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 1853 --- 許小年: 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裏?

許小年: 陸克文和凱恩斯錯在哪裏?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先生最近在《財經》雜誌上發表文章，係統表述他宣稱的“第三條道路”，並自信地認為，隻有他和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們才能有效應對當前的全球經濟危機。盡管充滿著違背事實的結論和沒有根據的政策藥方，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機之後的一種流行思潮，特別是因為它出自一個國家的總理，對公共政策的製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響，值得我們認真地對待。 

陸克文先生的全部觀點和自信基於一個粗淺而失實的觀察:全球經濟危機是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因為放棄監管以及由此而來的市場失靈。正是在這一點上，陸克文先生大錯特錯。 

政府失靈導致的危機
在文章一開始，陸克文先生就用政治家在選舉集 會上的常用手法，武斷地將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歸咎於 “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先製造一項莫須有的罪名，給自由主義經濟學貼上小醜或奸臣的臉譜，再將公眾的不滿與失望引向這個假想敵，接下去進行的是道義而非學理的審判，反正公眾已找到泄憤的對象，不再關心事實的真相與邏輯的嚴密了。 

陸先生說，“新自由主義政策源於無監管市場至上的核心理論信仰”，隻有對經濟學缺乏基本了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自亞當·斯密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從未主張過不受約束的市場。斯密認為，離開政府，市場無法有效發揮配置資源的功能。斯密所定義的政府職能包括國防、建立和維護以保護私人產權為核心的法律體係，以及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如果將監管列入公共品的話，斯密的意思非常清楚，市場交易活動必須符合法律和監管的要求。除了國防、司法和公共品這三個領域，斯密認為，無需政府幹預，在自身利益驅動下的個人能夠通過自發和自願的交易，實現資源的社會最優配置。政府的職能不是協調、指導或者管理市場交易，而是建立和保護市場交易的基礎——私人產權，沒有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市場就變成戰場，暴力而不是價格決定資源的配置。 

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基本保持了斯密的傳統，弗裏德曼在肯定政府作用的同時指出，政府所掌握的強製性手段或社會公器具有“雙刃劍”的性質，可以用來保護產權，也可以用來剝奪人們的產權。政府也是理性經濟人，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很自然地要利用手中的公器謀求自己的利益。為減少這樣的副作用，弗裏德曼主張，社會應該保持一個盡可能小的政府，公眾要對政府實施有效的監督。 

陸克文先生不僅自製了一個子虛烏有的“新自由主義”妖魔，而且斷言它就是當前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眾所周知，這場金融危機的源頭是美國的房地產泡沫，而資產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聯儲。以格林斯潘為首的美聯儲在過去的近二十年間執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襲擊等重大事件前後，為穩定資本市場而多次大幅減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 “格林斯潘期權”。在“9·11”之後，美聯儲更將基礎利率降到了戰後最低的1%，並保持低利率達兩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國公司和家庭的借貸，在格林斯潘任職的十八年中，金融機構的杠杆率（負債率）不斷攀升；而家庭的儲蓄率則不斷下降，從19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裏斯潘離職時的零左右。信貸的泛濫造就了經濟的虛假繁榮，在次級按揭的推動下，房地產泡沫不斷膨脹。然而借錢買來的景氣無法持續，泡沫破滅之時，金融機構少得可憐的自有資本瞬間被巨大的投資損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儲蓄根本無法緩衝房價暴跌對家庭財務的打擊，除了破產，借債成癮的金融機構、企業和家庭再無其他出路。 

低利率人為扭曲了資金價格，導致美國及西方經濟的過度負債，金融機構和家庭的資產-負債嚴重失衡，這是當前經濟危機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場係統風險的上升是表，實體經濟的嚴重失衡是裏。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不過是推波助瀾，而根子卻在華盛頓（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事實難道不是這樣的嗎？先有次級按揭，然後才有CDO之類的資產證券化產品；先有美聯儲的低利率，然後才有次級按揭。這是再清楚不過的政府失靈加市場失靈，兩類失靈絕不可並列，前者為主，後者為次；前者為源，後者為流。 

