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中囯之140 ：《跌蕩一百年》

《跌蕩一百年》序言：尋找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作者: 吳曉波
我受雇於一個偉大的記憶。
　　―― 瑞典詩人 托•特朗斯特羅莫
【一】
　　1979年9月的一天，法國學者瑪麗•白吉爾坐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辦公大樓裏，等待一個重要官員的接見。白吉爾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曾參與了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國史》的寫作。她後來記錄那次會見場麵時寫道，“這位官員從門外進來，後麵跟著五六個隨行人員，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要比其63歲的實際年齡年輕一些。他身穿一件直領、貼袋的中山裝――這是中國官員慣常所穿的服裝，但他所顯露的那種靈活和步姿和舉止，卻使我驟然聯想到美國商人。他插在胸前口袋的鍍金鋼筆和戴在手腕上的百達翡麗手表，以及腳上穿的意大利皮鞋，就足以使人意識到，這位官員非同尋常。”

　　跟白吉爾見麵的這位官員是榮毅仁。他是晚清和民國時期最大的民族資本家榮德生的兒子，榮德生與他的兄長榮宗敬曾經控製了中國將近一半的麵粉和棉紡工廠，被稱為是“中國的洛克菲勒”。僅僅幾年前，榮毅仁還是被批判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他在全國工商聯機關食堂的鍋爐房運煤和打掃所有廁所，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經常遭批鬥，食指被紅衛兵打斷。而1978年2月，他被鄧小平解救複出，現在，他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在中信公司裏，還聚集了眾多的、年過花甲的上海籍資本家。

　　“我發現自己的研究對象已經陷於矛盾的漩渦之中。”白吉爾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年）》一書中寫道，“我由衷地感到，若以流行的革命史研究觀念出發，研究中國商業階層的意義是極其有限的。中國企業家在二十世紀初期的崛起，僅僅構成了曆史長河中的一個小小的插曲，一個簡單的曆史摸索過程。”然而，隨著她對中國觀察的深入，特別是對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變革的零距離審視，曆史突然呈現出它另外的麵孔。“中國目前將現代化置於革命之上的做法，促使我意識到必須重新估計中國企業家在20世紀曆史進程中的貢獻，並將長期以來教條地把革命與現代化兩者混為一談的現象加以澄清。”

　　那麽，在更為悠長的曆史跨度中，我們――包括象白吉爾這樣的國際學者――是否有可能對一個被長期漠視甚至妖魔化的階層進行新的觀察？

　　白吉爾式的好奇，並不是惟一的。2004年的深秋，中國最大的房地產公司萬科集團的董事長王石來杭州，約我在西湖邊的浙江賓館對坐閑談，這裏曾經是林彪的“行宮”，現在則成了企業家們最愛居停的清幽場所。王石突然問我一個問題，“我的父親是行政官員，我的母親是錫伯族婦女，我也沒有受過商業訓練，那麽，我以及我們這代人的企業家基因是從哪裏繼承的？”我一時語塞。

　　顯然，疑問從另外一個地方浮起。也就在與王石閑談的同時，我已經開始了《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的寫作，在眾多商業史料及企業家成敗案例的調研與梳理中，我一次次地被此類問題所困擾――當今中國企業家的成長基因及精神素質是怎麽形成的？它是三十年的產物，還是應該放在一個更為悠長的曆史寬度中進行審視？他們那種特別的焦慮、強烈的家國情結、對超速成長的渴求、隱藏內心的不安全感、對官商文化的膜拜，以及對狼文化的癡迷，是一代人特有的氣質，還是有著更為深刻的人文原因？

　　另外一個更具穿透力的問題是，在三十年乃至百年的中國進步史上，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因寫作《萬曆十五年》而出名的華人曆史學者黃仁宇認為，“民國時代，中國重新構建了社會的上層結構。其中，商人階層的整體崛起顯然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景象。”而1932年就到過中國的美國學者費正清則在《劍橋中國史》中斷言，“在中國這部曆史長劇的發展中，中國商人階級，沒有占據顯要位置。它隻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官僚、外交官、將軍、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即便當世最傑出的曆史學家，如美國耶魯大學的史景遷――他因獨特而生動的曆史寫作，在中國知識界廣為人知――在著名的《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他從1600年寫到1989年，整整三百八十九年，卻幾乎沒有企業家的影子。那似乎是一群從來沒有出現過的人，盡管他們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了機紡棉布、電燈、收音機和帶空調的房子。

