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建於公元1368年,先定都南京,後於永樂十九年遷都北京,曆經16帝277年,1644年滅亡。明朝是中國曆史上“將星如雲,謀臣似雨”的時期之一,高漲的民氣、英明的君主、善戰的軍隊、高超的謀略、出色的統帥,這時都奇妙的凝聚在一起,立朝八十多年後奪回唐代五分之四的領土,可謂是中華民族史上一個偉大的朝代。
大明王朝最值得稱道的當數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在稱帝後,大力革故鼎新前朝製度,集軍政大權於一身,並采取了一係列恢複和發展經濟的措施,使社會經濟在洪武年間就達到了曆史最高水平,為明後代的繁榮奠定了良好基礎。太祖在位時,大明疆域北達烏第河,東達日本海,西達哈密,包括西藏在內的西南及東海南海諸島盡在版圖之內。明成祖年間,大明王朝達到了全盛時期。朱棣雖起兵反對削藩,但他一登基後同樣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又創設內閣以輔佐政事,信用宦官而授予專權,增設東廠以偵察臣民,進一步推行君主專製。此外,成祖對外親征漠北、南定安南、經略東北、六下西洋,使國威遠揚,史稱“永樂盛世”。此時的中國綜合國力無論在亞洲還是世界,都堪稱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二位賢帝之外,明朝還為後代的禮儀、政治、文化、航海和尊重女性的社會風尚寫下了不可磨滅的一筆墨章。
太祖立國事傳禮儀
朱元璋從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參加元末農民起義郭子興部起,即表現出卓越的軍事和組織才能,自率一支農民起義軍,攻城掠縣,勢力漸次擴大。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消滅張士誠,南征方國珍、陳友定,北伐元朝末部,兵將奉命而出,進展十分順利。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百官的勸進和擁戴下,於郊壇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洪武,追尊四代。
雖然明太祖對開國功臣確實有點心狠手辣,但他也是敢於創新國家政治禮儀的明君。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在午門外設立登聞鼓,每天令監察禦史一人監視。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訴訟。若府州縣、行省官及按察司不為伸理,阻止引奏,處以死刑。另外,太祖還詔命學士陶安與中書省左丞相李善長規範國家宗廟禮儀。自此,後代各朝皆於南郊圜丘祭天,於北郊方澤祭地,以經為正,依周製分祭南北郊。並追尊高、曾、祖、考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祭祀,凡五亨。
明太祖本身是在豪傑逐鹿之中馬上奪天下,武功兵事上不遜兵家。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奉天門與劉伯溫論兵事時說:“克敵在兵,而製兵在將。兵無節製則將不任,任將非人則兵必敗。因此,在兩軍相爭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有良將。” 伯溫答:“我每次見陛下籌劃帷幄,未見得製勝,而結果摧鋒破敵,動若神明。才知任將在陛下。”朱元璋又說:“所謂兵,即是謀。因敵製勝,得從實際出發,豈能泥於古法!我曾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閹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無常,根本無暇考慮古法。關鍵是根據急速變化的形勢,采取相應的戰略戰術。因此,史書把明太祖,唐太祖,和清太祖的武功並提,確有根據。
成祖修文典經盛世
洪武三十一年明太祖死後,以皇太孫的身分繼位的明惠帝感到諸王的勢力日益坐大,威脅到自己的皇位,即與大臣齊泰、黃子澄謀議削藩。燕王朱棣遂打出“清君側,靖內難”的旗號,於建文元年(公元399年)七月在北平誓師起兵,史稱“靖難之變”。朱棣君臨天下之後,大力恢複發展經濟,尊儒納士編纂了舉世聞名的《永樂大典》,進而遷都北京、疏通了大運河、派遣鄭和六下西洋。這些一係列成就,足以令成祖傲視古今。
明成祖即位後,為了恢複遭受靖難戰爭破壞的社會生產,他一方麵繼續執行洪武時期的移民屯墾與軍士屯田政策,另一方麵興修水利,賑濟水旱災害,使得農業和手工業迅速得到恢複和發展。整個永樂年間,國家歲糧收入豐實,史書記載曰“屯田米常溢三分之一”。明成祖還五次親征漠北,先後擊敗韃靼和瓦剌,並進一步修築長城,建立了“九邊”防禦體係,同時在西北,在安定、阿端、曲先三個羈縻衛所基礎上,繼續向西拓展,增置罕東、赤斤蒙古、沙州、哈密四個羈縻衛所,合稱“關西七衛“。
