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1821 --- 人民幣進入，黃金徹底退出！

（本文全文刊登在《創富誌》雜誌12月號，已出版）
　　 貿易增長，一向以儲備貨幣擴張為前提——清議
　　人民幣進入，黃金徹底退出！
　　以黃金儲備為後盾，幾十年來不斷擴張的美元，為世界貿易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流動性。然而，隨著美國債務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元的商業模式遭遇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用於貿易結算的貨幣開始變得供不應求。這就是我們正在由美國金融危機步入世界經濟危機的問題所在！如果不能盡快重構國際貨幣體係，繼續為世界貿易提供流動性支持，那麽，世界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重蹈“十七世紀危機”覆轍。為此，人民幣、日元和澳元等，繼美元、歐元之後，加入國際儲備貨幣行列，將是無可回避的選擇。隨著這些黃金儲備極少的貨幣加入，黃金終將徹底退出貨幣舞台。也許到那一天，如列寧所說，世界真的會出現用黃金打造的“廁所”。

　　沒錢做不成買賣。同樣的道理，沒有“儲備貨幣”帶來的流動性支持，世界貿易難以持續增長，世界經濟增長也難以為繼。
　　這一觀點，在我們前麵關於流動性的係列文章中，已有詳盡論述。十七世紀，由於主要儲備貨幣—白銀的供給陷入短缺，西歐對中國的貿易突然減速，世界經濟也由此陷入“十七世紀危機”。

　　這和今天的情形非常相似。作為主要“儲備貨幣”的美元，由於美國過度負債，流動性擴張的大門正在關閉，由此導致了今天的世界開始步入以貿易危機為先導的經濟危機。

　　一個兩難的困局擺在人們麵前：如果放任美元持續擴張，隨之而來的美元貶值，將像當年英鎊貶值那樣削弱其儲備貨幣的地位，進而失去繼續為世界貿易增長提供流動性的能力，令世界經濟停滯不前；相反，如果美元不繼續擴張，就必須犧牲世界貿易的增長，結果同樣會導致世界經濟減速。

　　所以，重構國際貨幣體係的重點，就是要讓國際貨幣體係多元化，讓人民幣、日元、澳元等加入到儲備貨幣的行列，改變現有的以美元為主、歐元次之的“國際儲備體係”和“貿易清算體係”，以適應“貿易增長”對“儲備貨幣”擴張的要求。

　　100年來的儲備貨幣擴張與五次危機
　　回顧曆史，從黃金、英鎊到美元，每一次儲備貨幣的擴張，都帶來世界貿易的增長；相反，每一次儲備貨幣的短缺，都伴隨著世界貿易的停滯。

　　總體看來，曆時最久的國際貨幣體係，是以金銀等“商品貨幣”作為“本位貨幣”的儲備及清算體係，簡稱“金銀本位製”，或“商品貨幣本位製”。

　　其最大的好處是，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操控黃金的價格，由此獲得了廣泛的公平性。但是，黃金供給的增長畢竟是有限的。當它快速增長，世界貿易增長得到促進；而一旦貿易增長速度開始快於黃金擴張速度，問題就出現了。

　　這恰恰是1913年的情形。雖然世界黃金產量仍處在1890～1928年的快速擴張期（世界黃金產量告別了以往近4個世紀持續下降的曆史，僅僅這39年的產量便相當於過去400年產量的1.7倍，使得世界貨幣用黃金由1889年末的18億美元猛增到1928年末的188億美元），但是，由於世界貿易的增長速度更快，致使世界“儲備貨幣與年進口的比率”下降到這一年極其危險的22％（其中“黃金儲備與年進口的比率”為19％；“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為2％），成為當時製約世界貿易及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大障礙。

　　“儲備貨幣與年進口的比率”（又稱儲備率）是什麽意思呢？答案是一個國家的儲備貨幣用於清償因進口形成的國際債務的能力。這當然意味著一個國家的儲備率越高，可實現的進口規模越大；就世界而言，儲備率越高，世界貿易增長的動力越充足。美國耶魯大學教授羅伯特·特裏芬曾在二戰後提出，一國儲備貨幣對年進口額的比率，以40%為宜，20%為底限，低於30%便要及時加以補充。