陸克文總理承認這個事實，但他指鹿為馬，將格林斯潘定性為“新自由主義者”，“新自由主義者”信奉市場至上，他們的失敗就是市場的失敗，一個明確無誤的政府失靈就這樣變成了市場失靈。陸先生要麽對經濟學說史和經濟史缺乏了解，要麽就是有意誤導他的讀者。

在貨幣供應的問題上，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向反對中央銀行的自由裁量權，一再警告人們注意，將貨幣供應交給少數幾個人管理是非常危險的。弗裏德曼用大量翔實的數據說明，在美國的曆史上，貨幣供應的波動引起經濟的波動。這一發現使人們認識到，貨幣政策實際上是經濟波動的發生器而非穩定器，從根本上破除了運用貨幣政策熨平經濟周期的迷信。為了消除振蕩的根源，必須穩定貨幣供應，而對貨幣穩定威脅最大者，莫過於所謂的“相機抉擇”的貨幣政策，即由幾個聰明的大腦，根據經濟的形勢，自行決定貨幣的供應量。為了防止 “聰明大腦”搞亂貨幣供應，哈耶克主張某種形式的金本位製，而弗裏德曼則堅持貨幣供應的固定規則，比如說每年3%，大致等於GDP的實際增長率。 

格林斯潘根本就不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恰恰相反，在貨幣政策上，他是不折不扣的凱恩斯主義者。凱恩斯主義的核心理念就是市場經濟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需要政府從外部進行幹預，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就是這樣的幹預者，盡管凱恩斯本人傾向使用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 

凱恩斯認為市場內在的不穩定性源於“野獸精神”（AnimalSpirit）支配下的投資波動，為了消除非理性投資衝動造成的繁榮與衰退的循環，他又假想了一個富有“人類精神”的政府作為救世主。然而難以理解的是，為什麽同為凡夫俗子，人在市場上做投資決策時，就一定表現出非理性的“野獸精神”，而一旦進入政府操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就可以料事如神，偉大英明？如果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的高官們也是和華爾街金融家一樣的常人，他們的“野獸精神”發作時，對經濟將產生什麽樣的衝擊？凱恩斯理論體係上的最大問題就在這裏，市場是不完美的，但政府是完美的，假設已定，結論不言而喻，當然要由完美的政府去解救和幹預不完美的市場。與凱恩斯形成對照，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保持了邏輯上的一致性，市場不完美，政府也不完美，非完美政府設計的宏觀政策會引發和加劇經濟的波動，他們反對少數幾個人調控貨幣供應以“操縱”市場經濟中的最重要價格——利率，哪怕操縱者是中央銀行。 

雖然市場和政府都是不完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兩者在資源配置上各有千秋，或者在危機的產生上負有“各打五十大板”的責任。市場優於政府，其優越性在於信息和激勵。現代經濟極其複雜，社會對資源進行有效配置需要大量的信息，從每一個消費者的偏好和收入，到每一個企業的產品和技術，信息散布在經濟的各個角落，存儲在每個人的頭腦中。政府管理經濟，最多幾千官員，不可能收集和處理足夠的信息，而缺乏信息就無法保證資源配置的效率。現代經濟中的資源配置隻能采取分散決策的方式，每個市場參與者都在收集和處理信息，13億人對幾千官員，市場與政府的高低上下就寓於這簡單的數字對比中。不僅數量，市場上分散決策的信息質量也超過政府機關所能實現的。官員的利益和經濟活動的結果基本無關，決策錯了不必負責，對了也沒有什麽獎勵。市場參與者尤其是企業則不同，每一個決策都會帶來利潤或者損失，企業有著足夠的激勵，盡可能地保證信息的充分性、及時性和準確性。 

硬給格林斯潘戴上 “新自由主義”的帽子，陸克文總理機敏地將政府政策的失敗轉化為市場的失靈，在當前的形勢下，這一宣傳頗為有效。看到持有的股票在市場上被腰斬，看到自己的房子在市場上隻剩下一半的價值，看到公司倒閉將自己拋入失業大軍，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市場上，人們很自然地要問:市場到底出了什麽問題？陸先生和他的社會民主主義同誌們乘機跑出來說:市場太自由了，太混亂了，貪婪的金融家渾水摸魚，令你們損失慘重，投我一票，我將為你們管好市場！ 

