萬，“隻要能讓我開工，什麽條件都好說。”

經曆了一次又一次風雲跌宕之後，他已如驚弓之鳥，隻敢相信眼前的東西，隻想拚命抓住眼前能抓住的一切。

未出生，便死亡

沒有誰能比遲章更能體味人生的無常和詭異。他以為每年至少能賺幾千萬，卻在轉眼間就從暴富的美夢直接跌進破產的現實。

一切從2005年進行的礦權改革開始。

那一場“資源有償，明晰產權”的改革，規定隻要交一筆買資源的費用，礦井的儲量和生產達到一定要求，個人就可合法擁有。這是許多煤老板夢想開始的時刻，他們聞風而來，絲毫沒有想到四年後的另一個結果。

在此之前，采煤隻需向國家繳納每噸幾毛錢的費用，沉睡地下的煤田相當於不要錢的寶藏。

突然要交數百萬千萬甚至上億的采礦權價款，讓那一場改革攪起翻天波瀾，也給了遲章們一個順利進入的接盤機會。那年春天，遲章花了近5000萬，買下晉北幾個連在一片的小煤礦，他以為從此擁有了一大片寶藏。

自稱“既識時勢又懂政策”的遲章，深知要跟上資源安全有效開采的大勢，要跟著政策走。他打算封住幾個小礦，重新改建成一個30萬噸／年的礦——當時，如此規模的煤礦在山西並不多見，在遲章所在的縣，“我這個礦可是牛皮烘烘的”。

交完兩千多萬價款，拿到了煤礦指標，他正式開始“跑手續”——也就是煤礦生產或建設所需要的證件，前者是六證，遲章申請的基建礦則需要四證。“手續”一跑就是三年，遲章已記不清花了多少費用，“光是規劃圖就花了幾百萬”。一批批人來礦上檢查，通常要給領頭的準備2000元紅包，其他的1000元或500元。如果檢查完了去吃飯，有的不參加飯局的人就會問：“不去吃的多給300吧？”

2008年初夏，複工卡終於批了下來，規定了工期為14個月，也就是說，2009年夏天這個煤礦將可以從基建礦轉為生產礦，正式產煤。

整個家族抵押上房子東拚西湊，不算利息，遲章又花了七千多萬，按照30萬噸礦井的建設要求，上了機械化設備，蓋了百人會議室、食堂、澡堂、礦工活動室等。

至此，投資已超過1.5億元。

眼盼著生產的日子就快到了，不料“橫生劇變”：今年4月，縣裏傳達了省裏的新一輪煤礦兼並重組改革的消息，今後單井產能必須達到90萬噸／年，遲章的30萬噸的礦要麽被整合，要麽被關閉——一天都未曾生產，這兩種選擇都意味著血本無歸。

遲章並不是惟一的不幸者，同樣命運的煤礦，光在當地就有二三十個。他們中的許多，都是貼著政策要求的底線，從9萬噸到15萬噸、21萬噸、30萬噸。

“小孩還沒生出來就被槍斃了，你知道那種感覺麽？”9月12日，遲章回憶。那個星期，他瘦了十多斤，“我想過死，可是死不能解決問題，整個家族麵臨破產，我必須絕處逢生。”

少收了一兩億

離心神憔悴的遲章百裏之外，臨汾煤老板黃永順正在為簽不簽眼下的合同而發愁——這份合同會讓他損失一個多億。

他所在的臨汾，既是上一輪礦權改革最先試點之處，也是這一次兼並重組的發源之所。煤炭這種黑色燃料曾經施展魔法讓他點石成金，然而命運的風雲變幻有時候也能讓金子變成石頭。

2008年4月15日，在能容納1400多人的臨汾劇院，黃老板和全市煤老板，加上各政府部門官員擠在一起。臨汾宣布，要通過“收購、控股、租賃、托管”等手段，讓國有大煤炭企業在3年內整合全市年產30萬噸以下中小煤礦。

這時候距上一輪礦權改革不到4年，方向卻發生了180度大逆轉。因為原來帶有私有化色彩的改革被認為沒能救得了臨汾，2007年12月5日，洪洞一個煤礦爆炸，105名礦工死亡，市長丟了烏紗帽。