　　應當說，1913年出現的世界儲備率低點，是過去100年來，國際貨幣體係所遭遇的“第一次危機”。
　　隨後進行的改革，重點是在黃金之外鞏固了英鎊在國際貨幣體係當中的“儲備貨幣”地位。
　　由於增加英鎊的供給，遠比增加黃金的供給容易得多，於是，在英鎊擴張的前提下，世界貿易重新獲得了快速增長。到1928年，世界 “貨幣儲備與年進口比率”，恢複到較為安全的43％（其中以英鎊為主的“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由此前的2％，大幅提升至11％）。

　　遺憾的是，上個世紀30年代發生的大蕭條打斷了這一進程。加上上一個黃金產量擴張周期至1928年宣告結束，使得人們開始擔心英鎊的擴張已不能維持其以往與黃金的價格，以至於降低英鎊的可兌換性，結果在各國紛紛拋售英鎊的情況下，英鎊出現了大幅貶值，進而喪失了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擴張能力。英國曾試圖讓英鎊匯率盯住馬克來穩定市場，但結果還是以失敗告終。於是，盡管大蕭條使得世界貿易量快速萎縮，導致年進口額下降，但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額的比率”在1932年及以後，還是由此前的11％下降到8％以下。

　　英鎊貶值，令“金銀本位製”重煥生機。為緩解英鎊與黃金供給不足產生的流動性問題，美國國會甚至在1934年通過《白銀收購法案》，高價購買白銀、擴充白銀儲備。其用意，是試圖以強勢美元取代英鎊貶值後帶來的儲備貨幣供應空缺。但效果並不理想。至1938年，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額的比率”依然處在8％的低位。

　　這似乎是國際貨幣體係近100年來所遭遇到的第二次危機。
　　二戰期間，西歐的黃金大量流入美國，這使美國的黃金儲備，在戰後占世界黃金儲備的76％。於是，當時的國際貨幣形勢，對美元極為有利。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國際貨幣體係繼續偏重於“黃金”，戰後世界貿易及世界經濟便很難恢複。因為“黃金儲備”大量掌握在美國手裏，而其他國家的黃金儲備幾乎消耗殆盡，以至於這些國家沒有足夠的儲備貨幣用於清償因進口形成的國際債務。這似乎可以視為100年來的第三次國際貨幣危機。

　　另一方麵，如果簡單地將“美元”作為“本位貨幣”，對戰後世界貿易和經濟同樣極為不利。這是由於，其他國家“黃金儲備”嚴重不足，會導致各國主權貨幣與美元之間的兌換價格出現過度頻繁的波動，甚至各國之間也會為增加本國對美國的出口而展開“貨幣貶值競賽”。當自由貿易遭遇各國以鄰為壑的匯率政策，“自由”的性質就徹底變味了。

　　1944年誕生的“布雷頓森林體係”恰好解決了這兩個難題。在將美元確定為 “本位貨幣”以及近乎單一的儲備貨幣的同時，各國得到美國財政部承諾：以35美元兌1盎司黃金的官平價，購買各國手中因向美國出口而持有的美元。

　　於是，世界貿易得到迅速恢複，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也從1938年的8％，大幅提升到1947年的26％，盡管部分地是以黃金從美國大量流出為代價的。

　　不過，“布雷頓森林體係”顯然沒有讓國際貨幣體係告別黃金，隻是用錨住黃金的美元，與黃金共同充當“儲備貨幣”而已。
　　於是，雖然1947年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提升到26％，但“黃金儲備與年進口的比率”依然高達61％。兩者合計與年進口的比率為87％。

　　當然，這種總體上為過度的“儲備貨幣與年進口比率”，也是後來世界貿易持續增長、並帶動世界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原因。
　　如今的國際貨幣體係，是在1971年8月“尼克鬆事件”之後形成的：美國單方麵宣布放棄35美元兌換1盎司黃金的承諾，並關閉了黃金兌換窗口，使“布雷頓森林體係”全麵崩潰。