　　這是一些十分曖昧的、具有衝突和互補性的結論，我們麵對的似乎是一個“下落不明”的階層。
　　然而，這顯然是一個不公平的景象。
　　正是為了解答上述的這些問題，讓我在完成了《激蕩三十年》的寫作後，鼓足勇氣，溯源再上，開始重新梳理1870到1970年代的中國百年企業史。史海茫茫，我出發去打撈沉睡在水底的記憶碎片。因受到戰爭和政治動蕩的影響，中國企業史在傳承上支離破碎，幾無傳統可言，它好象一張被一次次粗暴撕裂的地圖，一切都混亂不堪，某些片幅遺失了，顯得殘缺不全。

【二】
僅僅過去了一百年，我已經很難從實物上目睹到當年的光榮。
曾國藩當年的安慶兵工廠已經無跡可尋；左宗棠的福建船政局現在隻剩下一個遊客稀少的船政博物館；張之洞的“亞洲最大鋼鐵工廠”漢陽鐵廠，隻留下一堆供人追念的黑舊機床；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上海總部如今是一個時尚的休閑會所；當年的“機器之母”江南製造總局正在大拆遷，這裏將在兩年後成為上海世界博覽會的主展區；在梁啟超讚許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的南通，張謇和他的大生集團都已成為曆史煙雲中的傳說，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他與“繡娘”沈壽的忘年戀情；在無錫，榮家兄弟的梅園花枝爛漫，他們的紡織廠和麵粉廠成了需要保護的“工業遺址”；在集美小鎮，陳嘉庚的故事更象海平線盡頭的那一個飄渺的風帆遠影。

還有人記得範旭東嗎？正是因為他研製出了精鹽，讓中國人擺脫了“食土民族”的恥辱；還有人記得虞洽卿嗎？正是因為他的“沉船”，打破了日本軍部“三個月滅亡中國”的企圖；還有人記得穆藕初嗎？他不僅是昆曲留存的恩人，更是全中國最懂棉花的人；還有人記得張公權嗎？他在27歲那年就領導了中國最大的銀行；還有人記得鄭觀應嗎？他不僅寫過《盛世危言》，還是一個被長期蔑視的買辦階層的代表；還有人記得盧作孚嗎？那個瘦小寡言卻有著猛虎般個性的“中國船王”。

甚至，我們該怎麽評價盛宣懷、胡雪岩、周學熙和宋子文？他們僅僅是一群鼻尖上堆著一團白灰的惡商醜輩嗎？
“化石”殘存，商脈已斷，一部企業史如同堰塞多年的大運河，我們能否清淤接續？
我還試圖在大曆史的轉折時刻裏，尋找到企業家們的身影和聲音。
在國貧民窮的時刻，是怎樣的資本和人才組合啟動了“洋務運動”？在慈禧出逃、八國聯軍蹂躪北京的時候，南方的商業繁榮是靠誰保全的？當立憲浪潮成為全民共識的時候，誰是最積極的推動者？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誰保衛了市井的穩定？在五四運動的口號聲裏，誰是廣場背後的支持者？在軍閥割據的年代，誰一度管理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日本軍隊悍然侵華的時候，又是誰保住了“陪都”重慶的安全和轉移了國家的最後一口元氣？