討伐“新自由主義”和罪惡的華爾街，政府不僅為自己的錯誤政策找到了替罪羊，而且巧妙地為大眾洗刷了投機的負罪感。細數有史以來的泡沫，哪一個沒有大眾的參與？“鬱金香狂熱”中有農夫的身影；在1929年紐約股市崩盤前，工人、職員甚至中學生都參與了瘋狂的股票交易；21世紀的低收入家庭謊報收入，申請次級按揭，購買本來無力負擔的房子。如果說金融危機是犯罪的結果，那麽犯罪的就是我們所有的人。億萬貪婪的個人投身於股票、地產、石油和糧食的交易，每個人都有一個暴富的夢，每個人都帶著“我不是最後一棒”的僥幸心理。麥道夫的龐氏遊戲僅造成幾百億美元的損失，幾十萬億的證券和房地產價值縮水豈是區區幾個騙子能夠成就的偉業？沒有無數大眾的參與，資產價格豈能如此轟轟烈烈地上漲，又怎能如此驚天動地地崩塌？ 

批評大眾會丟失選票，政治家深知這一點，拎出少數“新自由主義者”和金融家痛打，低風險，高收益，順手再牽出凱恩斯主義的對策，政府救市，政府開支，政府監管，如陸克文先生所言，將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基礎性的地位”。如此既恢複了大眾的無辜，又讓他們看到未來的希望——如同上帝般的政府，當然，還有領導政府的政治家。凱恩斯主義的流行，與其說給出了醫治經濟蕭條的藥方，不如說它迎合了政治家的需要，使大眾飽受折磨的神經與錢袋得到暫時的安慰。 

在完成了危機探源方麵的大轉換後，陸克文總理接著解釋政府將如何解救被“新自由主義”毀滅了的市場。根據他的設想，政府將承擔四大曆史性的任務:拯救私人金融係統、刺激社會需求、建立全球監管體係以及實現社會公正。 

救世主真的要降臨人間了嗎？
麻藥劑還是手術刀？
毫無疑問，在危機時刻，政府應動用一切法律賦予的手段，盡快穩定金融市場。需要強調的是，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必須是臨時的和應急的，而不是長久的和常規的，要防止將救火式的政府幹預製度化。政府可以為市場交易提供擔保，改變遊戲規則如限製賣空，向金融機構注資，或者將商業銀行國有化，但在采取這些非常措施之前，政府必須做出明確的承諾，一旦金融係統恢複正常，政府將立即退出市場。這個承諾必須是可信的，也就是公眾能夠監督執行的。 

在這一點上，香港特區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的作為堪稱典範。為了保衛聯係匯率製，港府於1998年夏季入市幹預，大量購買恒生指數股。在聯係匯率製的危險解除後，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將危機期間買入的股票賣給香港公眾，政府退出市場，兌現先前的諾言。 

令人擔憂的是，陸克文總理在他的文章中提出，社會民主主義者要“重新塑造一個麵向未來的全麵哲學框架，它既適應危機時期，也適應繁榮時代”。如果這意味著危機管理變成繁榮時代的常規，政府在危機時期獲得的權力延續到正常狀況下，就將對經濟的效率和社會公正產生重大的負麵影響。從哲學上講，陸克文先生的邏輯也不能成立，撲滅澳大利亞山林大火和管理悉尼歌劇院畢竟不是一回事，不可能遵循同樣的原理。現代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具有迷惑性，原因之一就是用危機來論證常態下政府幹預的合理性。

金融救援的第二個原則是以改革與重組為目標，隻有同意和準備進行重組者才能得到政府的救助。世界各國政府在當前的金融救援中，多以維護信心為目的，它們沒有看到，恢複信心的關鍵是恢複微觀經濟單位的財務健康。金融機構必須進行業務、資產和財務的重整，以便盡快降低負債率。同樣，家庭也必須削減消費，增加儲蓄，無力償還按揭貸款者，不得不喪失他們的房屋。資產-負債的調整越早到位，信心就恢複得越快。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勇氣對選民講實話，在許諾迅速複蘇的同時，政府花錢緩解民間的眼前困難，刻意營造虛假太平的氛圍，回避痛苦的改革和重組，推遲了複蘇所必需的結構調整，延長了經濟衰退期。 