　　從此，美元“擺脫”了黃金（至少表麵上看是如此），成為不可兌換黃金的貨幣，以及真正意義上近乎單一的“儲備貨幣”。
　　不過，迫於美國國內經濟壓力，繼上個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當中陷入高通賬之後，又在80年代陷入滯脹並發的困境，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對世界貿易增長的流動性支持開始顯露疲態。到1990年，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重新回落到26％。與1947年不同的是，此時的黃金儲備隻有象征意義，而不被用於清償債務。這或許是100年以來國際貨幣體係所遭遇的“第四次危機”。

　　令世界擺脫國際貨幣體係“第四次危機”的，是10年前出現的“歐元”。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接受歐元作為本國的儲備貨幣，實現了國際貨幣體係的“儲備貨幣”擴張，當然也促進了隨後的世界貿易增長。

　　來自IMF的數據顯示，到2000年，世界外匯儲備由10年前的0.93萬億美元增長到2.02萬億美元，而世界貨物進口合計由10年前的3.55萬億美元增長到6.71萬億美元，相應的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提升到30.2%。又過了3年，到2003年，世界外匯儲備進一步增長到3.16萬億美元，進口合計則增長到7.82萬億美元，相應的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恢複到羅伯特·特裏芬眼中40.4%的適宜水平。

　　不幸的是，國際貨幣體係的“第五次危機”，也由此悄然而至。受儲備貨幣發行國債務負擔加劇影響，僅僅用了3年時間，到2006年，世界“外匯儲備與年進口比率”大幅降至27.3%的水平。其中，世界外匯儲備合計為3.38萬億美元，世界進口合計為12.38萬億美元。這意味著整個世界的儲備貨幣供給以及相應的國際清償能力，重新顯露出不足以維持貿易及經濟可持續增長的跡象。

　　雖然這已是相當危險的水平，但更糟糕的是，外匯儲備的國際分布極不均衡。扣除中國、日本這兩個外匯儲備大國之後，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合計與其年進口的比率，僅為13％（其中，美國不到2.8%，德國僅為4.6%，英國和法國分別隻有6.8%和8％）。

　　由於儲備貨幣所提供的流動性總體上是有限的，所以，要增加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就必然減少另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
　　更糟糕的是，由於快速增加的“外匯儲備”，主要來自美國和歐元區的極少數國家，於是，這些極少數國家難以為繼的債務擴張，便成為製約世界貿易增長的重大障礙，以至於要抑製極少數國家的債務擴張，就必須犧牲絕大多數國家的貿易利益。

　　這就是當前金融危機下國際貨幣體係症結所在，也是國際貨幣體係“第五次危機”的要害所在。
　　美國的債務規模原本就到了難以複加的地步，而此次金融危機當中損失的資產，無疑會使美國的債務負擔變得更加沉重。有跡象顯示，美國當前與未來的債務擴張將主要用於拯救國內的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誰還能指望美國會繼續向世界提供流動性、來支持世界貿易的持續增長呢？歐元區國家的情況與此大體一致。

　　如果貿易增長的鏈條被打斷，世界經濟又如何不會陷入全麵減速呢？於是，隻有盡快改革現有的國際貨幣體係，世界經濟才會真正重新振作起來。

　　“黃金儲備國”和“外匯儲備國”的矛盾
　　重構或改革現有國際貨幣體係的關鍵，在於如何解決“黃金儲備國”和“外匯儲備國”之間的利益衝突。或者說是，要解決美國等“主要債務國”和中國等“主要債權國”之間的矛盾。

　　為什麽這麽說呢？這與美國一直沒有放棄其“黃金儲備大國”的地位有關。
　　在“布雷頓森林體係”崩潰時，美國雖聲稱黃金不再扮演“本位貨幣”以及“儲備貨幣”的角色，但無論是美國，還是西歐主要經濟體，並沒有因此而削減“黃金儲備”。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統計，目前世界黃金儲備中，有73％仍掌握在以歐美國家為主的發達國家手中；55％掌握在美國以及德、法、意三個主要歐元區國家手中。這與1970年的水平相比，幾乎沒有變化。

