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觀察之225 --- 探詢美國強盛之謎

２０世紀初，阿根廷與美國具有類似的發展機遇，不到１００年之後，阿根廷與
美國已經無法相提並論。為什麽阿根廷的經濟沒有起飛？在近幾十年，在世界範圍內
，幾乎所有的高科技產業都無一例外地在美國興起的，美國不斷地引導全球高科技產
業的發展，日本和歐洲國家隻是依靠模仿在後麵拚命地追趕。

　　這是為什麽？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日本和歐洲等都經曆了戰後經濟的高速
增長。但是，在經曆了一段粗獷式的發展之後，歐洲和日本都出現了停滯不前的情況
，而美國經濟卻從此一馬當先，進入了一日千裏的時代。這是為什麽？這對於經曆了
二十多年粗獷式發展的中國經濟有什麽借鑒意義？在樹立科學發展觀今天，如何建立
一個有效的機製，從根本上解決金融資源錯配和浪費的問題？如何實現中國經濟的可
持續發展，在保持社會高速發展的同時，為每個人創造公平交易和致富的機會，並真
正做到“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

　　記者：今年初，您翻譯的美國經濟史作家約翰·戈登所寫的《偉大的博弈———
華爾街金融帝國的崛起》一書麵市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您翻譯這本書最大的感受
是什麽？

　　祁斌：幾年前，當我在華爾街工作的時候，就對美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史很感興趣
，２０００年，我回國加入證監會，投身於我國資本市場的建設。在工作中，我越發
感覺到有必要增加這方麵知識的了解。我一直以為，與經濟和金融一樣，經濟史和金
融史也有很多規律可循，值得深入研究。而相對於其它國家的資本市場，華爾街的曆
史是我們建設中國資本市場一個很好的參照。這一方麵是因為美國的資本市場是全世
界最發達和最成功的資本市場，另一方麵，是因為華爾街在美國超越歐洲列強的過程
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而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必然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起到同樣的
重要作用。

　　紐約大學的梅建平教授向我推薦了美國經濟史作家約翰·戈登所寫的ＴｈｅＧｒ
ｅａｔＧａｍｅ一書，我將這本書譯成了中文，書名叫《偉大的博弈———華爾街金
融帝國的崛起》。關於華爾街的曆史有很多專著，而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它並不
隻是簡單講述華爾街的曆史，而是把它放在美國經濟起飛的大背景下去描述，因此，
對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振興與和平崛起有非常現實的借鑒意義。

　　記者：就您對華爾街曆史和現狀的了解，談談什麽是真正意義上的華爾街？華爾
街對美國經濟的起飛起到了什麽作用？

　　祁斌：華爾街在廣義上是美國的資本市場乃至金融服務業的代名詞。雖然，地理
上的華爾街是一條長不過幾百米的小街，而真正意義上的華爾街，不僅包括紐約最繁
華的金融區裏大大小小的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也包括遍布美國和世界各地的華爾街
投資銀行的分支機構。在這個行業工作的人，不僅包括每天在紐約的華爾街上忙忙碌
碌的幾十萬人，也包括遠在佛羅裏達的基金經理、加州“矽穀”的風險投資家或美國
投資銀行在倫敦或香港證券市場的交易員等。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華爾街已經
跨越了國界，擴展到全球的各個角落。事實上，作為美國金融服務業的總稱，華爾街
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自成體係的金融帝國。根據２００４年美聯儲數據，美國的資本市
場的規模已遠遠超過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２００４年，美國股市的市值達到１７．
２萬億美元，占美國ＧＤＰ（１２萬億美元）的１４３％；美國債市市值達到３６．
９萬億美元，占到美國ＧＤＰ的３０８％。

　　在美國經濟發展的曆史上，幾乎每一次大規模的經濟熱潮或技術進步都是依托資
本市場發展起來的。從十九世紀早期大規模運河和鐵路的修建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
到後來的鋼鐵和化工等行業的興起推動美國重工業化的進程，美國經濟起飛過程中的
每一個階段都與華爾街密切相關。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以來，在世界範圍內，幾乎所有的高科技產業都無一例外地在
美國興起的。經濟學家們不禁要問：這是為什麽？事實表明，美國高效的資本市場以
及與之相關的風險投資產業，是一個強大的創新機製，它創造出了“矽穀”神話；它
不斷地發現和推動一輪又一輪高科技浪潮，是美國經濟和科技產業始終保持領先地位
的根本原因。在被稱為“咆哮的９０年代”，道瓊斯工業指數從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０
０多點起步，持續上漲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２０００點左右，上漲接近６倍，市值占全
球市值的一半以上。這是美國股市一日千裏的時代，也是給美國經濟帶來革命性變化
的時代。資本和科技高度有效地結合，實現了美國從傳統經濟向新型經濟的轉變，並
使其保持在全球範圍內領先的地位。

　　記者：您怎樣理解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係？“偉大的博弈”指的是什麽
博弈？

　　祁斌：作為虛擬經濟的代表，華爾街的發展依托於美國的實體經濟，而美國的實
體經濟同樣也不可能離開華爾街，兩者的良性互動創造出了經濟史上虛擬經濟與實體
經濟協同發展的成功典範，使得美國在不到２００年的時間裏，迅速超越了包括日不
落帝國在內的歐洲列強，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