拯救金融體係的第三個原則是被救助者必須分擔救助成本。政府注資商業銀行，原有股東的權益就被稀釋；政府接管金融機構，原來的高管就要下台。對於次級按揭的債務人，他們也應該為自己的決策失誤付出代價，否則將使原本就存在的社會公正性問題變得更為嚴重。次按債務人可以拿到政府的補貼，信譽良好和正常還款的家庭得不到任何幫助，這豈不是變相的獎劣懲優？如果確無還款能力，隻能破產，正確的政府救助應該是增加破產後的補助，而不是輸血以阻止破產的發生。 

金融救援要堅持原則，因為任何救助都會帶來棘手的“道德風險”問題，即市場參與者因有政府兜底而放鬆風險控製，采取更加激進的投資策略。金融的係統風險歸根結底在於市場參與者識別與控製風險的能力，而不是陸克文先生所指責的自由交易和複雜的金融創新；風險歸根結底是“道德風險”，而不是產品風險。如果投資者自已喪失了控製風險的激勵，簡單的產品也可能大幅增加係統風險。鬱金香很容易理解吧？一樣造成泡沫。房屋是再普通不過的商品了，看得見，摸得著，價值的計算也不需要複雜的數學公式，可房地產市場上依然是泡沫不斷。 

陸克文總理隻談救援，不談重組，在資產-負債失衡未得到糾正的情況下，經濟複蘇的希望在哪裏？陸先生又捧出了他的神奇政府。
凱恩斯主義的神話
陸克文總理自視為羅斯福總統和凱恩斯的傳人，要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創造需求，將經濟拉出衰退。可以預見的是，今天的財政刺激如同曆史上的羅斯福“新政”，除了為凱恩斯主義的失敗增添新的案例，為社會民主主義者拉到選票，不會再有其他的效果。 

從1933年開始實施的羅斯福 “新政”並未結束“大蕭條”，“新政”下的財政開支雖然大幅增加，但沒有顯示出扭轉乾坤的刺激作用。請看以下數據與事實:美國的真實GDP直到1939年才恢複到1929年的水平；失業率則在1931年躍升到16.3%後，一直保持在兩位數的高位，遲至1940年方從一年前的17.2%降到14.6%。在大戰正酣的1941年，失業率總算降到了一位數——9.9%。結束“大蕭條”的不是羅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超高的軍事開支。將經濟的恢複和希特勒的戰爭聯係在一起是令人尷尬的，功勞於是就被記到了羅斯福頭上。 

如果 “大蕭條”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再看凱恩斯主義在日本的實踐。日本經濟於1980年代末進入衰退，政府也祭出了凱恩斯主義，執行了多達13個財政刺激計劃。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裏，財政赤字對GDP的比率每年都超過了5%，其中有七八年超過了10%，但日本經濟仍不見起色，GDP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左右，並多次出現負增長。當前的金融海嘯來襲時，盡管日本不是重災區，經濟卻第一個倒下，2008年4季度，GDP同比萎縮了12.7%！由於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日本的國債從1990年占GDP的60%增加到現在的160%以上，政府已無力再舉債。除了自民黨在首相走馬燈式的更換中勉強保住了政權，凱恩斯主義留下的隻是停滯的經濟、殘破不堪的財政，以及更加暗淡和遙遠的複蘇前景。 

從邏輯上講，凱恩斯主義的失敗乃題中應有之義。從1930年代的“大蕭條”、日本1980年代末的泡沫破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到今天的全球經濟危機，所有這些大動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崩盤之前的異常繁榮，而且十有八九都是信貸支持的繁榮。如同吃了激素的兒童，可以透支營養和體力，在一段時間裏加速成長。但信貸激發的景氣無法持續，一旦信貸中斷，災難立即降臨。衰退是對畸形繁榮的償還，這個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免費的午餐。正是基於這一信念，奧地利學派的米塞斯和哈耶克預見到了“大蕭條”，雖然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準確預測災難發生的時點。為了緩解停用激素帶來的痛苦，凱恩斯主義建議恢複激素的供應，這就是它的邏輯，這就是它必定失敗的根本原因。

