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227：山西煤老板變遷記

山西煤老板變遷記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蘇琦 2009-09-10

當下對煤老板們的收編頗有大快人心的感覺。
因為很久以來煤老板們不自由地就被貼上了許許多多的負麵標簽：他們腐敗了官場，通過拉攏腐蝕官員獲取非法開采國家礦產的資格；他們敗壞了人心，大手筆購買悍馬，歌廳大把撒錢，甚至一度把山西太原打造成了性產業之都，種種聲色犬馬的生活，強化了人們認為其財不義的觀感；他們哄抬了物價，一擲萬金整層購買的豪奢，令那些望樓興歎的媒體憤青們至今仍將其鎖定為房價飆升的罪魁禍首；此外，他們還是罔顧人命的“劊子手”和惡生態環境的“投毒”分子……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忘了這些煤老板們當初是怎麽“混”進煤炭領域的。

事實上，在故事的初始階段，在當時的政治空氣下，如果沒有政策的允許和鼓勵，僅僅靠“腐蝕拉攏”幹部是無法進入這種關乎國計民生的資源性行業的，況且經過那麽多年的計劃經濟，當時也沒有人手裏會有足夠的銀子來發動所謂的“銀彈攻勢”。
回想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中央對山西煤炭能源發展的基本策略是 “有水快流”，鼓勵中央、地方、集體、個體一起上。放開的政策導致從1981到1985年間山西鄉鎮企業年增長39.7%，村與村以下企業數目高於全國平均2至3個百分點。這幾乎顛覆了人們所熟知的鄉鎮企業一律發端於珠三角和長三角的固有認知。

在這波煤炭開發的熱潮中，不少溫州小老板的建築隊來到山西，參與了不少礦井的施工建設，這為他們後來大規模參與山西煤炭開發打下了伏筆。從1980年代起，煤老板們的命運就與“官”家緊密結合在一起，並隨著政經情勢的流變而屢屢成為犧牲品。

經過近10年的高歌猛進之後，隨著煤炭產量的節節提升，大約到1987年，山西煤炭產量開始超過火車的運量，第一波山西的煤炭行情開始回落。

當煤炭產能超過運能之後，壓縮限產成為必然的選擇，而在這個過程中，鄉鎮煤礦由於身份所限一直是壓縮限產的首選對象。除去硬性的壓縮限產之外，由於運力緊張，它們在運輸方麵也遭遇了歧視性待遇。此前國家雖然在煤炭開發上采取了鼓勵中央、地方、集體、個體一起上方針，但在運輸上卻實行先國統(國家統配煤礦)、後軍礦，然後才考慮地方的政策。這導致不同隸屬關係的企業處於不平等的競爭地位，

令情形更為惡化的是，國有重點煤礦(即統配煤礦)可以形成產運銷一體化管理，但山西全省地方國有與鄉鎮煤礦，隻有依靠省煤運公司代表他們參加全國訂貨會議。大部分地方煤礦與全部鄉鎮煤礦都依靠鐵路集運站裝車外調煤炭，一個集運站輻射多少煤礦，一列車裝誰的煤，裝了多少，煤炭企業無從知道。在此等情形之下，各煤礦特別是鄉鎮小煤礦對多少煤能夠運出去，什麽時候能夠運出去，並無基本概念，生產與銷售實際上的脫節，加劇了地方煤炭的積壓。這可謂山西煤老板們經曆的第一個寒冬。

到6年後的1993年，煤炭價格開始放開，價格雙軌製，計劃外的煤炭市場初步形成。與此同時，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帶動之下，中國迎來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誕生於那個時節的民營企業多半要到計劃外市場尋覓煤炭。煤老板們迎來了又一春。
 
好景不長，曾經製約煤老板們發展的瓶頸再次出現，運力不足再次成為晉煤外運的致命製約，而民營煤炭企業也再次順理成章要為大局做犧牲“小我”。針對運力嚴重緊張的情境，山西當時的基本策略是以銷以運定產，多生產則被罰款——山西省人民政府1995年9號文件規定要“嚴格控製(煤炭)生產總量”，規定指出，“對產銷率低於98%的統配煤礦每超產1噸煤，省煤炭廳(局)扣減工資總額噸煤5元;地方煤礦以地市進行考核，對產銷率低於98%的地市每超產1噸煤，省計委減少返還地市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噸煤5元。同時，對超合同計劃生產的煤礦，有關銀行不予安排流動資金貸款。”
在當時的情勢下，能夠拿到運輸指標的人自然成為這個行當最有勢力者，“跑車皮”成為最為牟利的行當。從某種意義上講，不少山西煤老板真正的第一桶金反而不是來自開采領域，而是來自流通領域。
接下來，由於受宏觀調控和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發展的階段，煤老板們也再次進入了一段蟄伏期。
麵對靜寂的煤炭行業，山西各級主政者們出於財政吃緊普遍陷入了焦慮之中，各項招徠民營資本進入煤炭領域的優惠措施相繼出台。而作為激勵措施的一種，當時也規定招商引資有所成的官員可以在相關煤礦中擁有若幹股份，因此，後來廣為世人所詬病的民煤官股的局麵也並非完全是煤老板主動“報效”所致，而有著其曆史的政經根源。

從2001年開始，隨著煤炭價格由曆史低穀逐漸走向複蘇，煤炭資源大省山西的民間資本市場逐漸活躍起來。大量民資湧入煤炭行業，數以萬計的投資客開始涉足政府煤炭市場，這其中來自溫州的煤老板成為頗令人矚目的一群人。一方麵是過去就熟悉煤炭，此次前來屬於輕車熟路，另一方麵是隨著沿海地區環保力度的加大，不少溫州小老板所從事的行業成為整肅的對象，又擠出了不少資金前來投資。但不管個中具體緣由如何，由於溫州人“炒”名在外，人們大多將其投資煤炭行業的舉動定性為“炒”樓之餘的“炒”煤，無形中賦予了其一層原罪色彩。

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升溫，煤炭財富在短時間內急劇增加，伴隨而生的是身價過億的煤老板群體。後麵的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橋段了。

7年後，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頒布《關於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並重組的實施意見》，煤企整合被提上日程。按照山西省重組規劃，重組完成後，山西省擁有企業主體的煤炭企業數量將從現在的2200個，縮減成100個左右。對現有民營煤礦實行國有控股，將形成2—3個年生產能力達到億噸級的特大型煤炭集團，3—5個年生產能力在5000萬噸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
煤老板們自然難以口服心服——“最初投資煤炭行業，也是看準了政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無償開采的政策優勢才去做的。”；“煤炭有那麽好搞嗎，並不是隻有煤管部門和安監部門是直接管我們的。其餘的如電力、自來水、公路、國稅、地稅、煤運每一個部門都可以約束你，若想正常經營，這些部門必須都打通好關係，不然今天斷電、明天停水，搞的你根本沒有辦法生產。”；“整合到大集團之後，每生產一噸煤的成本會大大提高，原本30個人就可以經營的煤礦，一旦入了大集團管理，人手就會大大增加，無形中支出便會成倍提高。這樣算下來，利潤十分微薄，我們要等到什麽時候才能收回投資開始賺錢？”

凡此種種，都是眼下煤老板們麵對媒體時的經典台詞。然而形格勢禁，他們的退出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煤老板”這個詞注定將進入曆史。接下來的一個饒有興味的問題是，煤老板們的陳年往事及其非完美謝幕，將怎樣改寫我們對中國改革曆程的認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