　　可以說，資本市場的曆史就是一部博弈史，是一部在幾個不同層次的博弈史。第
一個層次是資本的博弈。亞當·斯密提出了自由經濟的概念，而資本市場是自由市場
概念的延伸，是市場經濟的最高形式。正是在人類本性驅動下的資本博弈過程中，資
本的配置效率客觀上被優化了。資本市場的本質是一個將人類本性包括逐利、自私、
貪婪等轉化為社會經濟前進動力的機製。

　　其次是金融中心的博弈。在美國建國之初，費城是比紐約更為重要的金融中心。
為什麽紐約能夠超越費城？原因是早期費城的金融機構高度舉債，在經濟衰退的時候
便難以為繼，使得費城在與紐約的博弈中落敗。在倫敦與紐約競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的過程中，決定因素是美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第三個層次是大國的博弈。最典型
的例子是美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博弈，尤其是美國與英國的博弈。在美國發展的早期
，美國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的資本輸入。早期的美國證券信用度極
差，後來才逐步改善。在美國經濟起飛的時候，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的心理是非常矛
盾的。一方麵，它們並不希望看到美國的崛起，試圖遏製美國的發展。但另一方麵，
當遏製無法奏效時，它們又想分享美國的經濟成功，具體做法是到美國去投資或購買
美國的股票。英國和美國的博弈最終以美國超越英國結束。１９００年，美國的人均
ＧＤＰ是英國的８９％，到了１９１３年，這個比例成了１０５．５％。當紐約超越
倫敦成為世界金融中心時，美國超越了英國。這個發人深省的曆史事實再清楚不過地
證明了資本博弈、國際金融中心博弈和大國博弈三者之間的協同關係。

　　在當今的世界上，各個國家和地區對國際資本和金融資源的競爭更加白熱化。例
如，近二十年，一些新興市場紛紛推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ＱＦＩＩ）製度，以爭
奪國際資本；中國的上市公司也已成為全球主要交易所爭奪的資源，包括中國香港、
紐約、倫敦、新加坡、法蘭克福、澳大利亞和多倫多等交易所，都在想方設法爭取中
國的公司到它們的交易所上市。

　　記者：您認為，資本市場對於一個國家和平崛起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麽在特
殊時期如戰爭時期，資本市場的作用又是什麽？它對戰局的勝負有沒有影響？

　　祁斌：梅建平教授曾提出一個疑問，就是英國和日本為什麽能戰勝當時的滿清中
國？按照經濟史學家的估計，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中國的國力遠遠超過了英國
和日本，分別是英國的４倍和日本的５倍。在如此懸殊的國力對比條件下，到底是何
原因使兩個入侵國以小勝大、以弱勝強？除了大家普遍認為的清朝政府腐敗、閉關自
守等原因外，他認為，曆史學家們還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那個時期的英國和日
本擁有一件中國沒有的“先進武器”———資本市場。這兩個國家的政府都通過發行
戰爭債券來支持戰爭，而當時的清政府靠的是撥款和捐款，加之各個環節的腐敗，使
得北洋水師的軍費開支都難以為繼。資本市場對戰爭進程的巨大影響由此已可見一斑。

　　同樣，在美國南北戰爭中，當時已經掌握了資本市場這一先進融資工具的北方政
府，通過發行國債來籌資，其籌資的速度遠遠大於戰爭消耗軍費的速度，戰爭勝局由
此奠定。而南方在戰爭期間主要依靠發行貨幣，最後通貨膨脹率達到了戰前的９００
０％，這是任何一個經濟體都無法承受的災難，這成為導致南方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記者：發展資本市場對於我們樹立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有什麽作用？

　　祁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曆史來看，一個高效的資本市場是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機製；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現階段，資本市場也是幫助我們實現科學發展觀的重
要手段。例如，在我國發生的“鐵本事件”，雖然它的發生有很多偶然因素，但是它
反映的根本問題是金融資源的非市場化配置所帶來的嚴重後果。而真正要減少類似事
件的發生，需要建立金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機製。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有利於實現金
融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建立科學的發展觀，使我國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２０世紀的３０年代，通用汽車的總裁威爾遜主張讓工人用養老金來購買股票，
當時美國的右翼人士責問他，這樣工人不就會成為資本家了嗎？威爾遜回答說，正應
該這樣。１９２９年，在美國，擁有股票的人隻占２％，今天，已經有超過５０％的
人擁有股票。幾十年之內，更多的人成為了“資本家”。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資本
主義的根本矛盾是社會化大生產和極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矛盾。在二十世紀，大部
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試圖用兩條途徑調節其內部矛盾，一是建立社會保障製度，通過
向富人征收高額賦稅，通過對社會分配的再調節來緩解貧富分化。二是資本市場的發
展，使得工人也持有公司的股票，雖然持股比例不一樣，但仍然大大緩解了勞資雙方
的矛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們進行國有體製改革、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
，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麵來促進與和諧社會的構建：一是資本
市場有助於實現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使社會整體更加富足；
二是資本市場為每一個普通人創造了公平交易和致富的機會；三是能有助於真正做到
“人民當家作主”，通過持有股票，使得更多的人成為企業的主人。因此，可以說，
資本市場是我們實現和諧社會這一宏偉目標的重要手段。

