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 876 --- 新亞洲的對峙與融合 地區經濟推動下的政治願景

管沒有人期待亞洲很快會成為另一個“歐盟”，但近幾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
化進程的加速，亞洲政治的內核正在發生鮮明的變化，加之這一地區大國經濟力量的
迅速崛起，防止經濟奇跡的易碎以及尋找共同的經濟安保體係，使十幾年前的“清談
”，變成了２００５年末，這一地區各國領導人態度認真的首次東亞大聚會。

　　亞洲經濟在日韓之後，出現了中國經濟連續２０多年的飆升，近幾年印度經濟找
到了增長的推動力，使這一地區成為全球經濟的巨大變量。在中國連續多年成為全球
吸引外資最多的地區之一後，印度的外資增長亦很迅猛；全球製造業迅速向亞洲地區
轉移，全球投資資本從這一地區獲得迅速回報，過去被國際投行界認定的“新興市場
”迅速變成了一個擁有３０多億人口需求的現實市場。對一直排在“財富”５００強
名單中的大多數歐美企業而言，“爭奪亞洲”成為他們唯一可以繼續留在榜單上的正
確選項。

　　就亞洲經濟的內核來說，迅速發展的經濟體的脆弱顯而易見，１９９７年的亞洲
金融危機是對亞洲經濟體的一個震懾，如何尋求一個能產生互保機製的金融安全體係
無疑是互利的。同時，亞洲巨額的外匯儲備為建立這樣一個體係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同時，就亞洲經濟體的利益協調安排上，中、日、印三大經濟體麵臨共同的外部
性：對礦資源、能源需求的共同饑渴，即使各有算盤，但誰也不願在經濟利益的談判
上處於下風。近日，中印間就有了很好的開端。

　　另外一點是往往被忽視的，那就是亞洲經濟體之間的經濟互補性，盡管看上去，
亞洲大型企業間充滿競爭，但就整體而言，互補的潛力更大，這一點已表現得日益突
出，如中國從亞洲的進口額將近４０００億美元，中國與東盟貿易額１０００億美元
，而且未來五年中國從亞洲進口越過兩萬億元。這些進出口安排目標市場均是歐美。

　　“亞洲夢”已經經過了幾次輪轉，當下的亞洲地區各國領導人均講求務實，均麵
臨著經濟民主福利的課題，中國的和平發展戰略是希望在亞洲近鄰獲得更高認同感，
在地區合作組織中找到發揮的空間，其它亞洲大國莫不如此。印度國父尼赫魯就構想
過“東方聯邦”，印度近幾年重新發現了亞洲，希望迅速站在亞洲的核心團隊中。

　　亞洲的引力在這次東亞峰會上初現，如澳大利亞、新西蘭的高調表現。在輿論層
麵上，澳就是美國力量隊列中的一員，但澳大利亞不斷釋放與亞洲大國的友好氣氛，
澳大利亞現任總理霍華德雖然否認澳中關係僅隻是建立在經濟機遇之上，但他說中國
崛起為經濟和政治強國“對全世界有利”。

　　日本是亞洲重要經濟體，她對亞洲區域合作的議題是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雖然
日本當下陷入曆史問題的糾紛漩渦，但其包括中日經濟在內的經濟利益未受打擊，體
現了在亞洲各具特點的政治領導人的政治理性。

　　東亞區域合作的勢頭並不能完全遮蔽亞洲其它地區的紛亂，中東地區、巴以地區
、中亞地區成為熱點卻是因為戰爭與內部政治衝突，亞洲內部似乎有幾個板塊同時飄
移。

　　亞洲內部合作還處於搭框架階段，但回到亞洲卻是各國政治領導力量的共同願景
。因為亞洲有大國，但沒有超級大國。（夏日）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鄭永年專訪：

