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2189 :新一輪國進民退潮

新一輪國進民退潮
英國《金融時報》特約撰稿人黃小偉 2009-09-09

半年時間內，曆史似乎來了一個輪回。曾經在中國諸多產業中充當領頭羊的的民營企業紛紛“臣服”於國有企業。
幾天前，山東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與日照鋼鐵公司之間持續了近一年之久的並購案塵埃落定，前者以現金出資的方式，占67%的股權，如願吞並後者，完成一家國有企業對民營企業的並購。更早些時候，中糧集團和厚樸投資成立了一家合資公司（二者分別持有70%和30%的股份）入股蒙牛乳業，成為其第一大股東。而在山西，在政府的幫助下，國有煤炭大企業正在“收編“那些屢發礦難的私有小煤礦。

這並非孤立的幾個個案。在被視為中國國民經濟“晴雨表”的能源、鋼鐵、航空、地產等行業，正在上演著新一輪“國進民退”的大戲。如同此前的“國退民進”一樣，重新戴上“紅帽子”事件正撩撥著人們那根敏感的神經。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這對矛盾一直貫穿於新中國發展的60年曆史中。1949年以後通過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政府全麵實施了國進民退，建立了計劃經濟的模式。而在後來的改革開放的30年中，兩者開始交替出現，每次都伴隨著不安和爭論。
去民營化

山鋼並購日鋼後，其營業收入將達1676.92億元，位居中國鋼鐵行業第二名，僅次於寶鋼。至此，山鋼將山東主要鋼鐵產能都納入麾下，實現了三千萬噸大鋼廠的夢想。根據山東鋼鐵整合下一步規劃，山鋼將對日鋼、濟鋼、萊鋼進行限產、淘汰落後產能，騰出二千萬噸鋼鐵產能在日照投建精品鋼鐵基地。

但這次並購卻被業界看做是“小魚吃大魚”的怪戲。理由是從業績上來看，2009年上半年，日照鋼鐵實現淨利潤約18億元，而山鋼旗下最主要的子公司濟鋼和萊鋼同期共虧損12.85億元。2009年下半年，山鋼的盈利目標僅為5億元。對於上述評價，一位中鋼協人士的解釋是，山鋼是否應該重組日鋼，並不能簡單以經營業績來判斷。這是執行國家鋼鐵產業政策的必然結果，重組目的在於加快日照精品鋼基地的建設。

該人士所說的國家鋼鐵產業政策，是指今年3月出台的鋼鐵產業振興規劃細則，該細則明確提出，以寶鋼、鞍鋼、武鋼為並購帶頭企業，推進集團並購步伐，淘汰落後產能。這意味著鋼鐵業的並購重組剛剛開始。在山東鋼鐵集團、河北鋼鐵集團完成重組之後，天津、陝西、山西各省的國資委也都將鋼鐵業的並購重組納入近期工作日程。

與之相對的是民營鋼企的式微。在山鋼與日鋼達成協議之前，央企寶鋼集團與寧波建龍鋼鐵簽署重組協議，寶鋼收購寧鋼56.15%股權，從而成為第一大股東。寶鋼的進入，讓民營鋼鐵大鱷張誌祥和郭廣昌失去了對寧波鋼鐵的控製權。

和鋼鐵業相比，具有高度壟斷性的航空業被看作是首個對民營企業開放的行業。2005年，國務院出台了《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後，奧凱航空、春秋航空、東星航空、鷹聯航空等民營航空相繼出現。但是這些民營航空公司現在麵臨的局麵是，奧凱航空停航正待重組、東星航空破產清算、鷹聯航空被四川航空重組，其董事長李繼寧失去了對企業的控製權。

地產業也不例外。華遠地產總裁任誌強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自1992年允許民營經濟參與房地產業，這個行業的主體就逐漸被民營企業所替代，尤其是1998年住宅市場化前後幾年，房地產業高度市場化，國企占整個市場份額最低時隻有8%；但最近不到十年裏，又開始走回“國進民退”，國企的市場分額已然提高到20%。

尤其在今年上半年，國字號地產公司更是頻頻出手，高價爭奪“地王”，引來業內一片驚呼。這意味著2007年民營房主導並瘋搶土地的時代顯然已經告終，現在的主角是國有大企業。

“A股市場的房地產企業將越來越向國有企業集中。三年前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位，60%是民營，一部分混合經濟，一兩家是國有；去年，已經是60%國有，兩三家混合經濟，隻有一家民營企業，我可以肯定地說，今年的十強將不會有民營地產企業了。”萬通地產總裁馮侖在2007年的時候就如此判斷。

誰是誰的拯救者？
在中國改革開發的30年中，非國有經濟逐漸“蠶食”國有經濟的地盤，國有企業不再一股獨大，最後形成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麵。

但在這30年中，“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一直是交織其中，“政府和市場不斷爭奪製高點的過程。”美國人丹尼爾·耶金這句話足已概括中國改革開放史的實質。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過程，正是一部“國退民進”和“國進民退”相互較量的曆史。
自1979年以來，中國體製轉軌先是中央“放權讓利”，再是多種經濟成分迅速發展。而非公經濟的地位是在不斷得到承認又被否定的螺旋式過程中得到確認。我們可以簡單的梳理一下：1978年至1989年中，“民進”禁區被逐漸打破、個體經濟獲得迅速發展、私營經濟得到認可。1989年至1991年，是清理整頓的階段。在這一階段，“民進”出現收縮，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民退”現象。在這三年時期，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停滯，甚至出現了明顯下降的趨勢。有的私營企業主擔心成為第二次被改造的對象，幹脆把企業交給集體，交給國家。有的則積極找靠山，想方設法戴上集體的“紅帽子”，以作掩護。“紅帽子”企業成為那一特定時期的獨特產物。

