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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的“中國熱”從18世紀末開始消退。這一曆史過程的轉折點，便是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使團的來華。
京杭大運河在西方被稱為“帝國運河”。對於這項不借助任何機械而完全由人力完成的工程，歐洲人也是早有耳聞。盡管它沒有展現出穿鑿隧洞、跨越峽穀等高難度施工技術，但其長度與寬度已足以讓歐洲人對這項人類工程結晶發出由衷的感歎和尊敬。當1793年秋天馬嘎爾尼使團沿運河南返之時，他們留下了大量關於運河及其沿岸社會情形的文字和圖像記錄。這些記錄一直成為鴉片戰爭以前，歐洲特別是英國人了解大清帝國腹地的重要來源。《中國：那個古老帝國的風景、建築與社會習俗》中，不論是托瑪斯·阿洛姆的繪畫作品還是賴特的文字解說，許多都來源於他們當年留下的記錄。
北京城東12英裏的通州，是帝國運河的起點，也是從水路進出京城的咽喉。鴉片戰爭以前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阿美士德使團先後兩次來華，都是從這裏邁出進京的最後一步。麵對這個人口稠密、碼頭貿易繁榮的京畿門戶，英國人視線的焦點停留在了碼頭集市上。挑著擔子的小販，扁擔兩頭的竹筐裏有狗有貓，有鼠有鳥，有野生的也有家養的。需求量最大的狗是一種長毛垂耳的小狗。這大概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京叭”。不過這裏小販們出售的動物大多還是作為生鮮食品，最終走到達官貴人們的餐桌上。中國的飲食內容讓來華的西方人大跌眼鏡：作為世界上什麽都吃的中國人來說，從野馬、燕窩到天鵝、熊掌，從野貓到老鼠，沒有什麽動物和植物不可以被加工成食物的。賴特對此的觀點是：充足、幹淨的食物供應是人們生產活動的主要目標，但對它追求的渴望程度，是由人們所達到的文明和理智程度來控製的。他認為，中國人對這種自然目標的追求過於貪婪，似乎一切都有僅為滿足食欲的傾向。
從通州出京，沿運河南行的第一個大都市，是被英國人稱為“中國利物浦”的天津。位於白河與運河交匯處的天津，貿易發達，人口眾多，也是北京通往大海的要道。白河兩岸，排列著餐館、戲院、碼頭、倉庫和船廠等各類建築，河麵上密密麻麻擠滿了舢板。商業的繁榮，使天津明顯地比其他城市更為富裕。每當有重要人物蒞臨之時，碼頭上臨時搭起的戲台就會響起高亢的鑼鼓。這種朝向河麵的戲台，被裝飾得色彩斑斕絢麗，演員們身著華麗的戲服，輪番上演著各個時代的悲喜劇。演出常常是一整天不間斷地進行。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特使馬嘎爾尼率領的龐大使團抵達天津時，直隸總督府對麵白河岸邊，這座裝飾華麗的戲台上原汁原味的中國戲劇，給他們留下了難以忘懷的記憶。
其實，18世紀50年代歐洲的中國熱，讓從羅馬、巴黎到倫敦的舞台，幾乎同時上演著根據元雜劇改編的《趙氏孤兒》——充滿濃鬱中國情調的豪華布景，色彩絢爛的服飾，激情四溢的動人故事。出自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之筆的巴黎版《趙氏孤兒》，更讓法蘭西歌劇院獲得了空前的票房。當兩個半世紀以後，張藝謀以《圖蘭朵》的輝煌，再一次重複那個昨天的故事，回首前塵，又怎能不讓中國人“今夜無人入睡”？
九河下梢的天津衛是各色走江湖、跑碼頭者聚散之地，這處道旁路口不知從何時起聚集了一群跑碼頭的江湖郎中，正在上演著他們的拿手好戲。看著畫麵上他們誇張的表演姿態，我們的耳邊似乎都能聽見他們帶著外埠口音的喲喝叫賣之聲。
臨清位於山東，是運河岸邊有名的城鎮。它因河而興，後又因河而衰。當年臨清有座九層高塔，位於河灘平緩的運河岸邊，人們在茶餘飯後常聚集於此，娛樂消遣。塔的周圍活動著各式各樣的身影，有打把式賣藝的，有鬥蟋蟀、鬥鵪鶉的，也有踢毽子、放風箏的。這幅踢毽圖畫得形象生動，惟妙惟肖。不過這幅《鬥鵪鶉的船工》(見下頁)據賴特說描繪的是廣東珠江邊上的情景。
當年，由40條船組成的馬嘎爾尼使團船隊，浩浩蕩蕩，順這條帝國運河魚貫而行，繼續南下。他們在沿途看到了許多衛所。每個衛所的兵力是與該地區的人口密度或交通狀況成正比的。駐守衛所的並不是正規軍，而是地方民兵(綠營兵)。除了維持治安以外，他們還擔負著收稅和管護水閘以保障水路暢通的職責。當有重要人物經過之時，他們就會換上華麗的裝束在岸邊列隊，並鳴放一種專用的火銃，以示敬意。《東昌府衛所的飯攤》這幅畫的背景正是這樣的場麵。
通過來華使團的探訪，歐洲人對大清帝國的軍事武裝情況，從京城附近及外地城市中的八旗駐防部隊到各地綠營兵的構成、裝備、職責都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據法國的一位作家估計，大清帝國全部八旗和綠營兵加起來大約有90萬人。八旗與綠營不僅服飾、裝備有區別，俸餉的多少也有不同，真正的職業軍人是八旗兵。但他們也看出來了，僅憑那些火繩槍、弓箭、盾牌和粗笨的刀劍等過了時的武器，加上拙劣的管理和訓練，大清軍隊根本不具備作戰的資格與條件，遇到有組織的攻擊時，他們即使抵抗也是軟弱無力的。
稿源： DEEP-中國科學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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