繼任的官員如履薄冰，苦苦思索後提出了這條國有化新路。

消息一出，黃永順不知是悲是喜，悲的是煤礦不保，喜的是坐地起價。

那時候煤炭價格漲出“天價”，河北、山東、東北、安徽、廣東，大大小小的煤炭電力企業聞風而來，爭相圈地。臨汾這座千年堯都古城車水馬龍，各大賓館紛紛爆滿。

幾乎每個煤老板都同時談著好幾家，有一“女”許了好幾家者怕被同住一家賓館的企業們發現，隻好掩著麵進出；也有年產十幾萬噸的小煤礦老板，強悍地向年產幾千萬噸的國有大礦扔出通牒：20天簽完合同交出錢，不行就免談。“那時候可是別人求我賣。”談起那時，黃老板言語之間依然難掩得意。他的礦當時已跟一家省外國有煤炭企業談好，價格是2.8億元。

但是，合同卡在了省裏，因為這家省外企業不在省裏預算的兼並主體之中。

臨汾的新思路，雖然在大方向上得到了省裏的認可，但不僅具體手段——比如托管、租賃——未得到批準，而且在兼並主體上發生了大分歧。

與誰來整合都歡迎的臨汾截然不同，山西省希望將整合的權力主要控製在省屬國企手中。

2008年9月2日，山西發出“23號文”，“煤礦兼並重組”改革正式在全省提上日程，專門對以省屬煤礦企業為主的兼並主體作了詳細規定。

同時，為了改變現有小煤礦四散開花的狀況，讓成片資源得到統一規劃和開發，文件提出要按照礦區進行規劃，“一個礦區盡可能由一個主體進行開發”。

六天後，臨汾襄汾“9·8”潰壩，265人死亡，時任省長孟學農去職，大同礦務局出身的王君從安監總局局長任上調任山西新省長。襄汾事故尚未處理完畢，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煤價急轉直下，而今年2月山西最為先進的焦煤集團屯蘭礦又瓦斯爆炸，死亡七十餘人。

小煤礦於是集體停產，煤礦兼並重組一度悄無聲息，黃老板過了一個平靜的安穩年。

波瀾再度掀起，是在今年4月16日，省政府下發“10號文”。

這一次，山西成立了以省長為組長的煤礦企業兼並重組整合工作組。工作組規格之高甚為罕見，足見山西之決心。

這份文件要求，哪一片哪幾個礦由誰整合，統統劃分清楚。

這份文件一出，黃老板們再也沒了當初左挑右選的神氣。兩個月前，他被規定由一個省裏的大集團進行整合。

這時候已是時移世易。價格評估幾乎沒有了多少談判餘地，因為國土廳早先已發文規定好了采礦權價款的統一補償標準，需要評估的隻是有形資產，比如房子和設備。

“一夜之間，我必須賣企業，又一夜，我從賣企業變成了賣設備。”他說。上次作價2.8億元的煤礦，在經過無數次討價還價之後，這次的評估價是1億元出頭。

他慶幸的是自己進入的時間很早。雖然一些金子變成了石頭，但此前石頭變給他的金子更多，從2001年買下煤礦開采到2004年，已經賺得“差不多了”。

受傷的“南方人”

真正巨大的影響，降臨在後來者身上。

他們中有許多是從福建、浙江遠道而來的冒險者，年紀大的五六十歲，年紀小的還是“80後”——在山西，當地人管他們叫“南方人”。

一部分南方人曾經試圖對此次改革施加影響。

今年4月，在南方人聚集的新興采煤區忻州朔州一帶，剛剛回鄉過完清明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們匆匆返晉，第一次聚在一起，討論莫測的未來。

最早的一批南方人，是上世紀80年代初溫州市蒼南和平陽兩縣井巷工程公司的職工，當時山西的礦井大多都由他們來施工。後來，煤炭不景氣，付不出工程款，一些煤礦就抵債給了井巷工人們。

