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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的中國
2009年4月10參加萬科股東會,一位坐我旁邊的股東說:“萬科到目前為止,按25元的最高價回報有2500倍,複權計算早期股東的成本隻有0.01元。如果能新找到這樣一隻從小到大的股票就好了。”我說:“你應該算錯了,萬科的回報應該沒有這樣高。劉元生先生投資400萬,高峰期33億,隻有825倍,萬科派發的紅利劉元生先生有沒有再投資,是否參與每次的配股我沒查過。但問題在於,即便隻有100倍的回報,就算你能找到新的萬科,你憑什麽就能賺足這100倍或825倍?看簡單股價,1993年到1996年,萬科從36.7元跌到過3.2元,就算你和劉元生先生同時期買入,如果身處其中你是否會懊悔為什麽1993年不在高位賣掉?一個哲學問題是:如果你能高位賣掉,你是否就能再次低位買進,並不理會2001年到2005年萬科從16.25元跌到3.12元的情況,如果你兩次都能做到高賣低買,那麽你隻需要也許不到10萬,就能賺取比劉元生先生多得多的財富。偉大的企業也會經受風雨,遇到逆境的時候你憑什麽堅持?!”
影響企業的因素非常複雜,我想像劉元生先生一樣的投資者一定是鳳毛麟角,首先、基業長青很難——發現挑戰智慧;再者、波段操作誘惑巨大——美麗女妖塞任;第三、“投資心理倒錯”扼殺長期投資(見2008年5月8日收藏的投資經典文章——《股市長期定投的神奇定律》);第四、市場跌宕起伏,世界動蕩不安;第五、估值的艱難—模糊的正確與精確的錯誤;第六、多維規則:標準越多,標的越少;第七、時間越長,不確定性越高;第八、同行業比較充滿挑戰;第九、跨行業比較對判斷力更具挑戰性;第十、前景理論(Daniel Kahneman):虧損的痛苦=2.5*贏利的快樂。“守股比守寡還難”!即便企業沒問題,但一想到社會宏觀方麵的變化,就足以讓人焦慮了。08年底,遇見了一位學生時代景仰的學者,我們聊起中國的經濟及其未來,他說:“他的一個朋友——經濟學家,從1988年開始一直都不看好中國經濟,看空了20年。中國的問題永遠是憂慮中承載著希望......”
2009年3月在張逸民教授的《國際金融》課上,一位同學說:“但斌,你對中國看得太樂觀了,我借給你一本書《中國:奇跡的黃昏》看看。”在此之前,剛看完吳曉波先生的《跌蕩一百年》。吳曉波先生在書的前言部分說:“在過去的100多年裏,中國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於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複興。而富有悲劇性的是,每隔30-40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史成為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曆史。對於中國商業進步的緩慢......我們僅從企業史的視角來進行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三個現象:一是意識形態爭論對現代化的幹擾,二是中央集權觀念對國家商業主義的催生,三是傳統的輕商和官商文化對新生企業家階層的影響。讓人歎息的是,在洋務運動後的多次經濟變革運動中,這三個命題都幽靈般的影隨而至,無法擺脫。即便到了百年後的1978年,當中國再度開始經濟變革的時候,這三大命題仍然困擾著這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成長的邏輯圈......中國的商業曆史總是不壓韻的,粗糙而缺乏修飾,像極了我們坎坷而迷茫的人生......”這本《奇跡的黃昏》也是讓人有種特別的焦慮,“中國,將麵對怎樣的未來?”
吳曉波先生說:“中國的百年曆史,其實就是關於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30年裏,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沒有發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未來30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範圍、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帶來新的可能性......”
看艾麗斯.施羅德寫的《滾雪球》,印象深刻的是巴菲特家鄉奧馬哈以及美國70年以來的滄桑巨變,(撇開技術因素)沒有美國的今天以及巴菲特對美國的信念,就不可能有巴菲特現今的成就。每個時代的人都可能因事、因境、因人、因物的不同,充滿憂慮與希望地麵對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這是智慧的時代,這是愚蠢的時代;這是信仰的時期,這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這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希望之春,這是失望之冬;人們麵前有著各樣事物,人們麵前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
中國,將麵對怎樣的未來?此刻,我們該選擇並擁有什麽樣的信念?
但斌 2009年4月11日夜 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