1992年至2004年，這是一個“民進”重新抬頭並且大發展的年代，但也存在較大波動。在這個過程中，民營經濟無論在政策上還是發展中都有巨大的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民營企業甚至成為不景氣的國有企業的“拯救者”。雖然其中有“國有資產流失”的爭論，但從總體上說，民企通過各種方式並購了處於破產邊緣的國有企業，得以發展壯大，並由此開始了“民企重型化”的曆程。

2003年時，還籍籍無名的地方鋼鐵大亨戴國芳站在長江邊上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說：“鐵本要在三年內超過寶鋼，五年內追上浦項。” 而沙鋼在2002年收購了歐洲老牌鋼鐵公司蒂森克虜伯旗下的一家鋼鐵廠，並且將之全部打包運送回國內，6年後，這家企業進入了《財富》500強排名。浙江人郭廣昌購買了另一位民營鋼鐵大鱷張誌祥的公司唐山建龍30%股份。他們還同時在寧波建立寧波建龍，意欲把寧波建龍建設成國內最有競爭力的鋼鐵廠之一。可以說，這段時間，是中國民營經濟的“黃金期”。
但2004年之後，形勢又急轉而下。以“鐵本事件”為標誌的宏觀調控，讓民營經濟遭遇重大打擊，“國退民進”的趨勢逆轉，“國進民退”開始冒頭。民營經濟的代表德隆係、鴻儀係、湧金係、明天係、格林科爾係、青鳥係、斯威特係、順馳、托普都爆出資金鏈斷裂消息。其中，鐵本的戴國芳、德隆係唐萬新、鴻儀係鄢彩宏、格林科爾係顧雛軍都身陷囹圄。

此時國有企業反身成為民營企業的“拯救者”：濰柴投資接手湘火炬，中國非金屬接手天山股份，重慶渝富接手ST重實，海信空調接手科龍電器，四川長虹接手美菱電器等等。

細心者不難發現，自1981年改革開放之後的首輪宏觀調控（當時叫治理整頓）以來，將近30年的時間裏，幾乎每次宏觀調控和經濟低迷，都伴隨有“國長民消”現象的發生。

不一樣的待遇
此次也不例外，始於2008年下半的經濟危機讓民營經濟資金鏈麵臨斷裂的危險。雖然2009年前幾個月銀行信貸已達天量規模，但是民營企業卻從中收益無幾。

有調查數據顯示：2009年一季度全國信貸規模總量增加了4.8萬億元，而中小企業貸款增加額度隻占不到5%，目前中國企業融資中80%左右來自銀行信貸，但信貸總量中80%左右資金投給了大企業；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來未向銀行貸過款。
與之相對應的是，在刺激經濟四萬億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額而“野蠻成長”，迅速“巨無霸”化。

在自由競爭性市場，“國退民進”與“國進民退”並無對錯之分，問題在於，兩種不同的企業，是否受到了同等的待遇？
在中央政府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中，資金大都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上，這無疑是國有大型企業的傳統“地盤”，民營企業難以涉入其中。另外，央企得到了特別的照顧，就在民營航空公司因為資金問題麵臨破產的背景下，同樣巨虧的國有企業東方航空獲得政府70億的財政注資，其他幾家國有航空公司也不例外。在資金緊張的房地產行業，央企背景的房地產企業陸續獲得證券市場的支持。6月底，中建股份IPO獲得證監會審批，融資額高達426億元人民幣；7月1日，保利定向增發80億元的方案也獲得證監會批準，華僑城、中糧、招商等央企背景的房地產企業也緊隨提出各自的重組和融資方案。

為提振經濟而製定的十大產業規劃中，一個關鍵詞就是國有企業。規劃明確，未來這十大產業的發展，將以國有企業為核心進行並購重組。對地方政府而言，財大氣粗的央企成為招商官員追逐的對象。

在這輪“國退民進”中，地方政府則發揮了強勢的主導作用，日照鋼鐵由山東省省長會議拍板決定重組，由省政府主導。在寧鋼的重組談判中，寧波市政府和浙江省國資委亦是主導性參與。在東星航空破產事件中，應武漢市人民政府請求，民航中南地區管理局暫停東星航空公司航線航班經營許可。就在東星發布不願接受中航重組聲明的前3天，中航集團與湖北省政府就共同打造武漢航空樞紐簽訂了框架協議。媒體報道說，一位東星員工曾這樣表述與中航集團的重組談判：“和我們談判的人，見到我們的第一句話是‘我是應省裏、市裏的邀請和你們談的。我們不想讓企業倒了'。”

東星破產事件最新進展是，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近日將民營產業投資公司信中利集團重整東星航空方案駁回，並裁定東星航空破產清算，公司重整一事很難有挽回餘地。該院做出上述裁定的理由是，信中利集團所提方案無法保證資金流入保障，方案缺乏債權人同意將其股權轉化的證明，缺乏國資監督部門同意的批複意見。

“我們都是民營企業，他們搞了個缺乏國資監督部門同意的批複意見，這讓人難以理解。”東星航空管理層說。
 
9月，讓柳傳誌一直想淡化的聯想國有身份，經過20多年的努力終於徹底“脫敏”變成了民營企業。這也許是當下眾多“國進”中極其少見的一次“民進”的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