我想，這真是一個需要修正的曆史事實。
中國工商文明的重建，是一個百年命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那場戰爭不是中國落後的開始，而是結果，是民族覺醒、覺悟和崛起的開始。從那時至今，數代中國人一直在致力於中國的偉大複興。正如晚清思想家鄭觀應所說的，“兵戰”與“商戰”是中國複興的兩大主題，而後者的主角就是企業家階層。從鴉片戰爭到洋務運動，從甲午戰敗到辛亥革命，從五四運動到對日抗戰，從新中國的創建到最近一次的改革開放，幾乎在每一個重大的國運轉折點上，我們都可以看到企業家們的活躍的身影――而這在過去的很多年裏是被忽略的，我們不知道這是一種無意的忽略，還是有意的遺忘。企業家階層從來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甚至他們的職業屬性使得他們在很多時候與激進主義背道而馳。不過，這並不妨礙他們在中國的進步史上，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過去百年間，國家與資本、政府與企業家階層的關係研究，是一個很獨特的命題。企業家階層在曆史中扮演的角色十分的微妙和曖昧。在這部著作中，我得到了三個基本的結論：

一，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辨證關係，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官方的主動性與市民社會的自發行動，國家機構與民間組織，以及它們之間的合作、分工與衝突，構成了中國社會進步的所有表象。在這其間，企業家階層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時刻，他們甚至主導過曆史的演進，在很多企業家身上所展現出來的理想主義氣質比很多知識分子、政客要顯得更加的理性和真實。

二，在過去的130年間，也就是從晚清洋務運動至今，中國商業世界的邏輯竟是如此驚人地一致。
作為世界上惟一一個延續了2000年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對經濟的控製已經形成了一個製度和文化上的慣性。在當今的中國經濟界，一個經常被討論卻難有解答的課題是，國營壟斷資本的日漸龐大，將對中國的未來意味著什麽？未來很難被準確的預測，不過，曆史卻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給出某些啟示。一個很少被人觀察到的曆史事實是，在過去的130年裏，中央政權曾經因同樣的問題而遭到過致命的挑戰。在晚清末年，正是國營資本與民營資本的一次激烈博弈，最終導致了帝國的覆滅。而在1930年代，以所謂“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官僚資本集團則顯然對國家治理帶來了重大的負麵效應。這一曆史的教訓值得當世的人們予以警醒。

三，在百年的中國變革史上，企業家階層曾經最早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現代化緊密地結合起來。
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中國所出現的進步和改革開放的浪潮，恰恰來源於中國企業家階層以往獲得並留存至今的經驗，正是這些經驗使得企業家階層得以幸存。它們雖然不可能占據曆史的支配地位，卻可以使得曆史的發展更加充滿活力，更加生機盎然。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裏，中國的官吏和精英階層一直致力於國家的重建與民族的複興，而悲劇性的是，每隔三十到四十年，這一進程就會被外亂或內患所打斷，這使得中國的企業史成為了一部缺乏傳承感的曆史。對於中國商業進步的緩慢，不同領域的專家已經給出了無數個答案，在本書中，我們僅從企業史的視角來給予觀察。我們看到的是三個景象，一是意識形態爭論對現代化的幹擾，二是中央集權觀念對國家商業主義的催生，三是傳統的輕商和官商文化對新生企業家階層的影響。讓人歎息的是，在其後的多次經濟變革運動中，這三個命題都由幽靈般地隨影而至，無法擺脫。即便到了百年後的1978年，當中國再度開始經濟變革的時候，這三大命題仍然在困擾著這個國家，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成長的邏輯圈。

中國百年曆史，其實就是關於革命與改良的選擇。讓人高興的是，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年裏，改革開放的經驗證明，一個國家的經濟騰飛完全可以不經由社會和政治革命的途徑來完成，在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沒有爆發大規模的社會動蕩、沒有發生饑荒、國家分裂和民族對立，絕大多數的民眾是這場改革的獲益者，漸進式的思想已經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這是一個十分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最大貢獻。未來三十年，我們需要證明的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路徑和模式有可能給更大範圍的、更為縱深的中國社會變革帶來新的可能性。

這是本書企圖達成的一個目的：通過對企業家階層的曆史作用的還原、分析與辯駁，重新定義中國社會進步的某些邏輯。
【三】
其實，在歐美國家，對企業家作用的認知也是滯後的。美國最偉大的企業史學家小艾爾弗雷德•D•錢德勒在撰寫美國企業史時就曾經說過：“曆史學家早就被企業家吸引，卻甚少注意這些企業家所創立的機構以及他們管理方式和所實現的功能.與此相反，他們一直在爭論這些創業的先輩是強盜企業家還是工業政治家，即是好人還是壞人。”