凱恩斯財政政策的失敗，在於無法帶動民間開支。從大學的經濟學教科書可知，財政政策的作用取決於所謂的“乘數效應”，政府花一塊錢，民間跟著花一塊錢，乘數就等於2。乘數越大，財政政策越有效。實際上，乘數效應不過是凱恩主義的一個障眼法，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忽悠”，如果私人部門願意花錢，就不需要財政刺激了，之所以推出財政擴張計劃，就是因為民間的投資和消費意願不足，財政乘數命裏注定不會很大。 

的確，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世界各國的財政開支乘數平均等於1，換言之，政府支出對私人部門幾乎沒有什麽拉動作用。這個結果沒有絲毫意外，既然在蕭條之前的繁榮中，私人部門已超前地進行了投資和消費，他們怎麽可能再跟著政府增加支出呢？產能過剩的中國外向型企業會因為政府修鐵路而增加投資嗎？為債務所困擾的美國家庭會因為奧巴馬建醫院而增加消費嗎？蕭條期間，民間不願花錢，並非由於凱恩斯所講的“野獸精神”，而是從“野獸精神”回歸人類精神，休養生息，從揠苗助長的狂飆突進，理性地回歸自然增長狀態。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為什麽要推出刺激計劃，試圖恢複往日的虛假繁榮、延緩甚至阻礙回歸的進行呢？ 

凱恩斯認為蕭條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今日西方經濟的問題恰恰相反，是未來收入的透支和有效需求的超前滿足。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裏，西方各國都會在償還舊賬的壓力下生活，無論政府如何刺激，需求都難以反彈，拉動世界經濟走出蕭條，唯一的希望是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對於刺激這些國家的需求，凱恩斯主義仍是藥不對症。 

中國的人均GDP尚不足3千美元，即便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也不到1萬美元，和美國的5萬美元相差甚遠，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還有很大的空間，而且不同於阮囊羞澀的美國人，中國居民的需求有二十多萬億儲蓄資金的支持。如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的購買力？對策不是政府花錢，而是打破僵化體製的束縛，釋放民間的能量，激發市場的活力和私人部門的創造力，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曆程一再地證明了這一點。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外部需求的疲軟和國內的宏觀緊縮政策相重合，中國經濟的增長率下降到7%左右。1998年，中國政府推出了財政刺激計劃，但真正扭轉經濟增長下行趨勢的，卻是同年的住房改革和2001年的加入WTO。取消政府福利分房，將住房推向市場，這項改革一方麵釋放出巨大的商品房需求，另一方麵創造了無數的投資機會，房地產投資當年就從前一年的負增長反彈至15%，隨後又上升到30%左右，並帶動全國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進入了上行通道。2001年加入WTO後，在國內、國外的強勁需求拉動下，中國經濟經曆了長達七年的繁榮。 

中國經濟當前麵臨的問題並非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受到限製和壓抑，二十多萬億的居民儲蓄和接近50%的儲蓄率說明不是沒有能力消費，而是不敢消費。刺激消費需求的政策不是政府投資基礎設施，而是充實社會保障體係。除了物質產品，我國企業和家庭對服務的需求還遠未得到滿足。以金融為例，全國80%的中小企業沒有金融服務，對7億農民的金融服務基本上是空白。醫療衛生、電信通訊、交通運輸、文化教育、媒體娛樂，到處可以看到需求的潛力。政府應該做的，不是凱恩斯主義的財政開支，而是解除管製，降低和取消行政性準入壁壘，像十年前的住房改革那樣，開發和培育市場，釋放需求，依靠13億民眾的力量，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西方的金融危機從正反兩個方麵說明，實體經濟的結構、市場和價格機製是決定經濟發展的更為基礎的力量，宏觀政策充其量不過是拆東牆補西牆，或者寅吃卯糧，而卯糧之昂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現在是終結凱恩斯主義的時候了，是宣告皇帝沒有穿衣服的時候了。 
首要任務是管住政府
在度過了經濟蕭條後，如何防止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陸克文總理呼籲建立國家和全球的監管體係。對於市場失靈論者，這是一個很自然的結論。然而如前所述，金融海嘯起於錯誤的貨幣政策，新監管體係必須麵對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管住美聯儲。 