　　記者：在我國建設資本市場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麵？在全球背景下的中國
資本市場站在曆史發展的十字路口，該何去何從？其他國家有無類似的際遇或經驗教
訓值得我們借鑒？

　　祁斌：我們應該從影響大國興衰的高度來認識建設資本市場的重要性。

　　美國的崛起與阿根廷曾經有過的曆史機遇是最能說明這個問題的例子。阿根廷在
２０世紀的初期也曾有過與美國類似的發展機遇。１９１４年，阿根廷的人均ＧＤＰ
已經超過３０００美元，而美國在當時仍然是一個亂糟糟的國家，當時很多歐洲人選
擇去阿根廷定居或投資而不是美國。而不到１００年之後，阿根廷與美國已經無法相
提並論。有經濟學家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麽阿根廷的經濟沒有起飛？造成這種差別
的各種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原因很多，但是，資本市場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沒有經
濟學家或曆史學家會否認美國資本市場在其經濟起飛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而阿根廷
沒有能夠建立一個有效、健康的資本市場來推動其經濟的長期發展，是它在大國博弈
中最終落敗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近代的發展尤其說明了這一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日本和歐洲等都經曆
了戰後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由於長期被壓抑的民用需求得到恢複，拉動了經濟增長
所致。但是，在經曆了一段粗獷式的發展之後，歐洲和日本都出現了停滯不前的情況
，這是因為初級消費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飽和期。而美國則
依靠資本市場的推動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在這一過程中，美國資本市場的功能得
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正如前麵提到的，在近幾十年，美國引導了全球高科技產業的
發展，日本和歐洲國家隻是依靠模仿在後麵拚命地追趕。

　　從中國的情況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初級消費帶動的增
長也會逐步發展到一個相對飽和的階段。如何創造一個有效的金融體係，這個體係能
夠支撐中國經濟在未來幾十年的持續增長，能夠不斷地發現並推動新的經濟增長點，
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記者：請您談談對中國資本市場現狀的看法。目前中國資本
市場麵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麽？我們還有多少機遇？

　　祁斌：在某種程度上，在中國資本市場上似乎能看到華爾街二、三百年曆史的濃
縮版。例如，在我們的市場上出現的券商委托理財的問題，與華爾街曆史上出現過的
龐式騙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我們市場的早期，也出現過類似於華爾街早期的投機
者。而在電子交易、結算、監控等方麵，我們又具有最現代化的手段和技術。可以說
，我們是站在曆史的肩膀上發展資本市場，我們理應借鑒其它國家發展的經驗和教訓
，少走彎路。

　　放在全球競爭的背景下，我國的資本市場麵臨著巨大的挑戰。目前，我們的流通
市值不足１萬億人民幣，而美國的資本市場僅通用電氣一家上市公司的市值就有３萬
億人民幣。在市場完全開放條件下，通用電氣不需要用現金，隻要用其巨大市值中的
很小一部分就能將中國的電器行業全部收購。在道瓊斯指數從１９８２年的１０００
點到１９９９年的１００００點的過程中，美國股市膨脹了很多倍，這些虛擬財富為
美國企業實現跨國購並提供了巨大的購買力。一個規模小、效率低的資本市場，不僅
無法有效地支持中國經濟的發展，在國際競爭中也顯得力不從心。大量優質公司選擇
到國際資本市場上市，使得中國資本市場如何增強競爭力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在眉睫。

　　但是，不管存在多少困難和挑戰，在中國發展資本市場一定有良好的前景。有一
種理論認為資本有集中的趨勢，美國的資本市場規模最大、深度最深、流動性最好、
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監管最嚴、法律最健全，所以說，全世界隻需要美國這一個資
本市場就夠了。這種觀點當然是片麵的。在世界的東方，中國完全有機會建立一個新
的國際金融中心。理由是：首先，全世界的華人經濟體是一個巨大的語言共同體，無
法想象所有的中國公司到相隔萬裏的美國去上市，並用英語與投資者溝通；第二，中
國ＧＤＰ增長迅速，實體經濟發展良好；第三，中國社會並不缺乏資本，反之，大量
的資本缺乏投資渠道；第四，中國人勤勉節儉，天性中有對投資及創業的熱愛。這些
都是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有利條件。

　　因此，中國的經濟起飛將為一個潛在的巨大的本土資本市場的發展提供堅實的基
礎，而中國的崛起也期待著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的支持。

　　鏈接：祁斌，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係並留校任教。後赴美留學，先後學習生物技
術、經濟和金融等，畢業於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從１９９７年開始在華爾街工作，在
紐約、倫敦和矽穀等地從事金融業務。曾供職於高盛公司等國際金融機構，並曾在紐
約一家風險投資基金任合夥人。２０００年放棄華爾街的合夥人職位，回國加入中國
證監會，任戰略規劃委委員，２００１年至今，任中國證監會基金監管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