在中國，企業家的角色更是尷尬而曖昧。
在一部電影或電視劇中，最受注目的當然是“男一號”，其次是“男二號”，可是卻很少有人會關注到“男三號”。在幾乎所有的關於近當代中國的曆史書籍上，政治家是“男一號”，知識精英是“男二號”，企業家則正是那個“可有可無”的“男三號”。

這是一群在曆史上被嘲笑和漠視的“男三號”。沒有人從思想史的高度去審視他們，盡管英國小說家毛姆說“連剃須刀也有其哲學”，可是偏偏中國企業家階層什麽都沒有。在各種版本的近現代史書上，他們的故事如一地碎了的瓷片，總是在不經意的暗處毫無價值地寂寞閃光。在亂世之中，企業家似乎總是缺位的，是懦弱的，是無關緊要的，他們隻是一群等待被勒索的人，是一群見利忘義的人。

他們在混亂中誕生，在驚悚中長大，對成長缺乏經驗，發育一次次被打斷，從來沒有輕鬆自如的時刻，甚至，好象竟從來沒有過自己的“成長禮”。這個階層生來沒有宏大的野心和浩瀚的想象力，他們過於冷靜和保守，使得在一些激情四射的時刻會被認定為懦弱，他們天生是理性邏輯的信徒，這在信仰革命的時代顯得十分可笑，他們對自我財富的捍衛，更是看上去有點可惡。

企業家的生命中絕少讓人砰然心動的激越，他們似乎總是很冷靜，象一枚硬幣的A麵或B麵。他們不會提口號，總是不怎麽討人歡喜。他們的血液是冷的，他們的靈魂是金色的，他們的憤怒是有成本邊際的，即使怒發衝冠，他們也不會去大雨中把欄杆拍遍。千年以來所形成的“輕商文化”，嚴重地影響到了社會對企業家的認知――這在他們與官員及高級知識分子的交往中尤為突出，這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甚至扭曲到了他們對自己的評價與判斷。以至於在一些關鍵時刻，他們總是不能以一個獨立的階層出現。最讓人吃驚的是，這一混亂的景象竟延續百年，迄今未變。

但真的是這樣嗎？我想在這部著作中證明，過去百年間，那一代代亂世中的企業家，竟是如此的英勇。
在那些國運衰竭的時代，他們的未來毫無希望可言，但是卻從來不乏對國家的熱誠。商業上的智慧以及長期的實務浸淫則讓他們往往有著比政治家、革命家更為現實的立足與眼光。即便是在最無奈的絕境，他們仍然期望用自己的力量實現盡可能的進步與和平。他們曾經扮演過進步勢力的最堅定的支持者，或者在某些城市，他們一度成為主角，他們有機會改變國家和自己的命運。他們也有軟弱的一麵，在某些重要的曆史時刻，他們作出了完全錯誤的選擇，從而把自己的命運帶入了泥潭。他們始終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與強大的政府機器的關係。

可悲的是，他們的種種努力往往被忽視，甚至被政治力量所侵吞，被戰火所打斷，被文學家所扭曲。在曆史的正劇舞台上，他們的聲音總是被光芒萬丈的革命口號所淹沒，他們的身影總是被掩蓋甚至醜化，他們好象是一群顯赫的“隱身人”，即便在百年之後，仍然模糊而渺小。

在寫作《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已經注意到，中國企業的成長實際上是社會轉型的一個伴生現象，或者說，它受到了社會變革的深刻影響。這一特征在本書中將呈現得更加清晰。在中國經營企業，如果對這個國家的宏觀環境和政策沿革一無所知，那麽，獲得持續性成功的概率就非常之低下。我們在觀察所有成功者的時候，都必須思考政治環境和製度設計的影響。這樣的觀察不得不讓我們對企業家階層――特別是基礎於民間自由資本力量的財富階層――在中國進步中的角色進行新的審視。