奧地利學派主張金本位製，即貨幣發行以一國的黃金儲備為基礎，用黃金保有量約束貨幣供應總量，實際上等於剝奪了中央銀行發行貨幣的權力。這一製度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從根本上避免了貨幣的濫發和通貨膨脹。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金本位還有另一好處:自然地實現了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在世界黃金產量不變的情況下，獲取黃金的渠道隻有國際貿易順差，貿易盈餘國黃金儲備即貨幣供應的增加等於逆差國貨幣供應的減少，全球貨幣供應總量保持不變，不會再出現各國中央銀行競相發鈔、全球流動性過剩的局麵。在金本位下，美國也無法再利用美元的國際地位超發貨幣，通過美元貶值向世界各國轉嫁自己的財政負擔。

芝加哥的貨幣學派擔憂，如果黃金產量跟不上經濟增長的步伐，就會出現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一樣，通貨緊縮破壞了價格的穩定，因此也是不可取的。貨幣學派建議實行紙幣製度，但同時一再強調製定貨幣發行規則的重要性，例如貨幣增長等於真實GDP的增長，用規則來限製中央銀行在貨幣發行上的自由裁量權。 

雖然存在著貨幣製度上的分歧，兩個學派一致認為，必須製約中央銀行，因為中央銀行家和我們每個人一樣，都免不了要犯錯誤，普通人的錯誤影響一個家庭，中央銀行家的錯誤遺害一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格林斯潘卸任時被譽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央行行長，才過了幾個月，就在金融海嘯的風暴中變成了危機的罪魁禍首。人們發現他的錯誤時，大禍已經釀成。 

中央銀行決定貨幣發行還有可能造成另一係統風險，那就是持續的貨幣超發和通貨膨脹。無論東方或西方的政府，或者因為財政入不敷出，或者因為大選在即，都有著強烈的多發貨幣的衝動，通貨膨脹因此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它深植於各國的政治體係中。盡管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有一定的製度保證，但仍不可能完全擺脫政府的影響，金本位或者固定規則提供了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管住貨幣發行才能管住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源頭，陸克文總理對此避而不談，反而將全球信用的泛濫和金融機構的高杠杆歸罪於放鬆管製。我們在上麵已經討論過，流動性過剩的根子是低利率，如果美國的情況還不足以說明這一點，陸先生不妨研究一下日本。1980年代，日本在金融監管上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市場上也鮮有創新產品，在日本央行長達十年的減息周期中，基準利率從9%降到了2.5%，終於造就了舉世聞名的金融-地產泡沫。陸克文總理當然不會關注日本，他的興趣和利益都在管理市場，通過管理市場，實現他的政治目的。 

然而美國的經驗證明，政府管市場，越管越亂。次級按揭的泛濫產生於寬鬆的貨幣政策，得益於美國政府的大力提倡。“讓更多的美國人擁有自己的家”，在這個溫馨而激情的口號下，對於按揭貸款標準的降低，監管當局采取睜隻眼閉隻眼的縱容態度。聯邦政府成立了“房貸美”和“房利美”等機構，允許它們以政府信用在金融市場上操作。在政府和國會的多方支持下，“兩房”不斷發展壯大，到危機前夜，已占有房貸證券化市場的半壁江山。住房自有率是政治家拉選票的工具，次級按揭是用銀行的錢給選民送好處，不花政府分文，何樂不為？期望政府管住次按，無異於緣木求魚。 

政府管市場，想管也管不住，因為監管當局沒有信息優勢，官員也不比金融家更聰明。陸克文總理主張政府控製金融衍生品帶來的係統風險，問題是如果機構投資者都搞不清金融產品所含的風險，為什麽要相信在研究力量、信息和經驗上都處於劣勢的監管者呢？為什麽相信他們能為投資者把好關呢？同樣令人懷疑的是監管者的激勵，麥道夫騙局早就有人舉報，美國證 監 會卻置若罔聞，直到金融危機爆發後才展開調查。加強監管固然不錯，是否首先要加強對監管者的監管？ 

