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195: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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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大陸全力打造上海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危矣

2009/5/6 巨亨網提供

知名分析師陶冬在其最新博客文章中指出，受到大陸國務院決定全力打造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衝擊，香港金融業至少減壽5年；過去香港股市抓住了大陸崛起的熱潮，但是金融業並沒有什麽突破性的發展。

依他個人的看法，香港雖是目前中國的紐約，但未來將淪為中國的佛羅裏達。 

國務院決定，全力將上海打造成國際金融中心。消息傳來，筆者認為香港金融業至少減壽五年。 香港負責財經事物的高官表示，經過內部評估，港府不擔心來自上海的競爭，對香港維持金融業的繁榮持樂觀態度。 要麽港府為維持公眾信心而故作鎮靜，要麽港府作內部評估的人士脫離現實、誤判形勢。 筆者認為此項決定對香港經濟有極其深遠的影響，港府采取駝鳥態度，於事無補，隻會進一步錯失機會。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其實，近年的香港經濟是“一好掩百醜”。 當年的四大支柱產業，如今隻剩下一個半。 旅遊業在大陸遊客的刺激下形勢不錯，不過除去大陸遊客，其它國家遊客數量並不理想，當年的大主顧日本旅客的到港人數更是暴跌。 真正還稱得上支柱產業的，僅剩下金融業。 不過所謂金融業，香港隻有股市，近年撐起股市的是中資股，令資本市場賺錢的是中資ＩＰＯ。 《經濟學人》雜誌在去年，曾將香港評為僅次於紐約、倫敦的第三個全球金融中心。 這對於過去最大野心也不過是區域金融中心的香港，真是莫大的榮耀。

 

中國的崛起，為香港提供了曆史性機遇，機會來自Ａ股連年的熊市和不可拖延的銀行改革。 朱鎔基一聲令下，香港股市成了中國銀行改革的實驗場，也打造出香港金融業空前的繁榮。 接下來的房地產熱、基建熱、QDII熱，將港股推上一個又一個新高潮。

 

香港擁有世界一流的資本市場軟環境，從法製精神到基礎設施、從投資銀行到監管管治，一切都來得很自然，並無刻意的追求。 中國的大環境和Ａ股的不景，是將香港資本市場推上國際金融中心的兩個必不可缺的因素。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香港的股市準備好了，抓住了機遇。股市之外，香港金融業並沒有取得甚麽新的突破。發展債券市場，一直是隻聞樓梯聲不見人下來，除了在中國大力推動下發行了幾次人民幣債券外，近年幾乎乏善可陳。 甚至連發債建立一條政府債券收益曲線，作為債市的基準都一拖再拖。 商品市場、黃金市場、能源交易，香港坐在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費國門口，號稱中國的對外窗口，但在市場開拓上一事無成。私人銀行業務近年有明顯的擴充，但是發展卻落後於競爭的新加坡，衍生產品accumulator更使香港的私人銀行業務遭受重創，相信業務又被打回原形！成事不足，敗事卻有餘。

 

 上市委員會在上市公司延長股票禁售期上的表現，凸顯出管治上的缺陷。 港交所明知收市後Ｕ盤交易存在明顯的漏洞，卻未亡羊補牢，直至匯控股價在收市後對盤被操縱，導致一場波及全球的市場震蕩。 雷曼迷你債券的銷售手法上，存在著監管的盲點，監管漏洞全世界都有，但是監管的當事人不思反省反而尾出“先知先覺”論，就令人費解了。 一國兩製下，北京難以直接插手香港金融事務和監管，在言語上對香港仍十分客氣，但是香港的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相信中央是看在眼裏的，對於潛在的金融風險，相信中央是急在心上的。 當然，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更有中國經濟自身的全盤考慮。

 

