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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寧/文
香港的繁榮與衰退關鍵在於貨幣政策的選擇與定位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與商業中心,具有良好的法律環境、基礎設施、人力資源,又背靠中國內地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經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香港經濟由於曆史原因卻存在一個致命的症結—港幣問題。在中國經濟起飛以前,香港作為一個小的開放經濟體,采取了與美元掛鉤的聯係匯率製度,減小了與世界的交易成本。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壯大,香港已越來越依賴於中國對外金融、貿易與商業服務,也就相應地需要與內地之間減小商業成本。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未來香港貨幣政策的選擇與定位。
香港近來經濟的複蘇,正如同前些年的衰退,是其貨幣政策的直接後果。港幣在1997年後作為周邊除大陸外唯一保持匯率不變的經濟,按貨幣購買力而言,尤其是經常性消費價格如房價明顯高於周邊地區,造成經濟難於增長,失業率居高不下,多年處於通貨緊縮的陷阱之中。1997年對港幣的成功防守,保住了香港金融係統的穩定,沒有使銀行和地產商造成打擊,然而香港卻在未來的幾年中付出了經濟萎縮的代價。
這兩年美元的走低使港幣相當周邊貨幣貶值,通貨緊縮的壓力自然減小,而香港經濟也得以喘息,然而香港不能指望美元永遠貶值,當美元回升之時,港幣必將再次拖累香港回到通貨緊縮與經濟蕭條之中。
港幣問題的另外一極就是其與人民幣之間的關係。從長遠來講,香港經濟的出路在於成為中國經濟的一部分,除了作為對外橋梁之外,更要成為中國內部經濟與金融的中心之一。因此為減少商業成本,港幣應與人民幣掛鉤。在人民幣還與美元掛鉤時,香港與內地之間的匯率風險暫時並不存在,但作為遲早成為世界前三經濟實體的中國經濟,是不大可能長期考掛在美元上的,因此港幣遲早是要脫離美元而靠向人民幣的。
港幣與人民幣掛鉤有助於減少商業成本
過渡匯率政策是要經過一個痛苦的過程的,在長期趨勢使然的環境下主動的改變可能成本更低。但無論是社會、政治還是經濟的變革,往往壓力不接近爆發是很難以短痛換長痛的。經濟代價最小的選擇可能是主動貶值港幣,並靠掛人民幣,使香港經濟落回到一個新的高度,重新對自己進行正確經濟定位,並使經濟從此開始增長。
索羅斯在上世紀90年代初在逼迫英國政府貶值英鎊的過程中賺到了大概十億美元,但由於脅迫英格蘭銀行采取正確貨幣政策而使英國挽回的損失恐怕比他賺到的要多得多。假如中國令人信服地采取了穩定的貨幣政策,而香港若更有勇氣,則會在調低港幣後勇敢地扔掉手中的鑰匙,在人民幣自由兌換後由港幣過渡為采用人民幣。因為香港若想成為中國內地經濟的金融中心,很難想象其貨幣不是人民幣。
香港若是在匯率的問題上遲疑甚至恐懼,那麽其經濟將會不可避免地在居高臨下的貨幣脅迫下經常在通貨緊縮與負增長中掙紮。其經濟在這種困難下很難有理性的調整與重新定位。而匯率不穩定也會嚴重影響其與上海競爭中國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嚴重點,連其作為華南商貿金融中心的地位都可能受到廣州和深圳的挑戰。
香港現在的經濟過度依賴於對內地在發展過程中製度缺席的套利,如零售業是建立在內地的高關稅;金融業是建立在內地金融改革落後;服務業則是在內地發展初期國際化程度低等。由於語言、文化、地域、邊界和貨幣等原因,一旦雙方差距縮小,香港的產業結構將會受到嚴重的挑戰,待內地機構壯大之後,若再轉型恐怕會為時已晚了。
中央政府出於其它非經濟考慮給了香港很多經濟上的優惠,而香港政府也希望通過要政策來減輕其它政治上的壓力。但香港經濟若不利用這種短期的政策優惠轉化為機構與製度上的優勢,在經濟上得過且過,可能會在長期坐失發展的良機,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作者為博時基金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