　　中國崛起與新亞洲

　　本報記者祝乃娟

　　廣州報道

　　新亞洲的端倪

　　《２１世紀》：您怎麽評價新亞洲的發展？

　　鄭永年：對亞洲國家來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事實。大多數亞洲國家
接受這個事實，調整自己的政策，和中國一起開始建設一個新亞洲。但也有少數國家
不願麵對和接受這樣一個現實，不想和亞洲國家共舞。不難發現，一個新亞洲正在形
成，但新亞洲的成長過程會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作為一個地區大國，中國在這
個過程中負有非一般的責任。

　　剛剛結束的東亞峰會已經顯露了新亞洲的端倪。盡管這次峰會因為複雜的因素並
沒有盡人意，但會議召開的本身就已經是意義非凡了。

　　近十多年來，在全球化的推動下，經濟區域化已經是個大趨勢。但是與北美、歐
洲比較，東亞地區的組織性是最弱的。在這個地區，盡管有各種各樣的區域性組織，
但仍然沒有一個健全的涵蓋整個東亞的區域組織。在北美模式中，美國勢力最強，加
拿大、墨西哥都處於弱勢，形成的是一種等級製組織（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在歐
洲模式中，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英、法、德等大國勢力均等，政治製度上
沒有很大的差異，經濟發展水平也相當，因此形成了一種以平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ａｌ）為特點的組織。但在東亞地區，中、日都是強國，東盟也不弱。這本身不是問
題，但因為曆史、文化、宗教、政治製度和經濟發展方麵的差異，東亞很難形成平等
的區域組織。在中日和韓日之間因為曆史問題很難建立其足夠的信任。在沒有建立互


信之前，一旦涉及到區域組織問題，就要涉及到“誰來當領導”的問題。這使得組織
化非常困難。

　　《２１世紀》：那麽這種組織程度較低，有沒有影響其經濟交往的程度？

　　鄭永年：我認為，東亞地區的組織程度低並不表明這個地區各國間的實際交往程
度也低。事實上東亞地區各國間的經濟交往並不比其他地區低多少。無論是中日韓之
間，還是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性已經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經濟基
礎已經存在，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把這種實際上的交往和互動組織化，這也就是東亞峰
會的主題。

　　多年來，因為東亞沒有一個組織平台，所以就來借助東盟這個已經建立已久的平
台，這就是“１０＋３”的由來。這次東亞峰會能夠召開表明本區域主要國家已經認
識到要建立一個全方位的東亞合作組織的重要性。因為中日矛盾和韓日矛盾，中日韓
三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會晤沒有實現，這是個遺憾。但是這三個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程
度已經非常深，一旦日本調整心態，就不會有很大的阻力爭取經濟方麵的更大整合。

　　美日的製約

　　《２１世紀》：新亞洲的基礎是什麽？該以何種方式發展？

　　鄭永年：亞洲經濟的互相整合提供了新亞洲的基礎，新亞洲的進程如何就要取決
於本區域主要幾個大國的政治互信。如果亞洲不能走北美等級模式，那麽就要像歐洲
那樣如何通過建立國家間的政治信任來謀求一個新亞洲。實際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企圖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失敗已經表明，北美式的等級體係在亞洲行不通
。

　　《２１世紀》：那麽如何培養大國間的信任？

　　鄭永年：在本區域，中日美三大國之間的互動最為重要。盡管日本的經濟與亞洲
國家高度相互依賴，但日本的亞洲認同則微弱不堪。現在，日本不願意看到也不想看
到中國的崛起。但從長遠來看，日本別無選擇，要不就是自覺地和亞洲融合，要不就
孤立於亞洲之外。目前中日矛盾的關鍵在於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和曆史教科書問題。這
並不是日本方麵所說的打“外交牌”的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是對與錯的問題。
在如今的政治環境下，日本政府應該對曆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在大是大非問題
上，一個國家沒有道德感，就很難建立國家間的互信。

