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1235)
2006 (492)
2007 (191)
2008 (735)
2009 (1102)
2010 (315)
2011 (256)
2012 (203)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上升,越來越難以接受美國單方麵強加於人的做法。美國在對
華經濟協調中開始部分采取了新路線。
新路線的基本前提假設是承認經常項目收支失衡係有關國家儲蓄-投資失衡所致
,其基本思路是通過誘導中國擴大內需、尤其是消費,來降低中國的高額國民儲蓄,
進而減輕中美兩國之間的經常項目收支失衡。在誘導中國擴大內需的過程中,要求中
方加快向美國擴大金融服務業市場開放度,通過擴大對華金融服務輸出進一步中美經
常項目收支失衡。
但美國對華經濟協調新路線並不對稱,它片麵要求中國承擔調整國內儲蓄--投
資模式的責任,卻沒有要求美國承擔對應的責任。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持續增長的
經濟產出是國際社會的“公共產品”,各國為此承擔的協調成本類似稅收,因此分擔
協調成本時也應當符合衡量稅收公平的標準,即受益原則和負擔能力原則。根據這兩
項標準衡量,盡管中國應當而且必定會為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做出自己的貢獻,但片麵
要求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為全球最大發達國家的經濟調整“買單”,堪稱荒謬,美
國自己必須做出相應的努力來提高本國國民儲蓄。
鑒於2000年以來美國國民儲蓄下降主要源於政府財政從盈餘轉為空前的赤字
,這種努力主要應當是降低財政赤字。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與提高東亞(
中國大陸除外)投資率、促進日本和歐元區經濟增長等其他候選方案相比,這是解決
全球儲蓄-投資失衡及其相應經常項目收支失衡的最優途徑。美國國民儲蓄率如能提
高1個百分點,其經常項目赤字將減少相當於0.5%GDP的數額,效果最為顯著
。不幸的是,在西方代議製民主政體下,諉過於人的做法天然比令自身不無痛苦的財
政緊縮方案更有吸引力,盡管後一種方案效果更好。
通過金融自由化、擴大向美國開放金融服務業市場來降低中國儲蓄率的路徑未必
合理,而且存在較大潛在風險。上述路徑源於以下思路:中國居民和企業之所以需要
表現出較高的儲蓄傾向,原因是金融部門欠發達且自由化程度不足,他們難以為自己
的消費和投資融資,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身的儲蓄。
美國對中國的經濟新政最大的問題在於——美國自己能否一以貫之地實施提高中
國消費率路線。
美國對外政策具有濃烈的“競選導向”追求短期“政績”色彩,而中國向內需主
導經濟增長模式轉變需要時間,中美兩國在此問題上的政策協調麵臨“期限錯配”。
實施上述策略時美方可能會遇到一定範圍、一定程度的政策目標衝突。在中美經
濟、政治交往中,這種由美方自己造成的政策目標衝突早已屢見不鮮。未來為了改善
國內收入分在中美製成品貿易中,美方的最重要目標之一無疑是提高中國工資水平,
削弱中國製成品的勞動成本“優勢”,且此結果將有助於擴大中國國內消費。
在中國當前情況下,直接硬性製定實施最低工資標準的效果未必如意;通過農業
補貼提高農業收入,逼迫低工資企業改善工人待遇以便與農業競爭勞動力,這種間接
策略效果可能更好。然而,中國的這一間接策略盡管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卻與美國
農業利益集團對中國市場的短期目標相互衝突;而在美國的政治遊戲規則下,農業利
益集團在這樣的問題上更容易成功地“綁架”美國政府。美國明確奉行國內法高於國
際法的原則,盲目追求單方麵強加於人,因此容易在國內利益集團壓力下奉行自相矛
盾的政策。
早先的中美經濟對話結果尚稱可取,但雙方在對話中達成的共識能否落實、如何
落實,仍然存在眾多不確定性,我們並不樂觀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