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與蔣介石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曆史學家，“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民國時期的學界領袖。 那是一個冬夜，小小書房內，炭盆裏生著火，傅斯年穿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他夫人坐在對麵，縫補他的破襪。因為台灣大學校長第二天要參加兩個會議，不可太寒磣。夫人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夫人說，他正在為一份雜誌趕寫文章，急於想拿到稿費，好做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說罷，他起身指著壁上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在史語所一房間的書，他死後要留給兒子。他要請董作賓先生為自己治一方印，刻上“孟真遺子之書”。 他長歎一聲，接著對夫人說：“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10多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陣寒風，室內盆中的炭，已化為灰燼。 1950年年底的這個夜晚之後不久，傅斯年去世。不多日，衛生署一人來傅家，送來一副眼鏡，說是傅先生托他在香港為某學生配的。原來，傅斯年為了發掘高才生，在台大舉行作文比賽，由他親自出題閱卷。一日，他回家興奮地告訴夫人，自己看到一篇好文章，約作者麵談，果然文才非凡。但這學生家境貧寒，患深度近視而不戴眼鏡，問他為何，該生默然不答。 傅斯年的至交胡適評價道：“他的感情是最有熱力，往往帶有爆炸性的；同時他又是最溫柔，最富於理智，最有條理的一個可愛可親的人。” 傅斯年在認識丁文江之前，痛恨其政治立場，甚至當著胡適大罵丁文江，說：“我若見了丁文江，一定要殺了他！”後來胡適介紹兩人認識，他們卻迅速成為莫逆之交。丁文江在長沙病危，正是傅斯年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 這樣一個敢說敢罵的山東好漢，在台灣，人們稱道他是惟一一個敢在蔣介石麵前蹺起二郎腿放膽直言的人。其實，早?944年，傅斯年就在參政會上向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發難，揭發其在發行美金公債中貪汙舞弊。會後，蔣介石親自請他吃飯，為孔說情。席間，蔣介石問：“你信任我嗎？”傅斯年答曰：“我絕對信任。”蔣介石於是說：“你既然信任我，那麽就應該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說：“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於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麽，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 在大陸，傅斯年一度被當作“反動史學研究方向”的代表人物而遭到狠批，進而幾乎被遺忘。近年來，“回到傅斯年”漸漸成為學界的一種聲音，關於他的一些介紹文字也開始見諸媒體。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歎：“傅斯年是中國曆史上最有學問、最有誌氣、最有血性和最有修養的偉大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典範，在這個偉大知識分子幾近絕跡的世界上，也許不會有人知道，我是多麽深沉而熱烈地懷念著他們中間的每一個人。”而有關蔣、傅之間的談話，人們評價：“這樣的君臣對話，如此之豪傑氣，當今之士，且不說有過，又可曾夢想過？” 還如胡適所言：“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功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本領。他是最能做學問的學人，同時又是最能辦事，最有組織才幹的天生領袖人物。” 傅斯年的學問貢獻，僅以他開創的“史料學派”就足以名世。他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原則，經得起時間考驗，實足堪稱一代史學大家。同時，他又被稱為最傑出的學術組織家：海峽兩岸頂尖的學術機構，從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學、台灣大學，其曆史上所達到的高度，傅斯年功不可沒。 這個人真的是“天生的領袖人物”。1919年5月4日，上午的遊行籌備會議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開始的遊行，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隊伍前列，後來又是他率領隊伍衝進趙家樓。從學生成為教授後，他創辦並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在20年間被認為是中國最有實績的研究機構，聚集了陳寅恪、趙元任、李濟等一代大家。 傅斯年死後葬在台大。行政大樓的對麵架設有一口“傅鍾”，每節上下課都會響21聲，因為這位校長曾說過：“一天隻有21小時，剩下3小時是用來沉思的。”（中國青年報 徐百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