　　盡管中日政治關係緊張，但兩國的經濟合作越來越緊密，經濟在不斷整合，這是
個基礎。隻要日本能夠調整其亞洲政策，政治上的緊張關係也不是不可以超越的。

　　《２１世紀》：那美國因素呢？

　　鄭永年：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戰略上看，美國在亞洲的巨大利益是無容置疑的。
但美國對亞洲的整合似乎憂心忡忡。除了和少數幾個亞洲國家，美國的步伐和亞洲國
家很不合拍。９·１１事件發生後，美國的國際戰略發生了巨大的轉型。從克林頓政
府時期的側重於經濟外交的戰略轉向了布什政府的軍事主義的反恐政策。在反恐問題
上，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印度尼西亞、泰國、菲律賓等和美國有共同的利益。恐怖
主義畢竟是全人類的敵人。但如何反恐？東亞國家和美國有不同的做法。美國強調軍
事打擊，在推翻其所認為的恐怖主義政權以後，建立美國式的民主政治。很多亞洲國
家對這種方法並不認同。美國反恐的實際經驗也表明這種方法的局限性。東亞國家尤
其是中國強調通過經濟發展、消除貧困，從根源上消除恐怖主義。東亞和美國對付恐
怖主義的重點不同，美國推行的是軍事主義，東亞國家推行的是經濟主義。這就使得
美國的亞洲政策和亞洲國家本身的發展戰略有很大的脫節。

　　１９９０年代以來，美國一直盛行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什麽軍事威脅、文化
威脅、經濟威脅、科技威脅等等。布什開始時說中國是“競爭者”而不是“戰略夥伴
”，甚至有時稱潛在的“敵人”。但最近主流意見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前不久副
國務卿佐立克提出了“利益相關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的概念。很多政治
人物實際上現在不得不接受中國經濟崛起這個事實，所以開始提倡“中國責任論”，
希望中國成為一個負責的大國，強調合作。

　　美國是個多元社會，這樣那樣的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一直會持續。問題要看兩國政
府如何理性地來處理兩國間的關係。隻要兩國的共同利益越來越大，雙邊關係會處在
可控製範圍內。現在人們看到兩國間的摩擦很多，這主要是因為兩國間的交往越來越
頻繁，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麵的交往。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可以說是互相依賴。隻要兩國
間的合作多於摩擦，中國威脅論應該不會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中美關係的這種狀況
可以直接地反映到新亞洲的建設上。

　　中國的角色

　　《２１世紀》：在新亞洲的建設中，中國的角色究竟是怎樣的呢？

　　鄭永年：新亞洲的建設，中國是關鍵。實際上，今天亞洲社會出現整合的呼聲和
中國的經濟崛起直接相關。沒有中國的經濟崛起及其外部影響力，就不會有整合的新
動力。亞洲經濟增長的動力在１９６０年代、１９７０年代來自日本，在１９８０年
代來自亞洲“四小龍”，現在主要來自中國。中國的經濟崛起加上全球化，亞洲就有
了經濟進一步整合的客觀需求。

　　亞洲國家間經濟互動走到現在這一步，中國扮演了一個主導性角色。無論是“１
０＋１”還是“１０＋３”，中國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東盟國家對中國的態度
既與中國的經濟崛起這一客觀事實相關，更與中國在冷戰後理性地調整東盟政策有關
。

　　《２１世紀》：那麽東亞國家是怎樣看待這個中國角色的？

　　鄭永年：和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一樣，東亞國家對中國的看法也有過一個改變過程
。１９９０年代初，東盟國家也出現過中國威脅論，因為中國與越南、菲律賓等國家
在南沙群島等問題上有些曆史性矛盾。但很顯然，中國非常理性地處理了南中國海問
題。這個一直被西方世界視為戰略“熱點”的問題始終沒有熱起來，看來將來也很難
熱起來，因為中國已經開始和菲律賓和越南進行共同開發的合作。