好不容易熬到市場回暖，包工頭們苦盡甘來，引來親朋好友“一起發財”，1990年代末，平陽、蒼南人成批“走西口”。

到2005年，由浙江與溫州官方機構出台的一份報告披露，當時溫州人在山西有300多個煤礦，比如，原平市長梁溝礦區62個礦中就有59個被他們承包。

這一數字在隨後的礦權改革中被成倍地刷新。

礦權改革提供的成批的接盤機會，擺脫不明不白的承包身份真正擁有產權的誘惑，再加上山西當時高調招商引資的姿態，讓嗅覺靈敏的南方人蜂擁而至，不能來的也入股踴躍。

參與聚會的二十多位煤老板多數都是在那時來到山西的，他們在當地的投資超過30億元，幾乎每個礦後麵都有數十個南方家庭，和百萬千萬計的銀行貸款——據說僅平陽縣水頭鎮，90％以上的房子都抵押在銀行，換作真金白銀砸在煤礦上。

當時煤老板給人們留下的多是狂買名車豪宅的形象，這些南方人提起來便憤怒而委屈。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著低調，許多人都將陸虎寶馬奔馳們開回老家，隻留下帕薩特們呆在山西。

不幸的是，從礦權改革時開始，山西就礦難不斷。而每出一次事故，煤礦就連片停產，加上一些重大節日時自動停產，有煤老板統計了生產記錄：三年來，即使六證齊全的煤礦，正常生產的時間也不足4個月，而那些基建礦則更是一天都未正式生產過。

在屯蘭礦難後長達兩月的停產整頓之後，省內的長治等地已漸漸開始批複複工，他們所在的地區不僅毫無動靜，而且前所未有的嚴格：就在聚會的前一天，縣裏統一行動，除國有煤礦外，各個煤礦井口傳送設備的皮帶機頭或絞車都被強製拆除，拉回政府貼上封條。

平素並沒有多少往來的煤老板們，紛紛趕來，第一次開始開會。

會議從他們飛回來的當天晚上開始，持續了一整天。盡管試圖聯絡更多的當地煤老板，但最後來的依然全都是南方老鄉們，閩南話於是成為會議的官方語言。

一些人情緒激動，中午就跑出去買回來幾卷紅布，一枝毛筆，當場外套一脫袖子一擼就開始寫起標語“礦工要吃飯”，“我們要工作”。

更多的人，則始終很沉默，隻是聽著，看著，沒有太多表情。

煤老板試圖讓礦工們拿著標語去反映情況，但最後沒能成行。

第二天，煤老板們一起來到縣長辦公室“要個解決辦法”。記者發現，在進門那刻，即使在門外群情激昂的煤老板，也都馬上低下頭，陪上了笑臉。直到聽說縣長不在，才重新活躍起來。

惟一的一次集體行動，就這樣三三兩兩地散了開去。

在接下來的兼並重組中，南方人鮮有能成為兼並主體的，卻幾乎沒有人隻停留在發牢騷上，每個人都在各顯神通，都在這場隱秘的談判中比著將聰明、靈活與膽色發揮到極致。

煤老板的死與生

兩個世紀前，在英格蘭斯塔福德郡，一個債台高築的工程師通過燃燒煤炭來帶動活塞，抽出了深井裏的水。那是人類第一次自由地駕馭能源，也是煤炭頭一次向工業世界展示它的魔力，點燃工業革命。

兩個世紀後，這種對中國來說最為重要的黑色燃料，卻在財富世界裏施展魔法，讓眾生顛倒。

一些南方人心碎神傷、黯然離去。背靠龐大而靈活的民間資本，他們並不缺少不斷投入建造現代化大礦的資本，但在他們頭頂劃了一道紅線，幾乎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機會。離去的時候，有人發誓，“再也不踏進山西”。

而莫名其妙發了大財的金玉一家，心滿意足地賣了煤礦。

1990年代，煤炭低迷，呂梁山溝裏，鎮上將一個煤礦抵債給了金玉家。沒想到他們卻一腳踏進了富貴門。

煤炭後來吹著氣樣的漲價，金玉家的資產也吹了氣一樣猛地膨脹到近億。她的丈夫從沒上過學，不會寫自己的名字，很長一段時間裏都搞不清銀行是個什麽玩意兒，他隻相信現金，但從不會寫收條，即使收人家上百萬。