朱棣的文治可與後世的乾隆並肩。永樂元年,成祖下詔任命靖難功臣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並大才子解縉總其事,率三千文士修《永樂大典》,可謂當時的人文盛事。《永樂大典》於永樂五年大功告成,共有22877卷,又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是我國曆史上最大的類書,內容包羅了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戲劇、小說、技藝諸項。《永樂大典》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照錄原文,未作刪改。這種做法保持了書籍的原貌,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永樂大典》於嘉靖四十一年經曆皇宮三大殿失火之災,由於搶救及時,竟然幸免於難,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大奇事了。另外,按照《明史》中的說法,鄭和六下西洋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三寶太監鄭和也因此成為中國曆上著名的航海家和西方公認的“世界十大航海家”中惟一的中國人。
盛世創藝術出名家
明代的書法主要崇尚帖學。前期以沈度、沈粲兄弟的“台閣體”為代表。中期則出現了號稱“吳中三大家”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寵等一批傑出的書法家,以至當時有“天下書法皆歸吾吳”之說。明晚期草書之風大盛,在前期陳獻章創製束茅代筆的“茅龍書”引導下,徐渭豪放不羈的狂草繼之,張瑞圖之峻峭,黃道周之偉岸,倪元璐之放逸,王鐸之騰挪,都折射出大動蕩時代人們的心態與創造力。明代的繪畫更是畫派紛呈,名家輩出。在相當一段時期裏,追求雍容華麗和雄勁陽剛的“院體”與“浙派”占據了前明畫壇的主導地位。直到明代中葉,隨著新經濟因素的發展與文人個性意識的自覺,文人畫才逐步取代了“院體”的主流地位。晚明名震一時的“四大家”董其昌、邢侗、張瑞圖、米萬鍾則主張“字須熟外生”,追求平淡古樸的書品與畫風,對於明末一直到清代中葉都有著很大影響。。
明代家具自成體係,是中國家具民族形式的典範和代表,影響深遠。明代家具多用南洋進口的優質硬木,諸如黃花梨、紫檀木、紅木、鐵木、杞梓木等,質地堅硬,色澤柔潤,紋理優美,據說很多是明初鄭和下西洋時帶回中國的。明家具的藝術特點是造型簡潔,加工精細嚴謹,顯得精致高雅,比例合度,整體與局部、局部與局部很和諧,具有很高藝術價值。明代的製瓷業則開創了釉下青花和釉上鬥彩相結合的新工藝,其中又以永樂、宣德時期的銅紅釉、福建德化的象牙白、山西晉南的法華三彩最能反映明代製瓷技術的傑出成就。
坎坷賢皇後修女誡
身為皇後的馬氏生活經曆十分曲折艱難,她自幼失去父母,寄寓郭子興為養女。後來朱元璋投奔郭子興部下為兵,子興奇其才能,即以馬氏許配元璋。從此,馬氏竭盡婦道,以元璋喜憂為喜憂,常率將士妻妾隨夫出征,受盡了坎坷急迫之苦。朱元璋即位後冊封馬氏為皇後,但這位“國母”仍以常人處之,謙虛謹慎,暇時常令女史講求古訓,習前朝賢後家法,厚待妃嬪宮人。因與朱元璋共過患難,深知其易怒的脾性,每當朱元璋前殿決事震怒而還,便不失時機地予以規勸。馬氏出身貧賤,平時生活儉樸,對民間疾苦尤其關心,每遇旱災、水災,馬皇後都要率宮人蔬食祈禱,設麥飯野羹,且勸朱元璋及時賑濟。馬皇後於洪武十五年,因病過世,諡孝慈皇後。臨終前,朱元璋問她有什麽事要交待的?她說:“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民得所。”太祖為之痛心疾首,決心不再另立皇後,以報馬氏。
可能是為了感謝賢妻的如影相隨和默默奉獻,朱元璋於洪武元年命翰林儒臣修《女誡》。太祖曾對翰林學士朱升等說:“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後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察曆代宮闈,政由內出,沒有不釀成禍亂的。”看來這位明太祖確實深明修家和治國並重的道理啊!
後語
總的來看,明應該與漢、唐兩代並稱盛朝,明成祖之治也應和漢武帝、唐太宗等一樣並為盛世。但曆史上,永樂之治卻不如武帝盛世、貞觀之治那樣出名,其原因或與成祖篡位奪權有關,或與明初開始的宦禍及特務統治相係,令史家對朱棣的所作所為產生一種厭惡之感,故往往加以貶抑。不過,論及朱棣之雄才大略,似不稍讓李世民。觀永樂年間之政績,比較漢、唐、明三朝形勢,成祖宜與漢、唐盛世之君主相媲美。漢武帝是以“通西域”而著稱,唐太宗因被尊為“天可汗”而聞名,明成祖則以“下西洋”而傳世,因此,“永樂盛世”和大明的榮耀實非虛美之評語。
寫於2005年2月16日多倫多
你就光吃飯,幹活啦!:)
1)所謂天心難測,我不敢斷言明成祖心裏所思。不過我隱約記得有人在網上問過同樣的問題。好象答案是:從心理學角度來講,那種在戰場上指揮千軍萬馬,來回撕殺所帶來的征服感和成就感是一個男人難以抵禦的,連皇帝也不例外。我認為朱棣自己也是帶兵打戰的帥才,這從“靖難之變”就可略窺端倪。另外,成祖可能是久在朝中,手癢了,想出來散散心。正是這種親曆親為的作風,我覺得他的武功不在唐太祖之下。
2)沒讀過《女誡》,我也不方便讀吧:)。不過聽我奶奶說,古時候識書達禮的大家閨秀,都讀過象《閨訓千家文》、《女四書》、《女誡》和《女論語》等書。《女誡》最早出於東漢女大學問家班昭,而成祖修《女誡》則是為了避免出現唐朝時後妃幹政的局麵,同時讓那些朱棣所倚重的大臣的夫人們和皇後一樣以民生為念,做好內助。不過,從現代女權主義的觀點來看,是有很多非常不好的內容。
不當之筆,請回眸勿怪!有禮了!