　　由此帶來的“儲備貨幣結構”頗耐人尋味。隨著黃金價格大幅上漲，在美國的“黃金及外匯儲備”當中，以當前市場價值計算，黃金儲備占77％以上，而外匯儲備則不到23％。歐元區主要經濟體的情形，也與美國類似。

　　與此同時，盡管亞洲國家“外匯儲備”突飛猛進，但“黃金儲備”卻長期止步不前。
　　在中國，“黃金儲備”占“黃金及外匯儲備”合計的比例不到0.8％。日本的記錄也隻有1.79%。20國集團當中，來自其他亞洲經濟體及巴西等成員國，其情形與此大致類似。

　　所以，如果真的要接受人民幣等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體係當中新的“儲備貨幣”，用以緩解當前波及甚廣的“儲備貨幣短缺困境”，並為今後的世界貿易增長提供新的流動性支持，那麽，就等於宣告黃金不再具備“儲備手段”的功能，也就是宣告國際貨幣體係徹底擺脫“商品貨幣”。

　　沒錯，既然幾乎沒有黃金儲備墊底的“人民幣”都可以充當國際儲備貨幣，還要黃金幹嘛！
　　但問題是，這對外匯儲備國有利，對黃金儲備國不利。
　　黃金徹底退出
　　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至於形式是什麽，其實並不十分重要。舊時中國金融界流傳著一個“丁寶禎當當”的笑話，說的是丁寶禎在雲南做官時，常常因接濟朋友而手頭拮據。

　　每當此時，他就派手下拿一個箱子，貼上官封，到當鋪去典換銀子。當鋪夥計見有官封，不敢照常開箱查驗，於是，來人說多少就多少，將銀子如數送上。

　　這雖是個笑話，卻揭示了信用的最高等級，是“政府信用”，或“主權信用”。
　　“巴塞爾協議”將“主權信用擔保資產”的風險權數確定為“0”，也是這個道理。
　　上個世紀60年代，因擔心美國可能會關閉“黃金兌換窗口”，導致金價上漲、美元貶值，由羅伯特·特裏芬提出並獲得較多共識的改革思路，就是用“主權債券或紙幣”全麵替代“商品貨幣”，以此形成由紙幣當家的“國際貨幣體係”。其目的，也是順應世界貿易增長的大趨勢，避免由商品充當的“本位貨幣”或“儲備貨幣”供給不足，限製了貿易及經濟的增長。

　　但這是美國等主要債務國極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顯然，如果黃金不再是儲備工具，那麽，目前美國財政部囤積在諾克斯堡的2.61億盎司黃金將何去何從呢？將它們賣給中國嗎？答案十分否定。

　　想想看，既然陷入危機的國際貨幣體係必須尋求新的儲備貨幣，而沒有黃金儲備支持的人民幣照樣是當仁不讓的首選貨幣，加上大規模出售黃金儲備，勢必造成金價大跌，中國完全沒有理由在美元貶值風險進一步加劇的情況下，再去承擔金價下跌對本國儲備體係構成的威脅。

　　在很大程度上，如何設計黃金儲備的退出機製，包括一個詳盡的時間表，將是貨幣談判的另一個重頭戲。但似乎可以肯定，即使在主要黃金儲備國與主要外匯儲備國之間，還沒達成最終的妥協方案，隻要在大方向和原則上達成一致之後，國際市場黃金價格便會立即出現暴跌。

　　在黃金全麵喪失貨幣功能，徹底淪為純粹的商品之後，其價格的長期向下重估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列寧曾斷言，世人總有一天會用黃金去建廁所，來紀念黃金拜物教的徹底消亡。這一天或許真的到來了。
　　小手術還是大動作
　　所謂“小手術”，是不改變現有以美元為主、歐元次之的國際貨幣格局，隻是透過開展國際間的“流動性互助”，來緩解當前“儲備貨幣”的短缺性危機。