他們從不知道這逼人富貴怎麽突然就從天而降。2005年盛夏，金玉曾經問記者，“為什麽前幾年我們家門外總是堵著要債的人，這兩年每天早上醒來窗戶外頭就有人排著隊拎著錢買煤？”

當時，四十多歲的金玉燙著發，化了妝，大花短褲盤著腿，問著話就將嗡嗡的蒼蠅一隻隻拍死在家裏嶄新的真皮沙發上。

像金玉一家這樣撞中大運賺得盆滿缽滿的人，大多都選擇賣掉煤礦，過富貴生活。現在，她將兩個孩子送到國外，全家搬進了城，據說丈夫最近新迷上澳門，已經輸掉了幾百萬。

黃永順也厭倦了有煤礦的日子，要整日陪著笑臉，要整夜擔驚受怕地對電話鈴聲過敏，一忙起來整個月都顧不上換衣服。

盡管少了一兩億，他心裏已經打算接受那個國有大礦開出的價錢。辦了健身卡，雷打不動天天鍛煉。

說起未來，他一臉神往。他打算物色幾十畝地，種些菜和果樹，“過不用看人臉色，不用擔驚受怕的太平日子”。

而沁和能源集團董事長呂中樓，卻打算在他10年前發現的財富巷道裏繼續掘進。

1998年春節，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畢業後在國家科委工作的山西沁水人呂中樓回鄉過年，縣裏的官員們找上門，希望他能想想辦法幫助解決企業改製問題——那時候剛開過“十五大”，國企改製吹響號角，沁水縣卻怎麽也賣不動。

呂中樓挑了一個煤礦企業，他的判斷依據有兩個，一是國外取得資源都需有償，但中國當時全都是無償，升值空間廣闊；二是他查了統計數據做了個模型，“煤價連續10年低迷，接近穀底”。

黑金的光澤漸漸閃耀，呂中樓看見機會在閃閃發光，他辭了國家公職，專心做起了煤老板。第一年，連年虧損的這個煤礦就實現盈利，因為過去國營時每噸煤的成本要七八十塊，呂接管後馬上降到了30元。

待售的煤礦馬上接踵而來，呂中樓開始使用財務杠杆加快買煤礦的速度，到現在，公司一共擁有10個煤礦。

股東中除了呂中樓之外，還有像老虎基金這樣聲名赫赫的外資機構。在新的整合中，他是極少數幸存者，同時擁有兼並主體的資格，按當地政府的規劃可整合周邊的4個礦井。

現在，他正忙著穿梭在北京、香港等地，跟不同背景的外資進行談判，以吸收更雄厚的資本，來沿著煤炭延伸，進入煤化工領域。

這樣極少數的幸存者，極有可能從以千萬或億計算身家的煤老板，變成以數十上百億計算的煤炭大亨——兼並主體整合後每年的產能至少要達到300萬噸，即使隻賣煤炭，即使按每噸煤賺100元粗略計算，一年的利潤就是3個億。

煤老板數量在此次改革中會大幅度減少，但可以預見的是，超級富豪將越來越多地在幸存者中誕生。

煤炭大亨，正是遲章的夢想。盡管在山西已經難以實現，但他相信其他地方，黑金的大門正在向他敞開。

其實沒有人真正清楚遲章付出了怎樣的三個月，盡管親友股東們都不斷給他打電話。所有人都隻知道，最後的結果是，他終於跟一家國有礦談妥被其整合，價格也令人滿意，基本收回投資。“帶著這一個多億，我就能東山再起，再打一仗。”他雄心萬丈地告訴股東們。煤礦依然是他不變的目標，黑色燃料仿佛在他的血液裏開始燃燒，他認定，這些東西可以讓人破產，就一定能讓人暴富。“隻要地下還有煤，隻要地上還有人買煤，煤老板就不會消失。”

一處理完山西的“後事”，遲章就馬不停蹄地向著更廣袤的西北奔馳，他要搶在時間前麵，搶在下一次風雲變幻前到達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