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讀書心筆
寫日記的另一層妙用，就是一天辛苦下來，夜深人靜，借境調心，景與心會。有了這種時時靜悟的簡靜心態， 才有了對生活的敬重。
引子：星期五晚上，還是在那個名叫Madison的酒吧和兩位Paul見了麵。雖說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可是我們上次的見麵時間卻是暖風徐徐的多市晚夏。席間問長問短，打諢逗趣自不必說，畢竟是一群財經人，酒過三巡，高談闊論，話題自然得轉移到近來的美元、黃金市場和布雷頓森林體係。深夜，三分酒醒時，在朦朧中有了這篇財經文摘。
一、“懷特計劃”
1944年7月，二戰中的44個同盟國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的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村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美國財長助理懷特提出的“懷特計劃”為基礎的《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和《國際複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為“布雷頓森林協定”(The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基於“懷特計劃”的存款原則和國際黃金匯兌逅閽?虻牟祭錐偕?痔逑抵饕?辛礁鎏氐悖?/SPAN>1）美元與黃金直接掛鉤；2）其他會員國貨幣與美元掛鉤，即同美元保持固定匯率關係。布雷頓森林體係實際上是一種國際金匯兌本位製，又稱美元/黃金本位製。它使美元在戰後國際貨幣體係中處於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黃金的“等價物“，各國貨幣隻有通過美元才能同黃金發生關係。從此，美元就成了國際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國的主要儲備貨幣。
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建立，使國際貨幣金融關係有了統一的標準和基礎，結束了戰前貨幣金融領域裏的混亂局麵，並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擴大了世界貿易。美國通過贈與、信貸、購買外國商品和勞務等形式，向世界散發了大量美元，客觀上起到擴大世界購買力的作用。同時，固定匯率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由於匯率波動而引起的動蕩，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主要國家的貨幣匯率，這有利於國際貿易的發展。據統計，世界出口貿易總額年平均增長率，1948-1960年為6.8%，1960-1965年為7.9%，1965-1970年為11%；世界出口貿易年平均增長率，1948-1976年為7.7%，而戰前的1913-1938年，平均每年隻增長0.7%。IMF要求成員國取消外匯管製，也有利於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的發展，因為它可以使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在實務中減少許多幹擾或障礙。
二、“特裏芬難題”
然而，保持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穩定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1）美國國際收支保持平衡；2）美國擁有絕對的黃金儲備優勢。但是進入60年代後，隨著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加劇，各國經濟實力對比發生了變化。1950年以後，美國對外貿易除個別年度略有順差外，其餘各年度都是逆差，並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僅1971年上半年，貿易逆差就高達83億美元。隨著國際收支逆差的逐步增加，美國的黃金儲備也日益減少。1949年，美國的黃金儲備為246億美元，占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黃金儲備總額的73.4%，這是戰後的最高數字。此後，逐年減少，至1971年8月尼克鬆總統(Richard Nixon)宣布“New Economic Policy”時，美國的黃金儲備隻剩下102億美元，而短期外債為520億美元，黃金儲備隻相當於積欠外債的1／5。美元大量流出美國，導致“美元過剩”，1973年底，遊蕩在各國金融市場上的“歐洲美元（Eurodollar）”就達1000多億。
由於布雷頓森林體係前提的消失，也就暴露了其致命弱點，即“特裏芬難題”（Triffen Dilemma），即美元的清償力和信心之間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而這是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先天缺陷”。其他國家的貨幣如果單獨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則不會遇到這種難題。由於體係本身發生了動搖，美元國際信用嚴重下降，各國爭先向美國擠兌黃金，而美國的黃金儲備已難於應付，這就導致了從1960年起，美元危機迭起，貨幣金融領域陷入日益混亂的局麵。為此，美國於1971年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各國政府用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這就使西方貨幣市場更加混亂。1973年美元危機中，美國再次宣布美元貶值，導致各國相繼實行浮動匯率製代替固定匯率製。美元停止兌換黃金和固定匯率製的垮台，標誌著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貨幣體係瓦解。
三、“三難定理”
在後來的幾年中，各國曾通過多項協議，試圖修補或恢複布雷頓森林體係。但這些努力都未能經得起市場波動的考驗。相反，固定匯率製度瓦解後出現的浮動匯率製卻遠比預想的穩定和有活力。美聯儲前主席Paul Volcker 曾對此有一個簡短的評價，“所有最壞的(預言)都落空了”。布雷頓森林體係的瓦解引出了宏觀經濟學中一條經典的“三難定理”，即任何國家不可能同時兼顧資本自由流動、匯率穩定 (固定)、自主的貨幣政策這三項政策目標。既然不能三者皆顧，任何經濟體就必須在三者之間做一個取舍，其中關鍵是看政策組合的收益和成本。最佳的政策選擇首先必須適應經濟體的特點，即內需產業與外貿產業對經濟增長的相對重要性。其次，一時的最佳選擇也未必永遠最佳。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內需產業與外貿產業的相對重要性會發生改變，並需要新的宏觀政策組合與其配套。
在過去的20年中，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都毫無例外地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這並不是偶然的。隨著經濟水平的提升和市場化的深入，金融市場會逐步成為所有市場的中樞神經，為其他市場提供信號，降低信息成本，並引導資源的最佳配置。同時，金融市場又具有所有市場的共性，它隻有在供給和需求相對自由的情況下才能正常運轉。盡管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會帶來許多負麵影響，但它卻是實現金融市場的供給和需求自由的重要一環。以香港為例：香港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匯率穩定來保障其作為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穩定地位。然而香港利率必須緊跟美國利率，從而放棄了貨幣政策的自主能力。這一選擇的代價是沉重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的數年間，處於經濟衰退中的香港必須承受美國在擴張期的高利率，這導致了香港GDP和CPI大幅度收縮。因此，香港在金融危機之後的經濟複蘇比其他亞洲經濟緩慢得多。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是選擇資本自由流動和自主的貨幣政策最為徹底的例子，但兩國匯率在過去的10年之內經曆了上下70% 的貶值和升值周期。歐盟各成員國放棄了自主貨幣 (甚至財政)政策，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同時，歐盟卻又放棄了匯率穩定，允許歐元自由浮動。中國，以及金融危機後的許多亞洲經濟體，通過選擇對資本流動的管製來取得經濟內部自主的貨幣政策和外部匯率穩定的雙重穩定，難而目前的問題在於，這些國家對資本流動的管製能否長期地維持下去。
2005年9月24日多倫多
文摘來源:上海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