　　這似乎最早是由英國首相布朗拋出的如意算盤，以便英鎊可繼續保持獨立，及其在國際貨幣體係當中僅有的些許儲備地位。美國的盤算更是如此。

　　為此，布朗曾建議沙特作為世界最大的產油國，應當為IMF提供更大的資金支持，以幫助那些在金融危機中陷入嚴重流動性困境的國家。

　　此後，出席華盛頓金融峰會的沙特財政大臣阿薩夫表示，沙特不會向IMF及其他國際金融機構提供額外的資金支持。他不留情麵地說：“那隻是布朗的想法，並不是我們的想法。我們來這裏不是為任何人買單的。”

　　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阿薩夫所指的“任何人”，並不是針對急需獲得流動性救助的小國，而是針對包括英國在內的發達國家。救助這些小國本是發達國家的責任，而布朗的真實目的並不是救助這些小國，而是救英國自己。

　　其實，國際間的“流動性救助”很可能是無效的，不僅不能從根本上緩解“受援國”的流動性危機，反而會使“受援國”從此背負上巨大的債務，並將“援助國”拖下水，尤其是在危機的責任不在援助國一方的情況下。

　　有效的“國際貨幣援助”的原理是，“受援國”本幣嚴重貶值時借入的外匯流動性，會伴隨著其出口能力的恢複以及本幣升值，產生較大的匯兌收益，進而可以在未來某一個時刻輕鬆地償還這些外國債務。這與國內企業在人民幣升值前借入美元，隨後因人民幣升值而獲得匯兌收益的道理是一致的。

　　可是，如果“受援國”原本就不是一個出口型的經濟，怎麽可能出現本幣大幅升值呢？又到哪裏籌集外匯來清償債務呢？
　　沒錯，所謂“小手術”的建議，是經不起推敲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換個角度看，以法、德兩國為首的歐元區國家，也不一定希望對現有國際貨幣體係做太大改動，甚至希望借機進一步強化歐元的“儲備貨幣地位”。

　　但歐元區國家自身的貿易與經濟情況並不爭氣，而且同樣是債務纏身。加上歐元先於美元出現貶值，自然也會意識到“小手術”根本不能解決大問題。

　　所謂“大動作”，是指在現有以“美元為主、歐元次之”的“儲備貨幣”當中，增加人民幣、日元、澳元、韓元、盧布、印度盧比、巴西雷亞爾等貨幣，由此實現國際儲備貨幣結構的多元化擴張。

　　不過，“大動作”也存在風險。比如說，雖然韓國是目前世界第四大外匯儲備國，但其短期債務幾乎與外匯儲備一樣多，一有風吹草動，韓元就會出現劇烈波動。印度和巴西也存在類似的情況。

　　應當說，人民幣與日元首先加盟儲備貨幣的可能性最大。但遺憾的是，日本政府此前相當草率地提出了向國際金融機構提供1000億美元流動性支持的計劃。這等於宣布日本傾向於維護現有“以美元為主、歐元次之的國際貨幣體係”。難怪日本的計劃很快得到英國支持。

　　中國似乎也不應急於接受將人民幣單獨追加為儲備貨幣的建議。因為離開了多數國家的支持，即使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事後也不一定得到廣泛的外國持有，倒是會單方麵成為人民幣升值的理由。

　　但有一點必須明確，除了儲備貨幣多元化，目前遭遇困境的國際貨幣體係幾乎是走投無路。惟一的辦法是各國心平氣和地談判，找出可以相互妥協的解決方案。

　　社科院的專家，非常大意地說······
　　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將無法避免時，的確該想想這會對中國構成何等影響。
　　來自中國社科院的專家非常大意地說，其帶來的好處是，可以讓中國獲得“鑄幣稅收益”。
　　這種說法太過教條。與通賬所產生的“國內鑄幣稅”不同，儲備貨幣的“鑄幣稅收益”來自於海外。但其產生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有足夠大的海外貨幣結存規模，二是有相應的貶值空間。