這次金融危機的確暴露出市場的不完善之處，但解決的思路不是簡單的“麵多加水，水多加麵”，具體措施也不是想當然的“市場失靈靠政府”。金融創新過度，產品過於複雜，原因不在華爾街的貪婪，世上人誰不貪婪？華爾街的問題在於貪婪失去了恐懼的平衡，用經濟學的術語講，就是收益和風險的不對稱。金融機構高管和專業人士拿著別人的錢賭博，創新產品若成功了，獎金可達數億美元；如果賭博失敗，無非獎金少拿一些而已，損失由公司股東和投資者承擔。 

在陸克文總理眼中，與貪婪並列的另一罪惡是金融創新，創新產品增加了金融係統的風險。殊不知風險並非來自產品本身，探究金融創新的風險如同探究火的風險一樣愚蠢，正確的問題應該是 “這樣的產品為什麽會在市場上流行”，就像“火為什麽燒了房子”一樣。風險的根源是問題叢生的委托-代理關係，包括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委托-代理，投資者和評級機構之間的委托-代理，公眾和政府之間的委托-代理，以及委托-代理關係下的風險-收益失衡。陸克文總理鍾愛的監管充其量可以當作傷口上的繃帶，卻永遠代替不了刮骨療毒的治本手術。 

實現收益和風險的對稱，根本之道是在微觀層麵上重塑治理機製，而不是政府的宏觀管理，更不是限製高管的工資。在新的治理機製下，金融創新失敗時，高管個人應當承擔相當部分的損失。在這方麵，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就金融企業特別是投資銀行的形態而言，合夥人製是否比公眾公司更為合適？高管和業務骨幹作為合夥製企業的主要股東，與企業共興衰，在這樣的框架下，是否能夠更好地平衡金融創新的收益與風險？ 

在微觀重塑的過程中，政府當然要發揮作用，但它不可以越俎代庖，因為在改善治理機製的談判中，主體是股東和管理層，治理機製是兩者在自願基礎上的博弈結果。政府要關注市場中的變化，及時總結，及時立法，推廣執行。 

空洞的公平口號
像所有的政治家一樣，陸克文總理也高舉“公平”的大旗，指責“新自由主義者”主張“個人自我利益不受任何限製，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和天然公正的”。這又是一項莫須有的罪名，如前所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向認為個人的活動必須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進行，“不受任何限製”的說法不知從何而來。筆者也不知道，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什麽地方講過，“市場決定的收入分配是自然的天然公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倒是傾向於認為，市場決定的收入比政府決定的收入更加公正，因為前者以自願為基礎，而後者必須借助強製性手段。 

即便人們認為市場決定的收入不夠公平，也不需要政府來充當梁山好漢（或者大俠羅賓漢）。在民主國家裏，不同的利益集團可以遵循法律程序，通過立法改變分配格局，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常意味著更加有利於本集團。隻要公民對法治仍有信心，陸克文總理的“替天行道”便是自作多情。陸先生拿公平說事，用意無非是吸引公眾眼球，多拉兩張選票罷了。對於極權國家而言，政府和公平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菲律賓的馬科斯政府可曾實現過社會公平？在蘇哈托將軍的統治下，印尼百姓能否將社會公正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 

在陸克文總理的這篇文章中，處處流露出“舍我者其誰”的英雄氣概，陸先生將他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提升到公眾之上，將政府的作用提升到市場之上，似乎隻有依靠他們這些政府精英，才能解救深陷危機的大眾和經濟。 

陸先生的信心來自於一個信仰:政府是與市場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是上帝派到人間和超越凡人的耶穌基督。具體而言，市場參與者是貪婪的和盲目的，政府官員卻是一心為公的和清醒的；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完美信息；市場參與者不能識別和控製風險，政府卻可以明察秋毫；市場會失效，政府卻永遠有效；市場是不完美的，政府卻是完美的；市場的智慧與能力是有限的，政府卻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陸克文與凱恩斯的哲學源頭就在這裏，陸克文和凱恩斯的方法論錯誤也正在於此。 

如果華盛頓（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同樣會犯錯誤，如果政府官員和金融家同樣有著自己的利益追求，我們還能得到陸克文總理的結論嗎？ (2009年03月16日 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