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企業家階層再次成為一個不知如何自處的群體。幾乎所有的、參與救援的人們都成為了“英雄”，他們包括官員、軍人、媒體人士、誌願者、藝人、向捐款箱投錢的乞丐以及每一個對著鏡頭流淚的路人甲或路人乙，唯獨受到攻擊和譴責的，是企業家。盡管，從數據上看，他們的捐款占到了總數的一半以上，盡管很多企業家也趕到了現場或以各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愛意。民眾對企業家階層的“不寬恕”在這場地震中達到了極致。甚至很少有人願意為他們做辯護，這會被視為有錢人的走狗和同路人。

這種景象的出現再次表明，中國企業家在社會變革中的所承擔的角色是多麽的尷尬。民眾對企業家階層的惡評和討伐，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現象。它表明，在中國社會的地表層下，洶湧奔騰著一股?怒的力量，它的構成元素是“貧富懸殊”、“社會不公”、“基層秩序薄弱”等等，它們如同地火一樣地流淌，一旦遇到裂縫，就會不可遏製地噴薄而出，造成一種不容分說的、巨大的傷害。我們觀察到的事實是，在過去的相當長時間裏，幾乎在每一次社會－經濟事件中，企業家都是被指責和攻擊的對象，無論是股市的暴漲狂跌，還是房價的高企不下，無論是豬肉漲價，還是藍藻爆發，企業家幾乎扮演的都是“攫取暴利”、“黑心無良”、“投機製亂”的角色。對企業家的攻擊和詆毀，從來是道德的、是無庸質疑的、是痛快淋漓的。這些聲音掩蓋了中國社會的製度性缺陷，將危機引向了一個相反的方向。

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實。民眾與財富階級的情緒對立與價值觀衝突，將極大地模糊中國變革的主要方向。而這種傷害將是致命的。
我們已經越來越迫切地感知到，對企業家階層的社會價值進行重新的評估和確認，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場從來沒有進行過的“思想解放”。

【四】
在2004年開始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曾經引用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的名言寫了一篇序言《我對曆史的本質始終迷惑不解》，幾年後的今天，我對曆史的本質仍然迷惑不解，不過，在研究心態上卻好象平和了很多，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自己應該以一種更為放鬆的態度看待曆史，置身於曆史之外，相信它足以給這個世界留下印記，但同時又不要篤信。這樣，我才能保持自己思想的自由。

我還很喜歡沃爾特•李普曼――他是我最心儀的美國專欄作家――的說法：“新聞不能告訴人們怎麽思考，隻能告訴人們思考什麽。”其實，曆史也是一樣。在這個日漸熟悉的領地裏，我每每如履薄冰。我常常為一個細節而苦惱數日，卻也會為一個意外的獲得而驚喜若狂。我常常感奮於那些激越的生命，也為他們在曆史大霧中的煙滅而黯然神傷。

從本質上來講，這場已經耗費了我五年生命的、漫長的寫作計劃，隻是為了和遺忘對抗。
逝者如鏽跡斑斑的沉鍾，非虔誠而用力的擊打不再蘇醒。很多曆史的真相，唯有在一定距離的後望中，才會顯得略為清晰，這是人類認知能力的缺陷，也是人性悲哀的組成部分。每一個時代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中國的商業曆史總是不押韻的，粗糙而缺乏修飾，象極了我們每一個坎坷而迷茫的人生。確切的說，後來者永遠無法得到曆史的真實，我們隻是在無限的接近。就好象我此次試圖厘清曆史的每一條紋理和邏輯一樣，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這一切努力都會被認為是荒繆和徒勞的。

寫作是如此的枯燥。那是一些沉默而微光閃現的夜晚。在疲倦的時候，我會站在陽台前，靜視運河的沉寞流淌，仰望若隱若現、神秘的江南星空。我覺得有一些眼睛在遙遠的地方默默地注視著我。在這時，我會想起詩人北島的《青燈》：

“把酒臨風
你和中國一起老去
長廊貫穿春秋
大門口的陌生人
正砸響門環”
我仿佛真的聽到，有一群熟悉的陌生人正站在門外。他們已經被這個曾經無比熱愛過的國家遺忘。
此刻，他們穿越百年風塵，身著青衫，麵無表情，正砸響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