　　這就是說，你的得，是別人的失。
　　我想說的是，如果以這樣的心態看待人民幣國際化，誰還敢放心地接受人民幣或增加對中國的債權呢？至少在當年，美元開始成為幾乎惟一“國際儲備貨幣”的時候，美國人也不敢口出此言。

　　恰恰相反，在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最初的若幹年裏，人民幣將不可避免地麵對強勁的升值壓力。
　　當然，如果沒有升值的預期，以及因升值而形成的人民幣儲備匯兌收益，初步獲得“儲備貨幣地位”的人民幣，很難被世界各國廣泛接受。這或許也是惟一能打動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下決心接受人民幣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理由。

　　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對中國的真正好處
　　根據我對“儲備貨幣發行國”情況的研究，我相信，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好處，是可以持續擴張中國來自外部的流動性供給，為中國最終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奠定基礎。

　　必須承認，如果沒有“海外流動性”的大舉流入，英國不會在18世紀掀起人類曆史上第一場工業革命，也不會在工業化的推動下使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個真正富裕的國家。

　　同樣的道理，如果沒有二戰期間來自歐洲的黃金流入，美國也不會在1950年成為經濟總量4倍於英國的“超級經濟體”；如果沒有來自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流動性支持，美國的經濟增長恐怕早已止步，而不會到今天仍占據世界GDP的23％。

　　情況是這樣的。在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後，中國以往來自海外的流動性擴張，便增加了一個新的途徑。
　　就是說，中國的流動性擴張，將不再像過去那樣，主要靠“貿易順差”或“外國來華投資”，而是可以靠“外國人民幣結存或儲備”的增長，以“海外債務”的方式，來增加中國的流動性。

　　這與美國因“外國美元儲備”增加，而持續擴張本國流動性的情形，是完全一樣的。
　　消化流動性的最好途徑，是增加投資
　　然而，我之所以說中國至今對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後帶來的問題還沒有想明白，原因並不在此，而是指國內一些人至今尚未看透“流動性擴張”的好處，倒總是把“擴張後的流動性”視為洪水猛獸，由央行憑借財政部的支持，千方百計地加以回收。

　　從某種意義上講，雖然中國開始嚐試全麵擴大內需，但是，與當前囤積在央行手中的24萬億流動性相比，今後幾年，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這些“人為過剩的流動性”，恐怕還是一個未知數。

　　在以往關於“自古至今的流動性”的係列文章當中，我們已經知道，消化流動性的最好途徑，就是“增加投資”。
　　這就好比一個人變得特有錢之後，有錢到天天燉一根極品遼參、天天開一瓶茅台都花銷不完的地步，他首先會想到的是，買一套房子，換一部名車，以及諸如此類在固定資產方麵的開支。

　　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同樣如此。想想看，如果我們意識到，再過8年，中國的GDP將有望突破50萬億元人民幣，此後，每年的增加值，就相當於增加一個1980年前後的中國，到那時，中國人還能忍受人均鐵路裏程僅為半根香煙的長度、人均公路裏程僅1.5米的困境嗎？

　　換個角度說，正是由於長期以來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嚴重不足，才出現太多的收費公路、高價醫院、高價學校等，才導致居民擔心日後子女教育、看病養老等支出龐大，而一再緊縮今天的消費支出。

　　這些因素，導致國內居民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長期處在40％上下的低水平。
　　進一步說，如果15年後，中國的年經濟總量增加到75萬億元人民幣，並且徹底超過美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達到人均5萬元GDP，中國全社會的固定資產狀況，有可能不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嗎？

　　沒錢是萬萬不能的。但是，當世界不得不為貿易持續增長、而向中國源源不斷地提供流動性的時候，更可悲是，我們不以此為快樂，卻以此為煩惱。

　　沒錯，最不幸的，不是那些沒錢的人，而是那些有了錢都不會享受幸福生活的人。
　　擔心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之後的流動性過剩嗎？大可不必。這恰恰是中國加快本國經濟增長的絕好機遇。此前，世界曾把這樣的機遇給了美國，此後，世界會把這樣的機遇交給中國，哪怕是極不情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