中國的國力日強，對世界的影響愈來愈大。 建立起與國家實力相適應，與商業需求相配合的國際金融平台，既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 作為世界第一大商品進口國，中國需要在商品市場有更大的話語權。 美元信用掃地，貶值風險大增，作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有必要加速人民幣國際化過程。 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在成長，完全有可能容得下兩個金融中心。 其實隨著信息技術的飛躍發展和全球化的推進，一批交易所已經在被邊緣化了，有生命力的股市在減少而不是增多。 全世界除了美國的NASDAQ外，亦沒有其它成功的第二股市。 NASDAQ成為科技企業的上市集散地，特點十分鮮明，而滬、港股市的內容大體同質，區別並不明顯，唯一的隔離是人民幣政策。

 

過去中國缺錢，需要進口資金，又不希望開放資本項目。 香港的存在為內地提供了一個在不對熱錢開放的情況下向海外集資的平台。 時過境遷，中國現在成了世界最大的儲蓄國，海外不再是集資的唯一渠道。 今天國內既有大量企業有集資的需要，又有大量資金尋求投資的機會，國際金融機構和人才紛紛進駐上海，香港的壟斷性優勢在減弱，甚至消失。 筆者看來，上海與香港各有一優勢一劣勢。

 

上海的劣勢在於市場的軟環境。 法製、監管、人才、效率上的提高，遠比建金融大廈更困難，也不是幾項政策優惠便能解決問題的。 在軟環境上，香港具有優勢，不過上海在迎頭趕上。 上海政府在做事，拚命地做事，千方百計地做事，每天都在做事。香港的優勢在軟環境上，而劣勢則是政府的無所作為。 整個體製陷於官僚化的、無效率的程序陷阱，沒有創新思維，沒有改革勇氣，缺乏危機感，缺乏前瞻性策略，更缺乏行動效率。 

 

想想朱鎔基當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批評，看看港府的改進，不知特首作何感想，不知香港納稅人作何感想。 每次筆者談起香港必須未雨綢繆，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占領新的市場製高點，都有港府官員理直氣壯地反問，香港又能做甚麽？為甚麽新加坡可以在兩年內搶走瑞士私人銀行上百億美元的業務，香港卻做不到？中國主權基金、大型企業資金在海外麵臨投資困難，為甚麽香港不能主動幫忙，進而成為中國資金海外投資的大本營？港府官員除了在人民幣離岸中心上守株待兔外，似乎根本就沒有真正動過腦筯。 

香港公務員是一個運作極好的機器，但是沒有大腦，缺乏獨立的、具有前瞻性的戰略思考。 過去沒有大腦不要緊，英國人做主將策略性的工作做了。 回歸之後，英國人走了，中央政府又沒有插手港府運作，香港的政策製訂和政策效率就變得手忙腳亂。 有相當一段時間，人們把問題歸在董建華的管治身上。 之後隨著內地在自由行的開放和IPO上的輸血，危機被暫時掩蓋住了。但是整個體製一直在繁忙地做無用功，官僚主義的拖延和立法會的掣肘，使得港府沒有做出任何真正具有前瞻性、策略性的工作，遇到困難第一時間上北京尋求政策性支持。

 

當北京宣布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時，香港政壇似乎更關注某些議員講粗口，負責財經的高官出來見記者也隻是講了些無關痛癢的話。 開始筆者還以為他們礙於政治考慮不便多評論中央政策和上海事物，後來發現港府內部評估好象真的沒把此事當成一個危機來看待。 公務員的薪酬中，退休後的長俸份量最重，所以人們多打定“做少錯少”的思想，沒人願意思考、願意承擔，於是推諉成風，得過且過，討論和評估成了小圈子裏的過場戲，戰略性決策和執行則能拖就拖。 少了金融業，不知香港的高租金、高樓價靠什麽支持？到時候，公務員的高薪靠什麽支持？在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中國資本項目開放前，香港股市還有幾年好光景。

 

假如香港能融入珠三角的經濟轉型，並成為其金融窗口，與上海還能在競爭中共同進步。 但是如果香港不思進取，坐吃山空，不僅中資公司會在上海兩地上市，匯豐、長實也可能到上海掛牌，屆時香港金融業就麵臨著被邊緣化的命運。 筆者看來，香港今天是中國的紐約，以後則是中國的佛羅裏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