　　南中國海問題之後，東盟又有中國經濟威脅論的說法，擔心中國會吸走本來應當
流向東盟的外資，擔心中國產品對東盟構成競爭等等。轉折點在於１９９７年的亞洲
金融危機，當時中國保持人民幣不貶值，有效地幫助了東亞國家，中國的責任開始體
現出來。另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中國提倡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中國和東盟的
多邊主義、經濟外交和睦鄰政策營造了一個雙贏的構架。隨著中國從資本短缺國家向
資本剩餘國家轉變，中國資本開始流向東盟地區，東盟對中國的態度有快速的轉變。
東盟意識到抵製中國的經濟崛起會是無效的，更重要的是要提升自己的工業結構、加
強競爭力。

　　所以，東盟國家把中國的崛起看成是一個機會，而非威脅。積極參與中國的經濟
崛起，在參與這個進程的過程中提升自身的產業，這是東盟的一個共識。

　　《２１世紀》：您認為，新亞洲發展具有哪些明顯趨勢？

　　鄭永年：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和東盟關係的這種現狀是這次東亞峰會的基礎
。在促成這次東亞峰會過程中中國的努力以及峰會上中國的政策意向，人們似乎已經
看到新亞洲的兩大趨向：第一，中國隨著經濟的崛起勢必要扮演一個更為重要和積極
的責任角色。東亞峰會等現存的區域組織既是中國和平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國擔當區
域大國責任的舞台。中國是東亞峰會的主要倡導者。東亞峰會與１０＋３機製分不開
。這次東盟峰會在１０＋３的基礎上又向前走了很大的一步。但是，大家注意到，盡
管中國發揮了重大作用，但中國並不謀求東亞峰會中的領導作用。相反，從一開始中
國一直在支持東盟在東亞地區扮演主導角色。此次峰會上，溫家寶總理的講話也再次
強調中國絕不會在本地區謀求支配性地位。這表明中國和平崛起的決心和方法。中國
一再強調東盟在東亞區域主義中的主導角色，這樣的做法在國際關係中是很少見的。
中國這樣做，無疑在追求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的責任。

　　第二，中國強調東亞峰會或者其他地區組織的開放性。溫家寶總理這次特別強調
了這一點。任何區域組織都有其“邊界”，如果沒有邊界就成為了國際組織。但如何
處理區域組織和國際組織，或者各種區域組織之間的關係，一直是國際政治中的一個
難題。峰會前，美國一直擔心東亞峰會不會成為中國主導的封閉性的地區組織，而和
美國對抗。美國當然以自己的經驗來看待中國。中國方麵一直強調區域組織的開放性
。這次東亞峰會還包括了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表明峰會已經具有足夠的開放性
。中國也強調東亞組織和其他區域組織如北美和歐盟之間的交往。

　　《２１世紀》：這個“地區組織的開放性”本質是什麽？亞洲的整合會不會使亞
洲走向封閉？

　　鄭永年：中國的這種做法已經大大有別於傳統大國崛起時的做法。在美國，很多
人擔心中國會在東亞推行中國版本的“新門羅主義”，把美國影響力趕出這個地區。
很顯然，美國當時在崛起之時，就是這樣針對英國的。但很顯然，中國並沒有這樣做
。中國並沒有在任何意義上要減少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中國希望的隻是共同負責維
持地區的安全，和美國共享國際區域空間。亞洲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亞洲，甚至也不
是亞洲人的亞洲，而是全世界的亞洲。

　　這就是中國一直所強調的“地區組織的開放性”概念的本質。這不僅僅表明中國
並不在謀求利用任何東亞組織來對付其他區域組織，更重要的是一種全球化情況下的
區域組織新思維。亞洲的更整合、更協調，不是為了使亞洲成為一個封閉的區域，而
是為了本區域的更開放。這種思維方式一旦成為亞洲國家的政策話語，必然會有效地
推動一個全新亞洲秩序的到來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